序
翻开所有的传记，百分之百都是有头有面的大人物：政治家、名人、闻人、清客、大商人、大教育家、大作家、军阀，最不济的也是明星、主持人等等。三教九流，除了黄金荣这些已经有显赫历史的之外，很少能登上”传记”这一”大雅之堂”。他们大多在传记中记录了发家、趋附、上进、、拼搏的辉煌战果，很少有人写他没落、自杀 、上吊这些见不得人的倒霉事。所有这些在今天尤其”发达”，致使读者摸不清头脑，不知该信还是不该信。一位有名的军事家（什么名字早已忘掉）说过”历史是战胜者对过去事件的描述”不无道理。因此，很多”伟人”传记刚刚出版几天，地摊上就摆满了，五元一本、六元一本的吆喝着卖不出去（当然盗版的不在其内）。
至于城市平民，由于一生清淡，没有任何驚天动地的伟业，当然不能”入史”，因此从未听说有平民写传记之举。2004年冬季的一天，我们几十位退休的职工在八宝山为我们七十多岁的老工会主席送葬的时候，大家问起我最近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写回忆录”，结果是逗得大家捧腹哈哈大笑，好像一个老百姓就没有什么可回忆的”历史”，写鸡毛蒜皮、东家长、李家短，買了什么处理菜、处理裤衩，不让人笑掉大牙？
难道平头老百姓真的对过去的日子没有值得回忆的吗？过去的风风雨雨，欢乐和悲伤，都不值得记住么？他们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只是生活没有让他们腾达、长年让他们在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没没地过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好似树洞里蘑菇过的日子，但是他们终究是社会的一员，他们的日子，才是最真实的，才是社会真正的反映，他们的脊梁，抗起了世界。
因此，在这里，我想把一个平民的我所过的日子不论好坏，全都真实的呈献给大家，不加掩饰，不加修饰。我已是六十多岁的退休人员，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什么运动没有参加？什么苦乐没有赶上？我祖籍安徽合肥，出生在雾都重庆，童年在夢里水乡渡过，在南京、苏州、上海上过三个小学；在上海、西安、北京上过三个初中；然后高中、大学、工作，三反、五反、肃反、工商改造、反右、大跃进、红专辩论，文化大革命、抄家、下乡，一直到改革开放，哪一次没经过？家裡、本人，哪一次不受冲击？应该是有很多可以写的。
就这样，我曾经写了一段近八万字的我的父亲1947年至1978年的回忆录，1989年8月26日我的叔伯四哥克序带着孩子从台湾回到北京来探親，四十多年未见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不行，只好成天在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二爺究竟是怎么死的？”二爺指的是我父親，大伯（他的父親）死在抗日之前，大伯家五个孩子都是我父親给养大，所以他家五个孩子都把我父親当作他们的父親，这次克序帯着全家来北京也是把我父親作为他的长辈奠祖的。我听了克序他的提问，无法详细回答，只好说”说不明白，请看我写的传记吧！”就这样，它来京七天，那也没有去，躺在宾馆床上，仔细看了几遍传记。到他回台湾的前一天，我问他”看完了吗？”他说”看完了”。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我给你六个字就可以概括评价，那就是’字字血，声声淚’”
这八万字的传记原稿被他要去带到台湾，在一次因抽煙引起的大火中（大约1997年左右）连四哥带父親的传记一起化为灰烬。
我连底稿也没有，只好重打鼓，另开张，重新写起。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部平民家庭真实生活记录，没有一点加工，没有一点伪作，我只能说”这就是生活的写照”。
以此书献给我的父親和母親，願他们的灵魂在北京西南郊的太子峪公墓得到一点安慰！
重庆大轰炸到抗日胜利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五日，我出生在日寇大轰炸时候的重庆。出生地是二路口还是牛角沱，现在已说不清楚，当时正值轰炸最惨烈的前后，经常房子被炸，有时毁坏的无法再住，只好从废墟中拖出一些家什，再去租个什么地方住下。那时的家当也就二三个箱子什么的，非常简单不像现在搬家，一来就是一部大卡车。
这时我的上面已有了大姐、哥哥和二姐，都不过三四岁、五六岁，大姐张琦刚刚七岁，每次跑警报，她的唯一任务就是抱着我，快速进入防空洞，警报解除再把我抱回家。防空洞离住处有三四百米，快速走去也很累，何况还抱着个六七斤的包袱，跑累了，就把人包袱抗在肩上。经常是大姐已经到了防空洞，包袱皮也抗到了，打开一看，人却不在里面，趕紧再乘防空洞还没关门，跑出去找，不远处只见孩子光着屁股在地上哇哇大哭：好在那时都是土路，大姐个儿又矮，摔一下还不会出什么事！
到了防空洞，妈妈随即拿了小箱子细软进来，给我喂乳，不久，敌机飞临上空，狂轰乱炸一通，扬长而去。老百姓一句话不敢说，静静的躲在洞里，看着一股股烟尘拥进来，擔心着外面的房子和親人，因为有不少人如防空员是不许进洞的，要在外面暸望。遇到万一出现情况（如防空洞炸毁），还要疏散人口。
这时，父親在重庆上清寺一个政府下属的单位工作，是个科长官职。母親在家伺候我们四个孩子。
我父親出生在一九0五年。祖籍是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对河村。肥东县在合肥东约三十华里距离，对河村人都姓张，故而一提起”对河张”人人皆知。对河张的有名，并非因为张家出了什么大人物，而是自古张李联姻，李家正是李鸿章家族。李鸿章母親的坟就在我们对河不到一里地，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挖了个底朝天，老太太口含夜明珠，手持金龙头拐杖，身上披霞带玉，着实轰动了全镇人，一千多口都去观看，这是后话。
我的祖父是位私塾的教书匠，再上溯几代应该还是有几亩薄田算是一个稍有威望的小地主。到祖父一辈，受新思想影响，就开始了教书生涯，当然对他的子女希望平步青云，外出求得个一官半职，好容光耀祖。
刚读了二年私塾的父亲八岁即被送到卅里外的合肥完小，十六岁刚过，中学毕业，考取了位于河北省的唐山交通大学（就是现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从此再没回家。
唐山交大是学习铁路建设的，本行是铁路，但受五四运动影响，政治气氛也很活跃。作为一位十八九岁的青年，父親也卷入了运动之中，什么反军阀、反暴政、要民主、要自由都参加过，游行、示威、罢课、被关进牢狱，但他精力还是在读书上。在交大毕业时，根据当时学校要求，强迫所有毕业学生集体参加了国民党。他也开始了人生的转折。
在教书，搞工程几年后，父親认识了我们母親杨競夏
母親祖籍是江南水乡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在当地也是个望祖，母親是个大家闺秀。
不知为什么到了天津？
不久，他们由相识到结婚，这时已是一九三零年前后。
由于一九三三年日寇侵佔东北，接着华北也开始动荡，他们开始南迁，先是到河南？上，又到皖西，再入川，这时父亲又在国民党元老邓演达的影响下和张含清等人筹建了当时的第三党，即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张含清等人主持了第三党的工作，而父親年青，热情来的快，退的也快，筹建完毕，也就没有参加活动了。
来到重庆不久，因战事需要，父親被派往第六战区（即四川、湖北等地），当时主持六战区工作的共产党方面为周恩来，国民党方面是程？，国共合作，民主人士郭沫若是第三厅（宣传厅）厅长，当时俗称”跳午”厅，因为都是文艺界人士。
由于父親文笔不错，担任了第三厅宣传科的科长，负责对敌宣传，发发宣传品，投个传单，刷刷标语，也组织反日演出，在敌后及几个省都很活跃。
为打通抗日运输线，湖北省准备修建鄂西地区从恩施到巴东的简易公路，由於父親是学铁路的，公路、铁路都是土木工程，于是奉调任巴东县县长，主持工程修建，我们全家也跟着从重庆到了湖北省巴东县，这已是一九四二年了，我已三岁，但一句话也不会说。
对巴东唯一的印象是县政府内养了一头狗熊，经常闯出笼子，到大街上瞎逛也不咬人，只要一听到炊事员叫喊，它马上跑回去。哥哥姐姐都在上小学后来上了初中，搞不明白的是，县中却设在十几里之外的乡下，当年县长的女儿、儿子都得穿了草鞋，走山路上学，一天来回一次。
不久，因为南漳也要修公路，父親就被派往那里任县长。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总算胜利了，为了尽快趕往上海南京等地开展工作，全家又随父亲先到武汉，然后趕往九江，在庐山小住二个多月，到达南京。
这次从巴东乘船到汉口途中最大的损失是小偷偷走了一件皮箱，而这皮箱中装的是全家相片和纪念品，一件没有找回来。
在庐山，我们住在牯岺中路181号，那是一栋铁皮的平房，离蒋介石、宋美龄住的别墅相距不远，他俩经常在牯岺中路散步，和附近住家的孩子们打招呼，警卫员也就一二个人。
四五年底四六年初，父親奉调南京，先在三青团中央，后转到官兵合作总社任经理，我们全家搬到南京，先是在玄武湖找了个地方暂住，不久，即搬到了隋园新村。哥哥上了南京五中，大姐、二姐都上了学，母親一直在家相夫教子，生活终于稳定下来了。
1944年从汉口到南京途中
庐山
1945年夏庐山全家合影
1946年夏南京五台山边随园新邨,二姐和我抱着的是邻居家的孩子
1945年夏庐山全家合影
1945年秋南京玄武湖全家和邻居小朋友
人生关键时刻的动摇
一九四七年初，父親奉调济南，任济南被服厂厂长。负责生产华东地区部隊所需军服。一九四八年一进入八月，特别是立秋刚过，济南城中的暑气一天酷似一天。先是傍晚开始有了些凉风，陆续有人家搬了个小板凳到门口大树下、泉水边乘凉，扇了个大蒲扇，倒一碗花茶，围在石凳上海阔天空地胡扯。就是因为济南独有的环境”家家泉水，户户垂扬”，暑期来的快也消得快。每年到这时候，三伏已过，秋意渐显，全家老小开始秋游：蹬千佛山、逛大明湖，年老的也得带着孫子到趵突泉茶社沏上一杯酽茶，看着喷突的三柱泉水，让孫辈们在边上玩耍。谁让人们都说堂堂的济南首府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美的驚人呢？
过了几十年的平静日子，虽然有过土匪、有过军阀、抗日战争八年大部分在日伪统治下，日子过得很不舒坦，曾经过过亡國奴的不如牛马的生活，但是老百姓都没有经过大战争的考验：城内东西大街及环城的泉水，各处的名胜古蹟珍珠泉、黑虎泉从未被枪砲摧毁过，西埠的商业区从经一路到经八路，从緯一路到緯七路，商户如织，行客如云。比肩接踵而在虽未”张袂成荫，挥汗成雨”，但其繁华程度却是山东之冠！自开埠以来，日见繁荣。
但是今年的八月开始，城民们开始震动了，驚慌了！开始是市井小巷流言蜚语”要打仗了”然后逐渐被现象证实：政府大机关准备迁移，大商人已经开始转移财产到乡下去。虽然军事长官王耀武及政府官员一再辟谣，企图稳定军心，稳定民心，但这已无法压住市面的混乱。一进入九月，形势已开始白热化。当年济南被称为”齐烟九点”，说的是城中有九座山在护卫着庶民。现在，九点差不多成了九柱大火，快要烧着这座千年古城了。
父親张世爱也同样受了一些感染，说是”一些”是因为他是军人，又是济南联勤部下属八千人的大厂济南被服厂厂长，大小是个官。其官阶至少是个文职上校，到济南后提拔为少将，是堂堂南京国民政府委派的”简任级”高级军官一道红杠，他当然不会像老百姓一样驚慌失措；但是说他”一点”没有被这情绪影响那是假话，所以说受到”一些”感染。他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何去何从？”
他从一九四七年初由南京官兵合作总社总经理的高位平调到了济南，生活一直比较平静。他是个工程技术人员，这么多年东奔西跑一直没有作具体的技术工作：在六战区國共合作期间及卢山到南京，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团中央，后又调官兵合作总社，搞行政工作。到济南后搞技术，基本是得心应手。闲暇之际，唯一的嗜好就是到济南的南山（现在的英雄山）脚下古玩市场淘点”古董”一年来也小有收获：他淘到的九幅宋代绢画扇面，当时不值几个钱，现在看至少要几百万了！
有时他也去千佛山南的黄崖关看看二千年前齐国留下的石窟，廿几位信女奉献给佛祖的飞天、菩萨等。大名湖、趵突泉、淑玉泉几乎不去，因为人还是太多，太太、子女都远在南京，孑然一人，没有心情。
九月初开始的混乱已经初现霓端：一纸公文急电打破了平静与幻想，兰州联勤部总部下达济南被服厂撤退的紧急通知：（济南联勤部受兰州联勤总部领导）由於战事紧张，大战在即，要求十五日之内被服厂转移所有重要物资文件，带不走的十万套棉军服全部就地烧毁；工人疏散，厂房炸毁。如不执行命令，军法制裁。同时也电告张世爱尽快带领主要干部前往青岛，在那里准备了专机撤退联勤部人员，为予防万一，来不及撤退，已在济南西郊军用机场准备了运输机，运送这批人员中高级军官及执行任务的人撤退。特别是给张世爱留了机位。
没过两天，他的勤务人员张克序深夜前来辞行。张克序是大伯的四子，是父親的親姪子也是我的叔伯四哥。一九四六年高中毕业就被父親带到济南，作他的勤务兵。由於克序希望搞技术，父親允许他去机场当地勤人员。调到济南机场已工作了近一年。
深夜来访，是因为克序奉令于六小时后，大撤退。先飞青岛，后飞往台湾，并告知父親应尽快离开，机场飞机已剩下不多，一片混乱。
这个消息使张世爱震驚，因为先是”燒毁十万套军服命令”是他接受不了的，这是八千职工加班加点近四个月趕制出来的，是职工的心血，也是作为厂长他的心血。这么好的东西给谁穿不行？又何况老百姓也正需要过冬，当然部隊军人也要过冬。他捨不得，这是他仁慈的一面，毕竟他不是一个铁血的國民党中坚份子，党國的精英。他只不过是一个工厂管理者中的技术统率，他忘了他的少将身份（文职），其次，机场的混乱又缩短了他下决心的时间。
很快发生的一件事给他出了极大的难题：二天以后（离1947年9月16日大战前五六天），还是深夜。一名不速之客来到他的公馆。告诉他有两位好朋友要急着见他，因为公馆不方便，约他去附近一个深夜还开着的小饭馆”小聚一下”。父親虽然有些猶豫，但不速之客是熟人，也就没多考虑上了车，直达饭馆。
见到客人，大吃一驚，原来二位客人是中國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后勤部的领导：一位瘦小的自称是鲍复，一位胖一点的姓程，都没有介绍职务。都是商人打扮，看不出身份。
开门见山，鲍复明确表示：我们虽未谋面，但旧闻大名，这次便衣而来，实则是代表解放军而来（当时还不兴代表党中央什么什么）。大战当即，济南战役即将打响，共产党肯定打败國民党……云云。最后转到了关键问题：实为十万套棉军装而来。鲍复告知：济南战役解放军打胜是迟早的事，然后我们将有更大的战役展开（以后才明白是指淮海战役），马上冬天来臨，我们战士还没有冬服穿，请张先生无论如何，以中國劳苦大众为重，保护住这些如同槍支武器的棉军服；如果成功，欢迎到我们隊伍中来，算立一大功，共产党不会虧待你；如果你跟着國民党走，但留下了军服，我们也算你立功，我们会当你是朋友，善待你及你的家属（这时家属都在南京）如果你非要燒毁军装，跟着國民党死硬到底，那我们只好后会有期，济南城破之日，就是你……下面的话没说出来，但态度是极强硬而又软中带硬的。
张世爱並不是傻子，一听就明白，何去何从只有自己拿主意了。
事后三天，思想斗争激烈，几乎睡不了觉，”展转反徹”。张世爱并不了解共产党，不知投降共产党之后会怎样，得罪不起；但國民党让他立即去台湾，他也接受不了，家中妻儿怎么办？加之十万套棉军装万一烧不了，给共产党拿去，这个罪名之大，不是单一槍斃能了事的……又想万一烧了，给共产党追究起来，当然也 不是单一槍斃能了事的，究竟怎么办？反复来反复去。
在压下上峰命令並组织了护厂隊严令保护这批棉军服时，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了。
共产党投入了十几万军隊，國民党投入了近十万军隊，战斗之殘烈可想而知，双方都牺牲了数万人，争夺这小小的城池（那时济南还没有现在十分之一大）
在炮火纷飞、瓦砾堆中，张世爱竟然做出了一个”中性”的举止，这一举止影响了他的后半生，也影响了他的子孫后代。刹那间的决定是对是错？究竟对也不对？只有以后历史评说了。
他在战火中坚持了七天，和护厂隊工人一起保护了十万套棉军装，絲毫未损。（这时厂房已大都被炮火击中）熊熊烈火中能搶出成百上千吨的棉衣多么不容易。（后来完整的交给了解放军派上了决定性的用场，给淮海战役作了重大的后勤保障，实际上立了大功）
当坚持到第八天國民党已经无法抵抗，王耀武换了便服从大明湖的地道试图逃跑的前几个小时，张世爱如果像吴化文一样投入共产党的行列，那将是共产党多么大的功臣呀！应该是铁杆的共产党起义军隊！（但吴化文的人马解放后也没什么好下场）
一闪念是可怕的，往往是对也变错，错也可能变对，甚至更错。
在护厂即将结束，解放大军已进入市区，关键时刻他应该作为立大功人员拿起红旗迎接解放的当口，张世爱作出了一个任何人想像不到的举动：他穿起了便衣，跟随國民党撤退另星人员，离开济南，自行向东去青岛，幻想到青岛换船去上海，和妻女相聚！
这一荒唐之极的举动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还没走到青州，就被解放军及民兵阻挡，无法前进，只好几个人又返回到济南，回到工人当中（因为他无家可归），在遍地瓦砾、遍地死屍的地方，吃着他回济南的第一顿饭！好在工人很爱戴他，一直保护他，认为他是自己人。
这时，解放军后勤部的领导正急着找他！虽然十万套棉军服保存无损，但工厂急需开工，生产更多的棉服。（这时已经是9月29日左右，离淮海战役只有半年的时间，离冬天只有一个半月了）
当领导在工人堆中挨着问”谁是张世爱？谁是厂长？”他不得不应答，站起来很快被带到司令部。
找到张世爱，后勤部领导极高兴，一是尽快开工生产有了保障，二是对政治问题赶忙做出交待和结论，这两件事进展的极为顺利：工厂几个星期后即开始生产，源源不断的军装送到解放军部隊手裡；结论也很快出来了，考虑到虽是國民党旧人员，虽然也曾有动摇（指青州一事），考虑到其保护了十万套棉军装，立了大功，因此结论是：
“以往历史交代清楚，不予追究，参加革命工作后保证其政治待遇”並明确按”起义人员对待”，其子女出身为革命干部。由济南军区后勤部领导当面宣佈
这个结论在当时对张而言，是相当高的了。
父親终于受到重视：先是参与工厂恢复生产，然后调济南军区后勤部，再后去干部管理学校任付校长，培训南下干部大军。
毛主席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几十万”土包子”去管理经济、佔领文化阵地、没有水平怎行？张世爱这个”洋包子”自然受到重用，1926年从唐山交大毕业的学历和二十余年的工作经验资历使他胜任了这个重任。
培训几个月后，已经到了1949年2、3月间，部隊正在集中，待命南下。后勤部南下大军数万人开始往南移动，张世爱被任命为南下干部纵隊青州大隊干部中隊中隊长率领三百名干部往南行动。从济南到徐州，从蚌埠到浦口，扬帆过江已是江南春雨，桃红柳绿。这批隊伍步行、乘大马车、坐美军十轮大卡车，有一段甚至坐了一截火车（津浦线已基本切断）。行军是极艰苦的，但心情还是愉快的，在唱着进行曲行进及宿營的闲暇之际，他经常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条路可能是走对了。联勤部头头所灌输的”跟着共产党，没有好下场”看来真是胡说八道。想着很快就要见到妻子和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不禁加快了行军的步伐。这时候他所拍摄的半身像真是飒爽英姿！
苏州的短暂会面
1948年，这一段时间我们全家（母親带着四个孩子）五口依然住在南京，在五台山边上”随园”新邨二号楼一层：山坡下是市民新邨，山坡上为上海路。哥哥姐姐都在上中学，我依然在行知小学上二年级。爸爸臨走前在房前屋后植下的法国梧桐已长到三米多高，但是爸爸还是没有回来。
由於年令还小，这一段时间留下的印象不多：上小学的一进门有一个大鱼缸，有一只独眼的金鱼游来游去；小学一二三年级五个学期基本都是班上第一，和一位女同学争夺第一名，争不上就哭；每学期都会得了许多本本作为奖励，回家向家裡显耀（到自搭的小搁楼上偷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一位合肥来的亲戚得了伤寒，母親不许她吃东西，回合肥后说我妈妈虐待她，结果在乡村大吃大喝，很快就死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济南战役后不久，南京政府宣佈张世爱”为國捐躯”，一个月后又宣称”失踪”，很快得知父親已投身共产党的阵营，便开始了舆论宣传并对家属没完没了的调查和威脇，南京呆不下去了，母親只好偷偷的拿着一些细软，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于1948年11月来到苏州，在苏州市道前街西善长巷乐村四号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地方隐姓埋名地住下，这时我轉学进了苏州三多國民小学上三年级下学期。
到了49年五月廿四日，父親经多次查找，找到了我们。苏州刚解放几天，他穿着解放军军装，带着二位战士（警卫员？），见到了我们。我们的兴奋是无以言表的，唯一的回忆是我拿了三四个铜板（苏州刚解放，金元劵不能用，解放后的货幣还没有运来）買了一大堆茭白让母親烧”肉丝炒茭白”给父親吃！
仅住了一夜，父親赶往上海，我们一家子三四天平静不下来，母親更是急不可待的开始收拾行李，作去上海的”准备”。
苏州一共只住了半年，印象更少：只记得常去观前街玄妙观吃红红绿绿叫不出名字的糕糰；（还有端午的青糰至今令人回味！）有时去绿扬邨吃一碗荠菜馄饨、大肉包，那馄饨的菜香六十年后的今天还依稀在嘴边留香！（噢！还忘了肥肥的汁肉！）
上海之春
1949年5月27日傍晚前，解放军先头部隊刚打下上海，5月28日清晨父親即冒雨行军赶到了南京路上的金城大楼。（就是现在國际饭店边上的体育总会）
金城大楼为上海军管会接管，分给轻工业部办公，父親当即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部秘书，负责接管上海数百家纺织厂、公司，官还不算小。
不久，所有干部下基层，父親也被分配到上海國棉六厂，先任军代表，后任总务处长（科长）。同时是普陀区第一、二届人民代表。
國棉六厂坐落在上海普陀区长寿路安远路口，过去这儿叫劳勃森路和槟榔路，就是日佔时的内外棉纺厂。五卅惨案就发生在这裡，顾正鸿牺牲时就是内外棉纺的工人。这个厂一直生产好、政治气氛也很活跃。现在的党中央的郝建秀解放当时是该厂的女工。小姑娘，十六岁，据说还是张世爱一手发现，一手提拔为劳动模范的，后来平步青云由上海至中央。
上海工作稳定了，又分到安远路899弄31号一套三层楼的房子，不到八月，全家人都来到了上海。
奇怪的是从苏州到上海仅九十公里的路程，我们竟然没有坐火车，而是乘了三天三夜的小木船，以每小时不到一公里的慢速顺着苏州河划到了上海曹家渡！（至今我仍不明白是何道理！）因为晚上还要停船，什么也看不见；白天心情亢奋，也没注意二岸的景物，更没有像鲁迅先生”社戏”里描写的上岸去偷毛豆煮来吃！唯一的印象是到了上海曹家渡码头，成百上千的长约廿公分的小鱼争来求食，我们拿了竹筐一撈就是四五条！（在等待车接上岸时，把脚放在水中，鱼儿来啃脚，痒的舒服极了）当时的水碧清见底，那像今天的上海苏州河，简直是一条臭水沟！
上海的房子是原日本统治时期内外棉纺厂的高级管理人员宿舍，是连排别墅性质。大院的前面种了几十株长了厚厚绿叶和硕大无比大白花的木兰树（不像北京的玉兰光秃秃的），大院后面还有一个当时看起来极大的花园，都长满了齐人高的杂草，其中很多植株上长了不知那来的小珠珠被我们这些孩子采来当串珠，现在想起来比鲁迅先生的百草园起码大出十来倍，好玩十来倍；有时还能像”城南旧事”那样，从园子里找到好些”宝贝”（石头、铜钱什么的）。
在后院大门左侧，有一个小饭店，也不过是大饼、油条豆漿什么的，但是那里出”蟹壳黄”，出”两面焦”，卖咸豆漿，在十岁孩子的眼里，都是美味佳馔，现在的”城堭廟小吃”怎能和他相比？！
1951-1952上海
1948 南下济南
1951-1952上海
1954北京十里堡国棉二厂大礼堂门前
1954年北京中山公园兰花坞前
父亲母亲 1945-1955年照片
再来说说房子：大院有三种房子，一种是独栋别墅，解放前是厂长，总工所住，解放后分给了南下军管会的领导。我们南下干部共四家，其中的三家单文华、周玉珑、程X同学都搬了进去，估计应有二三百平方米吧，这些房子在大院居中；另一种为工房。四层楼，前面一个大走廊，仍然是工人们的宿舍。像我的同班同学陈中明，徐芬英、瞿存德……都依然住在那里，好像有三四排的样子；二者之中，是原来和后来的干部所居，我们所住的31号是日伪为原高级职员廿几年前所盖，是日式连排小洋房：门前有一株高二公尺的冬青树；后门有一个约四十平方米的花园，花园除了通道外，种满了花草，在后门竹篱笆边家家都种了一株樱花，日本的國花，大约是怀念祖國吧！樱花被当年日本人伺候的极茁壮，一到三月，大院被一片花海淹没。和日本的樱花节一样，很多上海解放后留下的日侨都纷纷赶来赏这上海难得的花的盛景！
小花园中我还挖了一口深一米、直径四十公分左右的井，水深一半，养了几十只螺狮（特别大！）和二只烏龜。
房子是日式三层：一层是会客室、厕所浴室和厨房，后面有一个大走廊，楼底下是一个极大的储藏室，可以进去刚站起一个人。
二楼是两间卧室，全铺着塌塌米。其中北屋和一楼对应的也有一个大走廊外，还有一个拉门的大壁柜，里面二层，通体，可以並排或头对头住下四个人绰绰有余！
三楼即是一个小间，为保姆准备。三层上面还有连通楼，经常有蛇爬进来下比鹅蛋大的蛋！
我们全家都搬进来了。（当然少不了还有合肥的親属往来.）。父親每天去工厂上班，母親成了家属委员会的主任.大姐张琦上了高桥中学住校（后来考取了大连医学院去了东北.再也没有回来），哥哥张磐也转到高桥中学，不久即参干，到了福建石狮附近的军事干部学校和部隊学习及工作。二姐张琳先是在市三女中上学（这是上海一座有名的教会学校，在沪西）然后又上了上海卫生学校；而我直接上了大院北部的华东纺织管理局第三职工子弟小学，继续读小学四年级。（简称华纺三校或三校。）
说到三校，这里应该大书一章：她不仅是我童年启蒙的教育的地方，（南京.苏州读书都在战火纷飞中），而是她大大有名：她是由三十年代中國著名的音乐家黄自先生的遗孀汪颐年校长呕心沥血办起来的。除了一批优秀的老师外（如胡景新、章兹、彭绪芳、李家颐、李家恒……等等），她还和上海文艺界有密切关係，几乎当时所有电影、电台的配歌、配唱都由我们学生担任！而三校又是全上海小学（甚至全國普小）中唯一拥有三架真正德國立式钢琴（其中一架还是三角钢琴）的普小！上海话讲”名气嘟得来嚇刹人”（名气大得不得了！）
上海
小学四年级
上海
小学五年级
1953年上海
晋元中学
1951年上海第一届少先队夏令营
南下干部子弟四个小伙伴单文华、周玉珑、张础、小程----1949年冬
华纺三校的宠儿
陈中明
单文华
陈中明1950
张明尧
潘毓尘
潘毓尘
上海华东纺织管理局第三职工子弟小学的同班同学1949.9-1952.7
四个南下干部的孩子中，三个因为长期生活在农村或部隊子弟学校，短时间很难适应上海这个大城市的生活，和同学也说不上话，只剩下我一个又能讲普通话、又秀气、功课又好的干部家庭中的城里人，自然得宠，很快三级跳，由班干部入隊后直接当了中隊长、大隊长及隊部隊长（管三个大隊！），参加上海市第一届少先隊夏令营，参加团市委组织，崑侖电影厂拍”乌鸦与麻雀”，我们十几个小朋友去唱主题歌”猴子猴，有来头，当汉奸，住二楼，住了二楼翻跟斗……”；电影”錶”（苏联拍）要配音，我们又去唱”你编筐子我编箩呀！加紧生产加紧作呀～”上海电台播”一个朝鲜小姑娘”，潘毓尘同学当了美军兵，章复三同学当了”朝鲜小姑娘”，我自然当上了主角”中國人民志愿军战士”，播出后，好多外校师生还来我们这参观采访取经……
张琪老师
彭绪芳老师
胡景新老师
石慧玲
1954.2.12
潘毓尘
野高真弓（日本）
徐芬英1952.7.5
周玉珑
华纺三校的老师和同学
1949.9—1952.7
1954.2—1954.7
章复三
1951.7.12
章复三
我们学校校长汪颐年老师是个极慈祥的中年人，她还经常让我们几个去她家；教导主任章兹老家在无锡，一个人带着外甥女章复三住在学校，她家掛了一幅照片，树丛中好像有个”鬼头”引起我们同学好奇！想来想去也不知所以！
彭绪芳老师住在膠州路一间亭子间，过着清静的生活，李家颐李家恒二姐妹，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的后代，也是我们张家的联姻（自古安徽胡李不通婚，张李结親家），都一直没有结婚；胡景新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住在复兴中路1252弄3号一栋三层洋房的顶层，极爱我，她经常在丈夫夏先生外出时叫我们去公园拍照玩，从1964起我工作后每次出差上海，都要到24路电车瑞金路口的花店買上一大把康乃馨送给她，直到1999年她老人家90岁高龄去世。
章兹老师因为极喜欢我：多次开玩笑地跟我妈妈说”我们俩家结个娃娃親吧！”消息传出，十岁左右的同学哈哈大笑，在黑板上写了”章张一家親”，恶作剧！让章复三同学大哭一场，几天不说话，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全忘了，又在一起捉迷藏！……噢！还有刘海同学，金家然同学……
童年的回忆是甜蜜的。是永不忘的！
父親的月工资定为”三百四十七万元”，现在相当于347元，因为既是留用人员，又是起义干部，双重身份使他在厂内头一份（一般干部二、三十元，工人仅十几元）。这个钱现在看起来不多，当时都是大数目：当时的一个直把铝奶锅只卖400元！347万可以買多少奶锅！近八九千个！！一次因为父親被评为劳模，上级奖励了一个月工资，他能用这点钱在上海共舞台包了一场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请全厂职工看！一比就知道了！
所以说，标题是”上海之春”，我们家也在春天中沐浴在幸福之下。
因为刚解放，百废待举，加上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处在极大的成就感和喜悦中，暂时也就放鬆了一下”斗争哲学”，全國人员大致只安定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斗争很快就开始了。
折腾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八十三年的首条信念。我们只说”与人斗”。
“与人斗”，从苏区AB团到延安肃反，斗土豪分天地、斗地主斗富农、斗王明.陈独秀.张國涛、斗资本家、斗反坏右、斗知识分子、斗艺人、斗民主党派、斗老百姓，老百姓自己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一直斗到江青、林彪、斗死老革命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直到把自己斗倒在文化大革命这滩污泥濁水之中。
短短二年中，土改、镇反、打老虎、三反五反，城市资产阶级改造，批判”武训传”一浪接着一浪，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就是在”抗美援朝”在國外打美國鬼子的國情极严峻、國库极空虚的情况下，毛主席依然没有停止他”斗争”的脚步。当然有不少是正确的，必要的：比如刘青山、张子善二位苏北的县官仅贪污了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元，就被毫不猶豫地绑赴上了刑场也吃了槍子……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都让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1951年，全國城市开始斗“大老虎“，其实是和三反五反前后脚。父親因为工资太高了，不是老虎也是老虎，审查了三四个月，没有任何问题，只好调到大自鸣钟附近的國棉十二厂，还是科级干部。
不久，支内开始，上海大批干部到西安、兰州等地支援建设，父親和许多干部首当其冲，去西安郊区壩桥筹建陕西國棉一、二、三、四厂。
上海小市民们心里害怕了，不得不留了心眼，所有支内的上海干部都以种种籍口”三留”：留下户口、留下房子、留下家属，光杆一个人去西北，心想：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还有一条后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燒”，金家然、刘海同学等所有人家都这样作了。上海人的精明在关键时刻表现的不得不令人佩服。事实证明是对的：廿年后，虽然都已被政治运动搞”头破血流”，但毕竟有一个上海安乐窝，有親人。
军代表们都没有去。一者没有技术，二者上海还有很多他们没有做的事情等着他们，南下的小周、小单、小程都暂时留在了这里。
父親可没这么想。既然跟着共产党，那能还有私心杂念？！他第一个报名全家去西北！
大姐大哥已经上了大学，参了军，二姐张琳极不情願地哭着住了校，东西送人了，家俱留下给后来住的不知是谁了（都是阶级兄弟，谁用都一样，谁让你工资又高、觉悟又高呢！）房子交了公。所谓“一心去西北，不要留后路“.义无反顾地上了火车！这值千金的上海房子呀！
来吴淞车站送行的只有张琳、章兹老师和她的十三岁的女儿章复三！这时我已经上了江宁路的上海晉元六中学读初二上，她在中國中学，还住在一个大院，经常来来往往。她没有难过，也没有说”再见”之类的话，她毕竟长大了。我送给她一个在南京路工艺美术品商店化了三毛錢精心挑选的白色银絲的小小五角星（中间还有一块紫色的水晶小小心石！）这时是一九五三年二月的一个清晨，北风刮的正紧，人心都凉透了！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念天地之愴愴，独泣然而淚下：迎接我们娘俩的只有西北的一片黄沙！（父親作为先遣隊早已上路）
大西北
西安小住半年。灞桥位于西安东卅里，离华清池不远，半坡村就在边上，是古代人”灞桥折柳”送行人的地方，纺织厂工地紧挨着终南山，原是半山区、农田，离宿舍楼不到二百米的木材堆里，母狼竟然下了四只小狼崽！每天清晨在晨曦中大狼对着天空嚎叫，叫得家家小孩揪心，荒凉到了如此程度。
吴洪兴
李珍、天福
西安第六初级中学的同学
1954.2—1954.7
妈妈在子弟学校教美术（天知道她会画画）我每周画了”样板”由她去让孩子”臨模”，我上了建国路的西安第六初中，先是一个人住在纺织厂驻西安市办事处，后住到学校（招来一身虱子）。每周六下午放学后一个人徒步走卅十华里路，经过韓森寨，回到工地，和妈妈吃饭。第二天下午又匆匆趕卅里路回校上晚自习，这时的我只是一个十三岁初二的学生。（父親不到三月即调北京工作）
同学的穷，每周回农村背“馍”，一周就吃咸菜就馍。夏天馍很快长了霉，放在太阳下晒晒继续再吃！我算好多了，每天早上还能化五分錢喝一碗老乡挑来的胡辣汤。
西安的教学水平比上海差多了，但一上初二下，就发现了问题：上海是学的是英文，西安学的是俄文，已经教了三个学期，我初二下才来，連字母一个都不会唸，连着二次测验，都得了大“零蛋”，考虑到是支内人员子弟，校方提出免修算了，我却决心争一口气，发誓一个月内保证及格，结果不到一个月，俄语竟成了全班第一名，期末考试门门功课都是全年级第一，闹了个满堂采！
西安的物价真是便宜：三个”窝果”只要一角钱！（就是在平锅上窝鸡蛋）西安人不吃猪下水，这就使得来这儿的上海人揀了大便宜：一块钱可以買到一头猪的全部心、肝、肠、肺……，回去妈妈给烧好了能吃一个星期！
西安的古墓不计其数，我们学校修围牆，挖出了许许多多汉、唐时期的小瓶大罐，同学们扔来扔去，当手榴弹使，纺织厂工地上的古墓不下上百个，由于工期太紧，没有清理时间，一旦发现墓群，几百顿水泥沙石直接灌下去，快速干燥后，立即打地基，树立柱！什么汉唐？什么文物！人们当时没有文物的一丝念头，一心只为革命，为建设，为速度，”多、快、好、省”地把这些价值千金的国宝铸进了整个洋灰大地中！我父親当时任工地供应科长，四五个纺织厂，几百座古墓，经他手采购灌进去的水泥何止上千吨！
时年一十有六岁
1954年摄于京华
1954年摄于国棉二厂七六一大楼侧 二姐来京
1956年10月1日摄于北京
我和哥哥
北京十七中 1954.9—1955.7
北京十七中的同学们
北京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京纺织建设吃紧，父親率工人转战北京东郊國棉二厂三厂工地，奉调北京，成立中纺部纺织安装大隊，仍然担任供应科长职务。我和母親也只好在七月间趕到北京。离开西安，没有什么留念，只是这时候的家已经七零八落，不像个家了！
由于住在北京东郊十里堡國棉二厂宿舍（七之一大楼）不得不转学到高碑店乡下的北京十七中上学。很快入了团，加之脑袋灵，在中考时，以四中三百个入学生中第七名的成绩于一九五五年九月进入了四中这所全國大大闻名的学校。这是十七中十几年来唯一考入四中的学生，竟然还是第七名！校领导奔走相告，成为该校一大盛事。在欢呼声飘飘然中接到通知：父親调往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中國最大最先进的棉纺基地。在他动身的一刹那间，厄运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滹沱河畔的悲剧
石家庄要建设中國最大的棉纺城，要建一、二、三、四印染厂五大基地，时间不等人，全國调来了一百另八名科处级以上的精兵强將，领导整个会战。当地干部工人没有技术，在这些精英一把手教导下，成长起来，几个大厂飞速建成，当地人也掌握了管理、技术，这时候，还让这些高知留在石家庄领导岗位就显得多余了。翻脸不认人，所谓地方排外主义自然抬头。不讲诚信有什么了不起？猫教会了老虎还差一点被试图爬树的老虎吃掉呢！
这时的政治运动已经是紧锣密鼓，一个接一个：反对高岗饒淑石反党集团，打倒冯雪峰，丁伶反党集团，伟大的肃反运动终于拉开了帷幕。
只说最终结果：这一百另八將几乎全军复没：历史反革命、國民党、三青团、地富反坏…谁从旧社会过来不沾点边？你是共青团员，我也要把你打成三青团员，所有的精英不得不在人民群众强大的威力下，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神聖的毛主席大理石像下，坐着一小排肃反委员会成员，二边是保卫处的干部和民兵代表，石家庄國棉二厂肃反审问就这样开始了。张世爱战战兢兢的坐在了对面，成了罪犯。
“你的结论是什么？”审问者发问。
张世爱据实回答。
“经我们调查，找不到结论，你是混进革命隊伍的！”审问者发话。
张说在档案里绝对能查到，即使因战争中有遗失可能，当事人还在，可以去查吗！解放后的经历不也证实了这一点？
长安公园
长安公园
父亲母亲在石家庄
领导发话了”即使有这个结论，也是有问题的：什么叫以往历史交代清楚，不予追究？正因为你有历史问题，才有交代的问题，当时对你太寬大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要对你追究！什么叫按起义人员对待？你根本不是起义人员嘛！是國民党的走狗，只是我们”按”起义对待，就像我们厂的工人骑车在厂门口外被汽车撞死了，难道能按”工伤”对待么？只能是”比对工伤”处理，怎么能是工伤呢？”
……胡绞蛮缠！
审讯进行了三个多月，张世爱哑口无言。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在毛主席像尖锐的目光”照妖镜”下，张能说什么？
新结论出来了”属于历史反革命范畴，但早已交代清楚，不予处分，降职由科长级打到布场当材料员；降薪由300余元降为50余元”，同时告诫他不要抗拒组织的决定。人格的污蔑显然大于经济制裁！
虎落平原被犬欺，看到107个同伴的处境，虽然不服，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社会大现实。
他十年来不断上访、上告：从市委到省委，从地方到中央，直到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手中，他甚至想到郝建秀，毕竟还有点关係，告状上诉书底稿摞起来有半米厚，结果是一切都白费，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经济上也陷入困境：五十元钱怎能养活三口人？只好每天以五分钱最低价菜充饥，（还要看食堂大师付的脸色）！这时的物价已经上涨十几倍、几十倍，高级糖果已经卖到了近十元一斤。困难时期，只有用发了霉的白薯面作窝窝头，吃那些混有钢絲（经过梳棉）的棉仔饼填不饱肚子！这些我回石家庄都吃过！有一次不得已，我去滹沱河边上的农村，化十元钱買了二只不到半斤的小兔，偷偷带回家里，熬了一锅汤，才算给他二老一点肉星。
在受人监督、受人歧视、几乎没有人权（虽然还参加了选举）经济在贫困线以下的状况，他忍气吞声地在石家庄这个对他而言人们充满了仇视的眼光中，他忍了十年！十年呀！三千六百五十天！（一直到今天，一提起石家庄，一提起石家庄國棉二厂，我的心就像被揪了一下）。
但他仍然在不断上诉，不断向各级上告，他坚信他的结论，他坚信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他坚信他的起义是正确的。
但是，现实又让人无法理解：共产党真的是”过河拆桥”吗？有人说”祖国呀！我是多么爱你，但是你却为什么这样对待你的孩子！”
父親动摇了，但他不知道，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呢！
3岁，大约是1937年
3岁，大约是1937年
大哥 张磐
扬扬70年
小扬扬三周岁
西丰承泽山沟
小扬扬三周岁
摄于西丰承泽山沟家门口（73.7）
小扬扬和姐姐黎黎在承泽山沟
（73.7）
大姐张琦在辽宁省西丰县克山病地区
大姐和女儿黎黎在沈阳
这张姿势太难看了，挺着腹，又有点愁眉苦脸的样子。四中时代。
北京四中的我
1955.9-1958.9 北京四中的同学们
文化大革命前夕
颐 和 园
北 海
1965-1969 北京和平里红旗学校
现在的北京一七一中学
大災难！大浩劫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六日，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但是对我们家而言，却是一个永不能忘记的一天。
自六月起，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开始。到七八月份，毛主席数次接见，鼓励他们”破四旧”“造反有理”，这一运动如火如荼、抄家、游街、带高帽子……完全是苏区斗地主老财、打土豪的翻版。他老人家搞农民运动有一套，但搬到城市，搬到全国，又是动员了狗屁不通的孩子为主力，能不乱套么？
当人格受到污辱后，知识分子只能以死抗争：老舍、翦伯赞夫妇（有人说是上吊自殺的）先后跳了太平湖；钢院一位教授被勒令在校门口花壇上爬了一圈后，回家就上吊自杀了！毛主席开启了”潘多那”盒子，中國人的罪恶咀脸暴露无疑，这关係到牺牲近千万条生命，涉及到一亿人口的悲剧终于上演了！
八月十五号，从石家庄寄来一个包裹，裡面是一本林则徐的墨跡和一件络绒大衣裡，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只是想留件东西作个”念想”，以后十几天无消息。
八月廿六日上午，我作为北京无线电联合厂驻北京红旗学校的老师（现在一七一中学，在和平里东街，当时是刘少奇办的半工半读学校）抄完了一分学生勒令抄的大字报。下午被叫到西郊明光村的第六造纸厂，观看”破四旧，烧坏书”的现场（那么多经书，堆成了起码有三米多高！）所有老师都被学生拿了带铜头的皮带打了一顿（法西斯！），回到学校，就接到了石家庄来的信，很简单的几个字：
“按照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俩被遣送回原籍劳动，相信会适应那裡的生活的。 父字 1966.8.23”
事后，在安徽合肥店埠对河村的一间破房子里，父親沉重地给我讲了详细的浩劫经过：
在毛主席八. 一八接见红卫兵，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城楼上号召他们”造反有理”，”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当天开始石家庄的抄家，游街，批斗就开始了。
八月廿日傍晚，也就是接见后的第二天，一群暴徒似的带着”造反有理”的厂老红卫兵冲上了宿舍二楼，疯狂地砸门。
开始，老二口（父親这时已是六十一岁，母親五十五六岁）还想抵挡一阵，锁住门未开，但是一个小小的木门怎能抵住廿余个大汉的冲击？不到一分钟木门轰然而开。正上去准备开门的母親被撞倒了，头上立即起了一个大包，鲜血从脸上流下，昏倒在地。
领头的大汉兇狠狠地问父親”为什么不给开门？”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在父親脸上，纺织厂男工大多是保全工，整天拿着机床摇把，又是廿郎当的小伙子，那个劲有多大可想而知。父親咀角顿时流出了鲜血。
“我代表厂红卫兵宣佈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领导刚发话，口号声四起：
“打倒历史反革命份子张XX！”
“舍得一声剐，敢把张XX拉下马！”
“张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
喧嚣声震耳欲聋。
领头的叫父親交代罪行，父親说”我是共产党的起义人员，是有过结论的”，
“那你为什么当了倉库保管员？”
父親只好低声地说”那是肃反给错划了！”
“错划了？”造反派立即叫嚣起来：
“这个历史反革命竟然攻击起毛主席领导的肃反运动，是现行反革命份子！”“是双料反革命！”
于是口号声四起，又一个耳光打在脸上。
领头的开始宣佈：
为了打倒张XX反革命的嚣张气概，开始抄家，找寻反革命罪证。
廿几人一涌而上，撬门砸櫃，瓷器饭碗掉在地上砸得粉碎，仅有的一点手饰也被翻了出来，几件翡翠戒指小件乘人不注意，被造反派偷偷放进裤袋中。十几张宋代绢画被拿走不知去向。
二小时后，造反派扬长而去，满屋子全是瓦砾，一片狼籍。
母親还未醒来。父親把她抱起，放在床上。所有的茶杯，暖壺全都砸碎了，连口水都喝不成，唯有当年南下留下作为纪念的后勤部发的把缸已经殘破掉磁，躺在屋角，父親拿它接了一杯自来水，倒进母親的喉咙。
第二天依然是批斗、游街。人们一旦疯狂，什么坏注意都想得出来，石家庄人有过之无不及。和全国造反派一样，比着花样来整人：除了掛铁牌、戴高帽，石家庄國棉二厂还把几十位”地富反坏右”剃了阴阳头（即左边剃，右边不剃），有的剪了一个裤褪的一半，有的打着小锣，从范谈村游到展覧馆（伟大的毛主席光辉革命历程展覧馆！），又从展覧馆游到长安公园，周而复始。这也是日头正毒的八月！几乎游街的男女没有一个年令小于五六十岁，甚至有些家属、小孩也被迫加入了这个屈辱的行列！这是人当道的世界吗？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廿二日，为了”彻底摧毁反革命的老窝，不给他们留下滋生的温床”，所有”坏人”的家被抄了，所有的生活物品被拉到厂区广场上进行”拍卖”！我们家的东西全部堆成一大堆，逐一向二厂职工廉价出售。
照例说，人在落难时，中國人都应该有同情心，给与一点帮助，总不能落井下石，当所有的家当被堆在广场时，人们野獣搶食的本性被贪婪勾引，都围了上来，像一群伸长脖子的鸭子：
“双人美国钢絲床，十块！”
“我要”，有人搶先了；
“日式二层小柜，八元”
“我要！”
“络羢皮大衣一件，廿元！”
“我要”. “我要”
……
便宜是佔到了。当工人抱着别人的财产回家时，你想过没有？这是搶走了弱者的心呀！喝了不幸人的血呀！
四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年轻人应该还没有死去。你想过没有，当你儿孙成群让你讲过去的事情，你能说出口吗？作孽呀！
当天家被抄完，父母回去躺在地板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刚从广场回来，親眼看着自己的家产被搶夺一空，（搶的人竟是他过去的鄰居和同事）他想起了当年重庆大轰炸！
第四天的清晨，遣返开始。國棉二厂几十位被剃了阴阳头的老弱病殘仅带着二三件换洗衣服，穿着泛着汗碱的破衣，被押解上了火车，走上他们的不归之路。
到乡下去劳动对二位多病又丧失劳动力的老人来说只能是死路一条，但他们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竟然是一条延长他们殘年的”福”路：很快武斗开始，真槍真炮抬上了街头，多少人倒了下去！广西武鸣县把地富反坏及他们被骗回家乡的子女排在河滩上，用机槍扫射，堂堂位于全国首都的北京大学被打死、害死了教授. 教师五十一人！
天高皇帝远的石家庄更可想而知。父親母親的被遣返使他们暂时脱离了刀光剑影的”快速谋杀”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冥冥中的上帝再一次地倦顾了他的子民。
乡村生活
看完这个标题，你一定感到是田园，是鸟语花香，怡静的牛背、短笛的牧童；春雨江南，鶯歌燕午。但殘酷的一九六六年皖北还没有可抒情的地方：1960年的天災人祸，原本八十万人的安徽省肥东县活活饿死了卅万人，我家店埠镇对河村一千多张家的親戚中，近三分之一走进了坟墓；经过三四年好不容易地”包产到户”刚刚喘了一口气；全村除了村南的张家祠堂是大瓦房外，大部分还是土坯的草房；通往镇上的仍然是泥泞的乡间小路（开满了紫苜蓿花！），全村近千口人，全都喝着村口的塘水，打回去还得用明矾过滤……这么贫穷的地方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正当此时，赤贫的父母被遣送到这里，谁来养活他们？
石家庄的遣送人员不管这些，把父母交给了村革命委员会头头，档案一塞，转身扬长而去。因为他们对塘水沏的茶无法下咽！
父親于1913年八岁时就离开了家，五十多年没有回家，四周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母親从来没有来过这里，连当地的合肥话大部分听不懂，再一次陷入绝境，可能会又被扫地出门。
恰在此时，门外走进了父親的叔伯姪子克原、克裳，依稀辨别出了”二爺”的模样。十几年未见，看到双方的窘态，都落下了眼淚！
毕竟父親是村中的长长輩，乡親们没有管他俩的身份，村长童本祥大哥安排他们住下，吃了一顿二天来唯一的饱饭！
十几天后，经親戚及大隊研究：分给父母一块村北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的宅基地，我们子女寄来的三百元錢也邮到，乡親们三下五除二，三四天就用二百七十元錢给盖了一间房子。老二口终于有了自己的窝！
这间270元盖起的是怎样一座”宅子”呢？
四周牆一米以下是打的土坯，一米以上是用河泥夾稻草一兜一兜地堆起的牆，上面買了几十根南方的大毛竹，紮成了房架，再用小毛竹铺平后铺上近半米厚的稻草，再上面用草绳作网，房子就有了雏形。
二边土坯一搭，中间放了一排毛竹，上面铺了稻草就是一张双人床；買了一个大锅盖，钉上四条木腿，翻过来就成了桌子；窗户没钱買玻璃，用农用塑料薄膜糊上，院子东南角埋了一口缺角的大缸，土坯一挡，木板一搭，就成了厕所……唯一的电气设备就是一只15瓦的灯泡，发着昏黄的灯光……
边上是鸡窝
父亲、母亲和我
门前的一株柿树
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对河村时的父亲母亲。（1966.9—1976.1）
身后即是用二百七十元钱盖起的土方，右边又用七十元钱接了一截
大柿树
侄女常琼一家
房檐下吊着咸狗肉
抱着侄孙女
肥东对河村的日子
肥东县店埠镇西大桥
1971年冬合肥逍遥津公园
我和大姐都不富裕，每月给家里分月寄上三十元錢（我的工资每月只有五十五元，大姐也差不多），给他们维持最低的生活。还不断寄点茶叶末、点心什么的，每年我都利用出差或探親假回去，住上几天。
父母年老力衰，突然从上海、北京、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降到这样赤贫的乡下，很长时间过不惯，村里又无地可分，即使分了老二口也种不了，靠子女接济（幸亏还有子女，要没有子女还不活活饿死！）每月卅元錢勉强度日，经常是不到月底，已经身无分文。
记不得是那一年的二月初，年关吃紧，下了一场大雪，封住了村头的小路。家家都在准备年夜饭，爆竹声不时响起。每月初一拿到工资，我当即寄出，好让他们在每月五号收到，但这一月初五，大雪阻路，邮差无法送来，这时的父母身上只剩下了二角錢！家中无米下锅，碍着长辈身份不好去借，父親只好一个人站在村头的大棟树下冒着飞雪，饿着肚子，看着村北的小路，望着邮差的出现……，整整等了二天！
人总是要活下去的，他没有那些老知识分子清高，动不动就以死反抗，他已是老运动员，虽然母親因受不了这精神折磨，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但都被父親阻止，即使在每周要去乡里被集中批斗（集中地富反坏右一起批判）要去不断”挨斗”，没有絲毫人权（还有民主、民权、民生吗？）的环境下，他还是相信有可能有”平反”的一天！（这时候他也只认为”可能”了）
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他开始种蓖麻；他开始养意大利蜜蜂（最多时养过十一箱近十万只呢！），他开始在院中找一口大铁锅，制尿醛树脂胶，企图粘结纺纱用的纱锭，什么办法都想过，都用上了，但收效甚微，当时的蜂蜜才一块錢一斤，但乡親们穷，買不起！
他们唯一的希望和欢乐就是我每年冬天的回家！
回家的几天前，每天父親都要走到店埠镇的汽车总站，一等就是一二个小时！
我每次一到家，就给母親打开在王府井张一元化二块五毛錢一斤買的高茶叶沫，为她沏上一杯浓花茶，他坐在小竹椅上，看着那冒出的茶烟，慢慢地品茗。父親就拿出他腌制好的咸狗肉，煮上一碗自家鸡下的鸡蛋蒸肉。晚上，同辈的乡親也来到我家，围着锅盖作的桌子”呱旦”（聊天！），抽着我带来的二角錢一包的飞马烟，就着花生米，喝着一块錢一斤的土燒白薯酒，直到十一点才离去。
在乡下，不总是愁眉苦脸的：有时也会因消息的可笑引起大家的捧腹：我姪女昌琼的丈夫小郑的母親，原本住在上海，日子过得很惬意，忽然有一天，党号召”我们都有二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上海里弄动员她回乡，她极不情願地来到肥东乡下，过起了苦日子。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当地造反派查出她的出身是资本家，正好属于”打击对象”于是决定把她遣返”原籍”，劳动改造，她的原籍正好是上海，在遣返上海的当天上了火车，老太太手舞足蹈，高兴得差一点给造反派跪下！
在经过四年的非人生活的折磨后，母親终于躺下再也爬不起来。1971年12月7日，合肥来电”母病危！速回！”。
向302室的徐阿姨借了三百块錢，買了一袋奶粉、一袋煉奶，匆匆上了路。
车到蚌埠已是深夜一点钟，开往合肥的慢车在四点才发车。雪下的很大，落在地上足有三吋高，这是皖北的第一场大雪，寒风刺骨。候车室没有几个旅客，但都抽着烟，味道让人无法忍受，我独自一个踱步到了售票处大厅。空无一人的厅内，一盏15瓦的小灯在摇弋，昏黄的灯光下，堆放者几十个麻袋，都是鼓鼓地。正在诧异为什么麻袋放在这里时，忽然发现麻袋正中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正举着一本书，就着灯光在看！其他麻袋紧依偎在一起，不时有些移动！原来都是孩子！是流浪的孩子！
淮南煤矿武斗，父母被打死了，房子被当权的造反派拆毁了，孩子们逃了出来，无家可归，只好披着薄薄的不知那偷来的麻袋，在风穿过的毫无温暖的售票大厅挤在一起取暖。飢寒交迫、骨瘦伶仃的孩子那还能有什么热量呢？雪下的正紧，这就是我们当年祖國的花朵吗？我的眼淚澎然而出！
清晨，踏着田间小路的雪地泥泞赶到家里，母親已经说不出话来，看到我，她眼淚从眼角一滴又一滴地流向枕巾……
去肥东县医院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錢！医院也不收治反革命家属。药品都在医生手中拿着，没有关係怎能看病？我只有用勺将冲淡了的炼乳一勺一勺地喂进了母親的嘴里，代替药品，希望她老人家得到一些安慰。
母親大声咳嗽着，痰堵在喉头，大小便已经失禁。看着母親被憋的通红的脸，又没有吸痰器，我只好用一根橡膠管，插入她的喉头，另一头我含着，一点一点将痰用我的咀将它吸出来！
二姐张琳也从上海赶来，同样也束手无策，她和爸爸白天值班。我一夜不睡，在昏黄的灯光下，守护着躺在竹竿上铺满了稻草的所谓”床”上的母親，房子空洞中吹进的寒风尖叫着，母親的喘气声响在耳边，和风声交织在一起，直刺进我无助的心里。
母親终于没有挺过去，四天之后，十二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时，她永远闭上了眼睛，这饱经酸楚的眼睛！
送葬极其简单：请了四位親戚抬了木床，走了一里土路，走到店埠的大道，一架排子车装上了躺在棉被中的母親，由一位村民拉着直奔四十华里外位于肥西的火化场。父親已支撑不住，二姐只好陪他坐乡间长途汽車，而我和童本祥大哥跟在排子车后，守护着母親的尸首，在这漫长的公路上向西走去，走去……
二边的行人都躲着我们，好像躲着瘟神，我和本祥大哥一句话也没有，低着头，走着，走着，我想，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对親人的无助，我想着解放后我家曾过过的日子，面对现在这泥泞的路，这低谷，我无法面对，我哭不出来，因为眼淚已经干了！
母親去世后是应该埋在村头张家的坟地里，因为她的辈份最高。坟地也已由親属准备好，足有几平方米大，棺木也由村里备好。每天深夜，都有叔伯们来到我身边，让我千万别火化，因为村里几十年来从未有火化一说，他们听了都睡不着觉。但我无话可说，母親在垂危之前还清醒的时候，向父親提出的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要求是：我绝不葬在这个让人心酸的地方！我要葬在北京，和儿子在一起！和张础在一起！
我终于婉谢了乡亲的好意，把母親所有的骨灰一粒一粒一点不剩地親手装进了骨灰盒中，带回北京。留下了年老多病的近七十岁的父親一个人。当我一步一回头看着站在村头棟树下满头蒼白的父親流着淚挥手送行时，我觉得天已经快塌下来了！
1971年12月14日母亲去世送葬归来送张琦返沪
同上，1971年12月14日送二姐回沪，合肥逍遥津
同上，1971年12月14日送二姐回沪，合肥逍遥津
母亲去世后 1971.12.13
1971年，12月14日安徽肥东店埠对河家门口
1971年12月14日张琳告别肥东告别家乡返沪
1971年12月14日
合肥逍遥津
1971年12月14日
1971年12月14日
父親被迫一个人留在了乡下，拖着心脏振颤和纤颤极度衰弱的身躯，熬着那最后的油灯，接受着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造。由于无人管理，一箱箱意大利蜂逐渐死去；蓖麻子无人收购，一株株枯萎在墙角；用尿醛树脂粘结纱锭的活早已停止，熬膠的大锅昂面朝天，在雨水中养育着孑孓。唯有不知名的野花和波斯菊还在院中盛开，维持着最后一点生气。
我还是不断在上访、告狀。
一次，正好是八月盛夏，我来到了石家庄，作为第二批中國火炉之称的石家庄热得出奇。
到了國棉二厂党委，二分钟就被打发了出来，理由很简单，”我们不接待反革命家属！你愿意到那儿告都行！你父親的问题早已铁板上钉钉子……”好像对着狱中的罪犯，任意喝斥！
冒着酷暑，又到了省政府大院门口，希冀能有一个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干部，能接待一下我这远道赶来的哀声怨求的小人物。一到大门口，只见对着省委大门跪满了一地人：有老人、有小孩、还有抱着吃奶孩子的母親，足有七八十人之多。没有任何领导搭理他们，在烈日中跪着。省委驰出的一辆辆小轿车在他们身边不到二米的矩离飞驶而过，绝尘而去，把车后的扬尘揚向跪着的人群！这些正是井阱煤矿和峰峰煤矿矿工的家属，因为自己的儿子或父兄被打死而无人过问，前来省的最高领导所在地上访告状的，边上的人说，他们已经在这暴晒了三天了，仍然没有任何人理他们。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不明白。人民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现在你到底为谁服务？这些老弱病殘儿童妇女，大太阳下跪在你面前三天三夜，不就是希望你做主，求个公道吗？你怎么竟然不管不顾？那么些老人中暑被乡親抬了下去，你竟然眼皮子眨都不眨，扬长而去！他们要是罪犯，你把他们抓起来，审问、判刑、砍头都可以！（中國那有那么多老弱病殘的罪犯？）如果他们是好人，请你留下您的尊足，到他们身边问一问。当年多少封建朝代县衙门外的打鼓只要被人一敲，县官没有不马上升堂的。现在打着共产党旗号的河北省党委及人民政府的省官怎么连当年的县官都不如了，这还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國吗？
另一次，是去肥东县店埠镇一位乡政府保卫科的科领导求他放行我父親去合肥看病。也是冬天，屋檐滴着雪水，已是上午十时，这位卅岁的”老人家”仍然酒醉未醒。在他的住所房檐下，竟然有三四个贫困的农民缩着头、悟着手排着隊。一打听，都是为求这位科长办事而来，为请科长吃饭喝酒而来，而且都安排了请这大官吃饭的时间：你早餐、我中午、你晚上，我来晚了，排了第五名，只好安排到第二天的中午被接见，请这位乡干部吃饭！
一个小小的乡干部，竟然摆起了这么大的谱，这个权利是谁给他的？谁纵容他在养育他的人民面前摆这臭架子！这还算共产党员吗？
人们不能不失望，人们不能不绝望，文化大革命被人民看臭！但红色的恐怖依然笼罩在中国的上空。一革就是十年！
“逃亡”
1976年1月初，我来到肥东父親的身边。1月8日下午时分，电台传来了悲壮的哀乐声，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
消息传来，举國悲痛。肥东街上也出现了购花圈、购黑色挽袖、搭灵堂的高潮，老乡们私下议论着这唯一还能救中國的领袖都走了，今后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一边悲伤着，一边想看”中國会不会有更大的混乱出现？”干部们也无暇他顾，忙着开大大小小的追悼会。
父親身体一天衰弱一天，几十次的申请带他去合肥、北京治病都被严辞拒绝，如果形势再有一点风吹草动，他老人家必死无疑。
在经过二三个昼夜的不眠思考及观察后，我作出了一个极大胆的决定，不经过任何人批准，直接带父親出走，回北京！
在没有任何东西可收拾的情况下，1月14日头天夜近十点，我將走的打算告知了村长童本祥一个人，他觉得只有如此，並保证保密。第二天清晨五时天还没亮，乘着冬日的黒霧，装着是散步的样子，最后看了一眼那淹没在黑夜中的房子，树木（那株棟树！），我和父親不紧不慢的走出了村头。走上小路后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搀扶父親到了店埠，上了第一班六点去合肥的班车。到了火车站，尽可能快地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社会主义的祖國被迫作了一次逃犯！
買了一张卧铺票一张坐票（没有那么多錢！）火车开动时，父親已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
火车到沿线所有各站，都有拿着花圈的群众希望挤上火车到北京去。深夜一二点，人群依然不断。随着离北京越来越近，我的头抬起的角度越来越高。到北京的第三天，在东直门医院给父親看过病，确诊为”高血压，心脏病”后为予防合肥方面追究，我立即给肥东县乡保卫科寄了挂号信，告知父親有严重的心脏”纤颤，震颤，左侧冠狀动脉传导基本完全阻滞，血压高达140/210”不得已，带他去京看病，时间紧迫，来不及汇报等等并寄出了诊断结果。十几天后合肥来了回信，大意是：
最高指示：反革命份子……
张础：你作为反革命份子家属，竟然抗拒革命群众监督，私自將我县重点历反XXX带走，属重大反革命罪行，限你在接信后廿四小时内將罪犯送回合肥，否则我们將派公安人员前来北京將XXX追捕归案，你也將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制裁，勿谓言之不予也！
Xx县XX乡店埠镇革委会保卫科
这已是一九七六年二月的一天。我凭着”鱼死网破”的信念，没有去理他，终日战战兢兢地等着上门来的一场”大决战”，但很快”四五”悼念周总理、反四人帮的浪潮起来了！唐山大地震了，毛主席去世了，江青一伙被赶下台。國家终于狂风暴雨后，露出了一絲曙光，父親终于没有再”回原籍劳动改造”。
在北京，我们只有一间房子，新兴里六号楼一单元五0三号在六楼。我们只好將三平方米厨房煤炉搬到走廊里，把父親安排住下。没有电视机看，父親又很少下楼（有困难，一是身体，二是政治身份），只好在房内走来走去，从狭窄的晒台上看着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鸽子发呆，有时厂休，我带他去颐和园、北海，游玩的时候还很高兴，一回到家，又沉默起来。
在我爱人从未嫌棄而精心地照顾下，父親在这小屋里，在親人的身边渡过了近二年时间。（1976. 1月—1978. 3月）
在北京渡过近二年清贫生活后，由於长期受迫害，心情压抑；由於七八年来一直从事有毒的尿醛树脂粘结纱锭的劳作，1978年3月30日父親也倒下了，在鄰居同仁医院戴士铭院长的帮助下，住进了医院，但这时的白血病已到了晚期。
他在北京渡过了他71岁到73岁的晚年，他在医院渡过了他人生最后三个月（1978.3.30—1978.6.30）。
虽然还没有结论，他仍带着”反革命”的帽子，虽然老伴早已离他而去，虽然生活还很艰难，他都一直没有丧失”最后”的希望，他仍然相信最终会平反的，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知道了病情，他无法释然，他仍然不停地写着写着，写着他的回忆录，写着他的上诉书，写着他那充满悲剧的人生……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无法辨认。上诉书底稿叠起来有一尺多厚！
他终于有了后悔的时候。每天我从王府井骑车到明光村上班，下班后冒着六月的酷暑骑车去崇文门，去照顾一下他，陪他说说话，晚上黑了才赶回家中。北京西北到东南。一次，他沉重的说”我一生中作过很多后悔的事，但最大的后悔莫过于未能把你们带出去，否则你们早已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了，也不应是今天这个结果了”，他指的你们是指我哥哥张磐和我，因为他一生最喜欢张磐，一生也一直为他担心。他沉默不再说话。我啞然了，我还能说出什么话来么？（这时的张磐仍然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里！）
病危通知书终于下来，大姐也从沈阳赶来。（大姐夫曾在不久前来京看望过），我的夫人三个月来无法正常休息。在医院值着白班或夜班。几次报危，已经使他说不出话来。但父親他仍然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不肯轻易离开这个世界！
我急电石家庄、急电合肥，希望他们发发善心，看在即将死去的病人面上，那怕暂时给个结论，甚至”假结论”也好！但几天过去，毫无消息，冷漠、冷漠、还是冷漠！父親仍然瞪着双眼，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我们抱希望张磐也能趕来，给父親最后一点安慰，但考虑到他的身份，（当时刚从犯人转农工几个月，还没摘帽，考虑到他的经济能力（每月农工资24元刚拿了几天），考虑到家属基本都已在父親身边，我和张琦商量后不得不忍痛给东北吉林泰来发了电报：”姐已来，你勿来”。
第二天中午十二时多，当张磐穿着裤衩背心，背着一个绣着”为人民服务”的黄挎包，大汗淋漓地出现在新兴里我家门口时，我驚讶地说不出话来！不是已劝告你”勿来”了么吗？张磐拿出电报，上面只有赫赫六个大字：
“姐已来，你务来！”
电报员给我们家的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她的错误”勿. 务”一字同音之差带来的后果无以言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在感谢你，电报员祝妳好运！
匆匆擦把脸，来不及吃饭，趕到病房时已是下午一点，弥留在世上整六天的父親竟然在张磐呼唤”爸爸、爸爸、我来了！”的当口，再次张开了眼睛！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母親一样，动了动咀角，说不出话来，但一颗一颗豆大的淚珠顺着眼眶，滴向腮边！
哥哥给他擦了擦脸，梳了头髮，又用电动刮胡刀给他刮了刮胡子，父親脸上露出了一絲絲觉察不到的笑容和满足。二点整，离哥哥进医院病房不到半小时，父親骤然而逝！
这是天意吗？这是神助吗？难道是上蒼看到人间太不公平了，也要给无助的老百姓一点温暖吗？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薩呀！我们多么感谢妳創下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奇蹟！
遗体告别在东郊火葬场举行，只有张琦、张磐、孙青和我四个人。跟在我们家属面包车后的竟是我们厂设计所的党支部书记王玉蓉老太太！那个年代，一个共产党军工厂的领导干部，冒着被撤职的危险敢给一位”反革命份子”送葬，这要顶着多大的压力！
从冷冻箱中抽出的父親遗体眼睛仍然张得大大的，”死不暝目”。大姐、孙青走前想看上一眼，我拦住了他们，並迅速地盖上了银色的尸布，我不希望父親那怨恨的目光留在親属的回忆里，
我们家属都鞠了躬，党支书王玉蓉没有鞠，同情的站在后面，这对我来说已是足夠了！她是我在那个年代见到的第一位有人性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已六七十岁，她仍然是我尊敬的老大姐、好朋友！尊敬她在关键时刻的这一举动！
告别回去，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流淚，淚早已干枯，”长歌当哭，是在痛定之后的”。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
“親戚或余悲，
他人早已歌，
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
尚能如此，也就夠了！
母親与父親的骨灰一直寄放在北京老山骨灰堂，一九八九年七月，才合葬到太子峪公墓，入土为安。
又过去了二年，一九八二年的夏天，石家庄终于传来了父親平反的消息。我们很快趕到那里，经过十余年之后，國棉二厂党委终于放下了架子，和我们坐在了同一个桌子边。
“过去打击反革命，是革命形势的需要，你的父親应该是有历史污点的，不审查不行不处理不行，当时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还不认错！）”现在革命形势大好，党中央作出平反的决定依然是正确的（什么狗屁羅辑！）接着宣佈了决定：
1.恢复原1948年所作的结论，仍按起义人员对待，恢复革命干部的身份，子女仍按干部子女对待。
2.推翻所有影响子女的不实之词。向子女所在地寄平反的通知。
3.补发从1966年8月起的80%工资，直到1978年6月逝世为止。按50元的80%计算（为什么不按378计算？）共计柒仟余元。
4.补发被抄家后变卖后的款项共捌佰余元。
虽然还有许多的问题，诸如被抄没的首饰那里去了？抄家变卖的物品怎么会只有那么一点点，父親的基本工资应该怎么算等等。讨论均无结果，但有了上述结果，也就算了。
回到北京几个月后，厂组织部找我谈话，说已接到石家庄的通知，要撤出塞入我档案中的不少不实之词，厂组织部的人说：一大堆，几吋厚，有好有坏，无法整理，也无法分辨，问我怎么办？我说我那有主意？你们看着办！这年头，坏的档案也影响不了什么，好的档案也不能提高你的身份！干脆一把火烧了吧！
下面是抄家后经父親手整理的抄家物资清单和石家庄國棉二厂变卖这些物品的价格，也是最后賠款的依据，看看之后，只能是付之一笑！
以后的是就越来越向着好的方面发展了，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们涨了工资，82年生了孩子分了房子，职位也一点点提高，買了这个買了那个，父親从未见过的电视机也買了二三台，都是29大尺寸的。只是父親没能见到张家唯一的正孙子82年出世，这小子现在已是廿五岁的大小伙了！
回忆暂时写到此处，打住。
愿父親、母親的在天之灵安息！
序言：2007年1月
正文 2007年8月12日起
2007年8月25日初稿（完成一部分）
附录一
石家庄國棉二厂变卖查抄张世爱家物资清单：
|
一公债 |
50元 |
被二厂强迫变卖的价格 |
|
二收音机（美国电子管） |
一台 |
4 |
|
三坤表 |
一只 |
1 |
|
四银 |
57.81克 |
1.85 |
|
|
|
9.60 |
|
查抄物资退赔有帳部分总计 |
|
833.7 |
详单
一、衣服类：
|
序 |
名称 |
件数 |
变卖款(人民幣) |
|
1 |
皮襖（新狐腿皮袍） |
1 |
30、 |
|
2 |
皮袍（滩羊皮大毛短皮襖） |
1 |
20、 |
|
3 |
毛料衣(新海军呢进口中山服一套) |
2 |
25 |
|
4 |
灰毛料 |
1 |
15、 |
|
|
毛料衣 |
|
4、 |
|
|
呢子料 |
1.9米 |
20 |
|
|
毛衣 |
1 |
20 |
|
|
毛裤 |
1 |
5 |
|
|
夾袍 |
1 |
8 |
|
|
呢上衣 |
1 |
20 |
|
|
毛料裤 |
11 |
5、15、10、6、20 |
|
|
呢子外衣（黑华达呢中山服） |
1 |
15 |
|
|
女裤 |
3 |
7、7、8 |
|
|
男大褂 |
1 |
6 |
|
|
秋大衣（黑人字呢面大毛羊皮女大衣） |
1 |
33 |
|
序 |
名称 |
件数 |
变卖款 (人民幣) |
|
|
毛料上衣（猞络呢灰花呢中山服） |
3 |
5、4、15 |
|
|
缎面 |
1 |
6 |
|
|
女上衣 |
1 |
33 |
|
|
皮鞋 |
1 |
12 |
|
|
毛毯 |
1 |
10 |
|
|
皮大衣（水獭皮领进口礼服呢） |
1 |
20 |
|
|
小皮大衣（狸子皮皮背心） |
2 |
5、5 |
|
|
夹大衣（滩羊皮女短大衣） |
1 |
15 |
|
|
毛料外衣面(银鼠皮翻毛女大衣，连手筒) |
1 |
20 |
|
|
呢子裤 |
|
7 |
|
|
呢裤 |
1 |
6 |
|
|
猞狸皮襖（长花呢面大毛皮大衣） |
1 |
50 |
|
|
皮筒（干玄狐腿女长皮袍） |
1 |
40 |
|
|
黑裤子 |
|
5 |
|
|
女旗袍 |
1 |
6 |
|
|
蚊帐 |
1 |
|
|
|
皮筒子 |
1 |
10 |
|
|
夾襖 |
2 |
3.5、2.5 |
|
|
白衣 |
1 |
3.5 |
|
|
麻料 |
1 |
6 |
|
|
裤料 |
1 |
7 |
|
|
床单 |
1 |
9 |
|
|
人造棉布 |
1 |
5 |
|
|
皮大衣（狸子皮女皮背心） |
1 |
40 |
|
|
毛线 |
1.5斤 |
|
二、其他类
|
序 |
名称 |
件数 |
变卖款 (人民幣) |
|
|
地毯 |
1 |
20 |
|
|
镜子 |
2 |
1.5、1 |
|
|
碗 |
一批 |
17 |
|
|
磁器 |
80件 |
5 |
|
|
铁皮箱 |
3 |
4 |
|
|
玻璃板 |
1 |
1.5 |
|
|
炉子、暖壶 |
2 |
2 |
|
|
脸盆、小椅 |
4 |
1.5 |
|
|
凉席 |
1 |
0.5 |
|
|
单人床架（美国弹簧床） |
1 |
15 |
|
|
单人床 |
1 |
10 |
|
|
樟木箱 |
1 |
20 |
|
|
皮鞋三双、皮包一个、红布一块 |
5 |
|
|
|
电熨斗、小铁箱 |
2 |
3 |
|
|
碗、手电等五件 |
1 |
|
|
|
沙发垫 |
1 |
4 |
|
|
皮箱 |
2 |
40 |
|
|
烂布 |
1 |
2 |
|
|
皮鞋三双、皮包一个、红布一块 |
5 |
|
|
|
|
|
|
|
|
|
|
|
三、杂项
|
序 |
名称 |
件数 |
变卖款(人民幣) |
|
|
破秋襖 |
1 |
1.5 |
|
|
破衣服 |
3 |
2 |
|
|
围巾 |
4 |
3 |
|
|
小孩衣服 |
1 |
1.7 |
|
|
毛巾 |
5 |
2.5 |
|
|
|
|
|
四、贵重物品
|
序 |
名称 |
件数 |
变卖款(人民幣) |
|
|
象牙筷子 |
3双 |
2 |
|
|
|
|
|
注意：以上只是國棉二厂承认的变卖物资清单，其中名称栏是國棉二厂提供的，括号里是父親提供的（只有一部份写了出来，全部被卖了八百多元，你说这是不是强盗！）
附录二
以下是抄家中被拿走、遗失，至今石家庄國棉二厂仍未退赔的物资（一部份）
一贵重物品、錢财等 估价（现在）
|
序 |
名称 |
件数 |
变卖款 (人民幣) |
|
|
镶宝石绿翠金戒子（14K金） |
1 |
8000 |
|
|
银元 |
10 |
300 |
|
|
象牙摺扇骨子 |
1 |
1000 |
|
|
粮票（包括寄养的六岁孙女的粮票） |
|
|
|
|
小保险箱 |
1 |
|
|
|
古代名人字画 |
|
几十万 |
|
|
九幅宋代名人绢扇面 |
9 |
几十万 |
|
|
古代名人墨 |
若干 |
几十万 |
|
|
古代磁器（古董） |
几十件 |
几万 |
|
|
公债劵 |
|
几百元 |
其他
|
序 |
名称 |
件数 |
变卖款(人民幣) |
|
|
新男衬衣 |
十余件 |
|
|
|
毛綫 |
十余斤 |
|
|
|
双人美制弹簧床垫 |
1 |
|
|
|
日式双层柜 |
3. |
|
多次找二厂，他们仅以”双方没有交接及书面清单”或”找不到了”，推辞了事。
你到我们家来抄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偷走、搶走贵重东西，那时的形势命都保不住，事后还是有无清单为由，拒绝返还，这是什么羅辑！
关于我的两次历史结论经过情况
1948年我在山东济南任伪联勤部所属济南被服厂厂长，秋济南解放战争迫近市区，伪联勤部电令各军需单位：在撤离之前，必须毁灭全部资材，否则”军法从事”。当战争臨近该厂时我拒不執行这个命令，进行护厂，使全部设备资材（包括棉军装十万套在内）于当晚由解放军接受。我后又参加了清理及恢复生产，集体学习，交代历史。
当时党的政策对非战斗人员是可望送回去白区，我原亦列在其内。华东区统战部部长纪纲先后召见我多次，又奉中央财委华东生产供应部命令，到部报道，由党委书记兼部长王纪武接见，教导我棄暗投明，留解放区工作，并宣佈上级党委对我的历史做出结论是：
“所有历史已交代清楚，不予追究，参加工作后，保证其政治待遇”。
我感激万分，决心为人民立功赎罪。从四八年冬即任生产供应部调查研究室当付主任，工业学校校务付主任。南下时，任干部隊六大隊第三中隊隊长。到上海后，任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处行政秘书，國棉六厂总务主任，工会干部，职工夜校校长，上海市普陀区第一、二届人民代表等职。
1955年中纺部调我到石家庄，随后即在國棉三厂参加肃反运动，审查我参加革命工作时的经过。1957年春，奉我所在的华北纺织管理局按装隊党委因我的请求，派党委秘书李云鹏去山东及北京等地核查关于华东区对我作的结论详情，经原党委证明属实。
1958年元月，我被调到石家庄國棉二厂工作。二厂党委向我宣佈57年河北省委对我的肃反问题作出的结论是：
“同意原单位意见，认定本也属于历史反革命范围之内，但早已交待清楚，不予处分，撤去原来职务”。
又叫我看了文件，同时宣佈撤去我任的科长职务，改任材料员。其后我大部分时间即在國棉二厂布场搞材料供应及经济核算工作，也曾参加干部学习及地方选举。自1948年以来，我从未犯过什么错误而受过处分。我在各单位工作及表现都有单位鑑定，当然都应在档案之中。
1966年九月（实为八月），二厂红卫兵突然抄了我的家，把我夫妻的衣物（我除衣物外，没有什么财产）帐、毯，用具等全部没收，然后遣送安徽省肥东沿河大隊。这里是我八岁时离开的故乡，早已无一个亲属。二个重病之人无所依靠。但二厂红卫兵不仅不予考虑，还告知大隊我是戴帽子的人，以致几年大隊仍把我当作戴帽子的看待。
党的政策是宽大、严肃认真的，这九年二厂置之不理，我只得请求县委予以处理，查清档案，明确我是否是戴帽子之人，並通知大隊。
报告人：张世爱
1975.6.1
75年6月2日交一份与县委统战部，7月2日又交县委统战部一份，同时附原件转石家庄國棉二厂一份。
同时宣佈对我的历史罪责不予追究，宣佈人是党委兼部长王纪武。
第二次历史结论是一九五八年元月，出自石家庄國棉二厂。经厂党委对我宣佈五七年河北省党委对我作的肃反结论，内容是：
“同意原单位意见，认定本案也属于历史反革命范围，但早已交待清楚，不予处分，撤消原职务”。
二厂党委同时宣佈撤去我所任的科长职务，改为材料员。其后在布厂担任布厂的材料供应及经济核算等职。
我自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从未犯过受处分错误，所有我在山东、上海、西安、北京及石家庄等地单位工作离开时都有鑑定，以上二次结论？定必然在档案中可以查到。石家庄国棉二厂所说我是被定为戴帽子历反份子不知何处而来？
1973年当我知道二厂的答复时即写了报告给店埠公社、石家庄国棉二厂及河北省党委，请求查明原结论，予以处理。
蒙公社党委表示：已经在肥东查出57年河北省委作的结论，並已通知石家庄國棉二厂，据店埠讲，二厂也复信同意尽快处理。但至今又是二年多了，仍无行动。
我年已七十有一，多年患心脏病，我妻已于72年冬贫病而死，我只身一人在此，无一親属，又被当作戴帽子人看待，何能生存？为此再报告省委，请求查明原委，予以处理。档案及人均在本县（指肥东县），只要一查原案，即可明确我是否是戴帽子的人了！
为了省委便于查档，附上二次结论及经过情况要点，请求核对，查明后並请转告公社及大隊。
此上
肥东县党委会转河北省党委
张XX 1975.5.31
目录
一 自南京调济南（1947—1948）
二 上海四年（1949—1952）
三 西安支内（1952—1953）
四 北京中纺部工作（1953—1954）
五 石家庄的厄运（1954—1966）
六 抄家 遣返原籍
劳动改造（1966.8.23）
七 安徽肥东县劳改十年（1966—1976）
八 反抗与逃亡（1976.1）
九 北京的最后日子（1976.1—1978.6）
十 “平反”（1981～）
张础
一、自南京调济南
一九四七年七月，奉國民党兰州联勤部的命令，张世爱由南京官兵合作社总经理的职务调往联勤部济南被服厂任厂长，简任级级别为上校。
济南被服厂位于济南西北郊，是联勤部重点企业，拥有八千余名职工。主要生产部隊用的军装、军服。一九四七年七月，国共双方的武装冲突已越演越烈，东北战役已经结束，平津张战役即將打响，中國人民解放军的战斗部隊正在向南逐步逼進，而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也正在顽强抵抗，力圖阻止解放军的攻势。在这个骨节眼的时候，上级派张世爱到济南被服厂工作，力圖加强华东一带的后勤给养保障，特别是部隊需要的棉衣、棉被等，随着秋冬的臨近，已显得刻不容缓。
张世爱一到任，即按照上级指示，颁佈了一系列的命令，要求职工坚守岗位，尽心尽职多出产品，同时也尽可能在职权范围内，为八千名职工谋取一些福利，增加一点工资，因为战爭连年，民心涣散，即使在军工厂工作的非战斗第一线的后勤人员也不能不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经过大力整顿，生产有了明显的改善：到一九四八年四月，几十万套军服（包括棉服）已源源不断按月供部隊使用，根据上级指示，又增加生产了十万套棉服库存，以备不時之需。
就在此时，战火的硝烟已经逐步地逼进了济南这个”家家泉水，户户垂扬”的美丽城市。
过了几十年的平静日子，虽然有过土匪、有过军阀、抗日战争八年大部分时间在日伪统治下，过着亡國奴的不如牛马的生活，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並不舒坦，但百姓从未有过大战的体验，城市也基本保存了几千年的完整，名山名泉从未被槍炮摧毁过，因此刚到七八月，听说解放军要围城，眼看着政府机关正在准备南迁，老百姓驚慌了，考虑怎样保存生命和一点可憐的财产。
虽然军事长官王耀武一再辟谣，企图稳定军心，稳定民心，但已无法压住市面的混乱。形势已开始白热化。
张世爱同样也受到”震动”，一方面是上级的命令一个接一个下达，一个比一个急促。生产的转轮已经廿四小时加速飞转；另一方面是在南京的家小不停的来电、来信担心着他的身体和处境。能不能尽快摆脱这种”险境”，找一条生路，是张世爱昼夜思索的关键问题。
九月初，混乱已经加剧，一纸急电打破了所有正常秩序：兰州联勤部总部下达济南被服厂撤退的紧急通知：由於战事紧张，大战在即，要求十五日之内被服厂转移所有重要物资、文件，已经生产的十万套棉军服全部就地烧毁；工人疏散，厂房炸毁。如不执行命令，军法制裁。同时也电告张世爱尽快处理完上述事务后，带领主要干部前往青岛，在那里准备了专机撤退联勤部人员，未予防万一，来不及撤退，已在济南西郊军用机场准备了运输机，运送这批人员中高级军官及执行任务的人撤退，特别是给张世爱留了座位。
没过两天，他的勤务人员张克序深夜前来辞行。克序他的親姪子，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半年前刚调至机场搞地勤。克序奉令于六小时后随部隊飞青岛，后飞台湾，并告知张形势极为严峻，不容乐观。机场飞机已剩下有限几架，一片混乱，必须尽早作出打算。
这个消息使张世爱震驚！因为先是”燒毁十万套军服命令”是他接受不了的，这是八千职工加班加点近四个月趕制出来的，是职工的心血，也是作为厂长他的心血。这么好的东西给谁穿不行？又何况老百姓也正需要过冬，当然部隊军人也要过冬。他捨不得，这是他仁慈的一面，他只不过是一个工厂管理者中的技术统率，他忘记了他文职上校军官的身份；其次，机场的混乱又缩短了他下决心的时间。
他不想去台湾，因为家中妻儿都在南京，去了台湾，等于生离死别；不去台湾，又该怎么办？在左思又想的当口，在压下上峰命令並组织了护厂隊严令保护这批棉军服的同时，九月十六日晚，济南战役打响了。
國共双方各自投入了近十万部隊，战爭之殘烈可想而知，双方都牺牲了数万人，争夺这小小的城池（那时济南还没有现在十分之一大）
张世爱与护厂隊在战火中坚持了七天，这时厂房已大都被炮火击中，但十万套棉军装却奇跡般的保存下来，未被摧毁。七天之后，解放军的大部隊已经有部分进入市区，战火已接近尾声。國民党的军隊已经失去战斗力，张世爱在尽全力护厂无果之后，跟随國民党另星撤退部隊，撤离济南，自行向东，幻想到青岛后换船去上海。
还未走到青州，前方已被解放军佔领，阻挡去路，无法东行，只好几个人又便衣返回到济南，回到工厂，回到工人中。在遍地瓦砾、遍地死屍的地方，吃着工人送来的回济南的第一顿饭！
这时，中国人民济南军区后勤部的首长也正急着找他。虽然十万套棉军装完整无缺，但工厂急需开工，急需生产。
找到张世爱，领导要求他立即组织人员开工，同时对他的政治问题经审查尽快作出结论。这两件事作的都很快；工厂几个星期就开了工，结论也很快审查完毕：考虑到虽是國民党旧人员，但因有保护十万套棉军装一事，立了大功，因此结论是：
“以往历史交代清楚，不予追究，参加革命工作后保证其政治待遇”
並明确按”起义人员对待”，其子女出身为革命干部。由济南军区后勤部领导当面宣读。
一九四八年末，在参与工厂恢复生产后，张世爱调济南军区后勤部，再后去干部管理学校任付校长，培训南下干部大军。一九二六年从唐山交大毕业的学历和以后廿多年的工作资历使他胜任了这个重任。
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解放大军南下，张世爱被认命为南下干部纵隊青州大隊干部中隊中隊长，率领三百名干部往南行动。从济南到徐州，从蚌埠到浦口，扬帆过长江，五月廿日赶到苏州，五月廿六日晚上海战役前夕到达上海郊区，五月廿七日解放军解放上海，五月廿八日清晨，张世爱率干部隊伍到达上海。进驻上海南京路金城大厦，上海市中国人民军事管制委员会轻工业部，张世爱作为秘书，负责接管上海数百家纺织厂、公司。
二、上海四年
一九四九年七月底，根据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指示，所有干部下基层，充实第一綫，张世爱随即分配到上海市國棉六厂，先任军代表，后任总务处处长。同时担任上海市普陀区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國棉六厂工人夜校校长等职。
一九四九年八月，母親带着四个孩子来到上海，住进了工厂宿舍。
由于张世爱是旧留用人员，又是参加解放军的起义人员，双重身份使他在工厂里待遇很高，月工资为”三百四十七万元”（旧幣），是工厂头一份，一次张世爱被评为劳动模范，奖励了一个月工资，他用这点钱在上海共舞台包了一场梅兰芳的”贵妃醉酒”给全厂一千多人看！可见当时錢多么值錢。
一九五一年初，中国的连延不断的运动开始了。
开始是三反五反，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一年初城市开始斗”大老虎”，其实是和三反五反前后脚。张世爱因为工资太高了，又是留用人员，不是老虎也是老虎，审查了三、四个月，没有任何问题，只好调到國棉十二厂，还是科级干部。
三、西安支内
不久，支内开始，也就是將上海的技术人员支援西安、兰州等内地，建设新工厂。张世爱被选中，支援西安，在西安东郊灞河与？河之间组建西北國棉一、二、三、四厂。张世爱被委任为西北纺织工业局按装公司供应科科长，负责几个大厂建设用的全部材料器材设备供应。时间紧，任务急，工作繁重是可想而知的。仅举一个实例：一旦打桩发现了古墓或空洞，成百顿的水泥就要马上灌进去，絲毫耽误不了时间。他们住在老鼠到处爬来爬去的工棚里，晚上终南山的狼跑到离住处二百米的高坡对天嗥叫。
而这时，上海的家已经没有了，他退掉了住所，安排了子女上学，带着妻子和上初中的儿子，毅然来到这荒漠之地。没给自己留条后路。
四、北京中纺部工作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京筹建东郊國棉一二三厂，张世爱奉调中央纺织工业部纺织按装大隊，任供应科长职务。任务还是和西安一样，但由於在北京，比西安的条件好多了。
五、石家庄的厄运
一九五四年六月，由於中國决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中國最大的产棉基地的纺织系列工厂，建设國棉一厂、二厂、三厂、四厂、印染厂，中央纺织工业部在全國抽调了一百另八名专业干部赶赴石家庄，精兵强將领导会战。张世爱依然在其中，还是担任他的供应科长。当这一百另八名精英到达石家庄的时候，他们还不知厄运正在向他们袭来。
石家庄当地的干部、工人没有技术，也没什么文化，在这些外来技术骨干手把手地教导下，他们逐步学会了一切，成长起来。一年多，几座大型纺织企业飞速建成，当地人也掌握了企业的管理、技术、维护，当成匹的高质量宽纺布出现在國内市场、國际市场上时，还让这些高级知识份子留在石家庄领导岗位就显得多余了。翻脸不认人，地方排外主义自然抬头。不讲诚信有什么了不起？猫教会了老虎还差一点被试图爬树的老虎吃掉呢！
这时的政治运动已经是紧锣密鼓，一浪高过一浪：反对高岗饒淑石反党集团，打倒冯雪峰，丁伶，打倒胡风……涉及几百万性命的肃反运动终于拉开了帷幕。
只说最终结果：这一百另八將几乎全军复没：历史反革命、國民党、三青团、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全被以各种处分：开除、坐牢、降职…
张世爱当然不能幸免。
对张世爱的”审训”就此开始。
“你的结论是什么？”审问者发问。
张世爱据实回答。
“经我们调查，找不到结论，你是混进革命隊伍的！”审问者发话。
张说在档案里绝对能查到，即使因战争中有遗失可能，很多当事人还在，可以去查。解放后的经历不也证实了这些吗？
领导发话了”即使有这个结论，也是有问题的：什么叫以往历史交代清楚，不予追究？正因为你有历史问题，才有交代的问题，当时对你太寬大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要对你追究！什么叫按起义人员对待？你根本不是起义人员嘛！你为國民党效力了几十年，最后还想跟着國民党逃到台湾……
张世爱哑口无言。三个多月的审讯讲不得一点道理，没有一点法律会有什么自己的辩护权，强权下只有低头。
结论终于出台”属于历史反革命范畴，但早已交代清楚，不予处分，由科长级降至布场管理员；降薪四三百余元降至五十余元”，同时告诫，他不要抗拒组织的决定，要接受革命群众的教育……
虎落平原被犬欺，看到一百另七个同伴的处境，他依然不服。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十余年的时间，他除了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忍受着巨大的歧视外，他依然不停地上访、上告：从石家庄市委到河北省委，从地方到中央，一直告到中共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手中，他甚至想到中央政治局的郝建秀，毕竟郝建秀在上海國棉六厂当挡车工的时候，还只是一名十六岁的孩子，是张世爱当年一手发现並提拔了她，成为劳动模范，直至到了中央。
告狀上诉书底稿摞起来有半米高，结果是一切都白费，石沉大海，杳无消息。
经济上也陷入困境：五十元钱怎能养活三口人？（他儿子上北京大学从未申请过一分錢的助学金），只好每天以五分钱最低价菜充饥，这时的物价已经上涨十几倍、几十倍，高级糖果已经卖到了近十元一斤。发霉的白薯面窝窝头，混有钢絲（经过梳棉）的棉仔饼成了食用的口糧！
他在这种非正常人的生活中忍受了十一年，他坚信他的结论，他坚信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现实使他无法理解，共产党真的是过河拆桥吗？
六、抄家、遣返原籍劳动改造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六日，厄运终于再一次降臨到张世爱的身上。
六月，由毛泽东主席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在北京开始，並迅速向全国蔓延，抄家、打砸搶，红卫兵造反此起彼复，上百万人的性命受到威脇。不服污蔑的知识分子自杀，上吊层出不穷，老舍跳了太平湖，翦伯赞夫妇在未名湖自杀…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日傍晚，也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八.一八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第二天，一群带着石家庄國棉二厂红卫兵袖箍的暴徒冲进了张世爱住在长安公园附近的宿舍二楼，疯狂地砸门。
当时张六十一岁，母親杨競夏五十五六岁，多病在身，还想抵挡一阵，锁住门未开，但一个小小的木门怎能抵住廿余个大汉的冲击？不到一分钟木门轰然而开。正上去准备开门的母親被撞倒了，头上立即起了一个大包，鲜血从脸上流下，昏倒在地。
领头的大汉兇狠狠地问张世爱”为什么不给开门？”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在张的脸上，纺织厂男工大多是保全工，整天拿着机床摇把，又是廿郎当的小伙子，那个劲有多大可想而知。张世爱咀角顿时流出了鲜血。
“我代表厂红卫兵宣佈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领导刚发话，口号声四起，震耳欲聋。同时开始殴打、推搡，二位老人毫无招架之力，任人宰割。
在將二位老人打翻在地后，红卫兵宣佈”为了打倒张世爱的嚣张反革命气概，找寻反革命罪证，开始抄家。
廿余人一涌而上，撬门砸锁，翻箱倒櫃，所有瓷器饭碗砸得粉碎，仅有的一点手饰、手錶也被翻了出来，几件翡翠戒指小件.乘人不注意，被造反派偷偷放进裤袋中。
二小时后，造反派扬长而去，满屋子全是瓦砾，好像刚刚发生了一场八级地震，一片狼籍。
第二天依然是批斗、游街，除了掛铁牌、戴高帽，石家庄國棉二厂还把几十位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剃了阴阳头（即左边剃，右边不剃），有的把长裤裤腿剪了左半只，打着小锣，从长安公园的范谈村游街到”伟大的毛主席光辉革命历程展覧馆”，又由展覧馆游回长安公园，周而复始。张世爱和老伴都在其中，这时正是骄阳似火的八月！又是二位五六十岁多病的老人！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廿二日，张世爱家中的所有物品被拉到厂区广场上进行”拍卖”！
“双人美国钢絲床，十块！”
“日式二层小柜，八元”
“络绒皮大衣一件，廿元！”
……
所有家中的几百件物品，价值当时是十几万元，被造反派以不到几百元的价格全部卖给了数以百计的國棉二厂工人，一些手饰却被个别人纳入私囊。
当然，被抄家的仅一个厂就有几十家，有些竟然被打活活失去了生命。
当天家被抄光，老二口回去躺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刚从广场回来，親眼看着自己一辈子辛勤劳动积攒下来的财产被搶夺一空，而搶夺的人竟是他们身边长期相处的鄰居和同事！他想起了当年重庆大轰炸，那时人们还会互助，互相救治，可今天……
第四天，也就是八月廿三日，遣返开始。國棉二厂几十位被剃了阴阳头的老弱病殘穿着满身汗渍的单衣，仅带了二三件换洗衣服，被红卫兵大汉押解上了火车，走上他们的不归之路。
臨上火车前，张世爱被允许向在北京工作的小儿子寄上离开石家庄前的最后一封便函：
“按照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俩被遣送回原籍劳动，相信会适应那裡的生活的。
父字 1966年8月23日”
这就是一位为共产党政权辛勤工作了近二十年的老知识份子，老技术人员在遭到无情的折磨后，用血淚写出的决別书，他不知”原籍”会让他”适应”生活吗？
法律终于被无情的践踏！
七、安徽肥东县劳改十年
到乡下去劳动，对二位五六十岁的多病又丧失劳动力的老人无異只能是死路一条。但他们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竟然是一条延长他们殘年的”福”路！很快全國性的武斗开始，真槍真炮抬上了街头，多少地富反坏右当了活靶子！多少人倒了下去！几百万冤魂牺牲在文化大革命中。天高皇帝远的石家庄更可想而知。
张世爱老二口被遣返使他们暂时脱离了刀光剑影的”快速谋杀”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冥冥中的上帝再一次地倦顾了他的子民。
张世爱老二口被遣返送回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对河村劳动改造。这个村地处淮北平原，离合肥市约三十华里。父親一九0五年出生在这里，八岁就被送到合肥上小学，十六岁刚过中学毕业，就考取了位于河北省的唐山交通大学，从此再没有回过老家，肥东也没什么親人了。
这时的肥东依然是贫穷、荒凉。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民不聊生，一九六0年的天災人祸，原本八十万人的一个县，活活饿死了卅万人。我家店埠镇对河村一千多张家的親戚中，近三分之一走进了坟墓；经过三四年好不容易地”包产到户”刚刚喘了一口气；全村除了村南的张家祠堂是大瓦房外，大部分还是土坯的草房；通往镇上的仍然是泥泞的乡间小路，全村近千口人，全都喝着村口的塘水，打回去还得用明矾过滤……赤贫的老二口被遣送到这裡，怎么生活？
石家庄来的遣返红卫兵不管这些，把张世爱二口子向村革命委员会头头一交，档案一塞，转身扬长而去。因为他们对塘水沏的茶无法下咽！
张世爱离家几十年，四周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母親从未来过这里，连当地的合肥话大部分听不懂，举目无親，再一次陷入绝境。张世爱想可能会又被扫地出门。
恰在此时，门外走进了几位远房的叔伯姪子克原、克裳，依稀辨别出了”二爺”的模样。许多年未见，看到双方的窘态，都落下了眼淚！
毕竟张世爱是村中的长长輩，乡親们没有管他俩的身份，村长童本祥大哥安排他们住下，吃了一顿二天来唯一的饱饭！
十几天后，经大隊及親属们研究：拨给张世爱二人一块村北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的宅基地，子女们寄来了三四百元錢，乡親们三下五除二，三四天就用二百七十元錢给盖了一间廿平米的草房。老二口终于有了自己的窝！
这间二百七十元盖起的是怎样一座”宅子”呢？
四周牆一米以下是打的土坯，一米以上是用河泥夾稻草一兜一兜地堆起，上面買了几十根南方的大毛竹，紮成了房架，再用小毛竹铺平后铺上近半米厚的稻草，再上面用草绳作网，房子就有了雏形。
二边土坯一搭，中间放了一排毛竹，上面铺了稻草就是一张双人床；買了一个大锅盖，钉上四条木腿，翻过来就成了桌子；窗户没钱買玻璃，用农用塑料薄膜糊上，院子东南角埋了一口缺角的大缸，土坯一挡，木板一搭，就成了厕所……唯一的电气设备就是一只15瓦的灯泡，发着昏黄的灯光……
二女儿在上海，每月卅七元工资不夠养活二个孩子，大儿子在东北劳改农场（因右派），无法接济，只有大女儿和二儿子每月给肥东寄卅元錢，给他们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要知道儿女当时的工资也就五十五元，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
二老年老力衰，突然从北京、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降到这样赤贫的农村，很长时间无法正常生活。村里又无地可分。即使分了，老二口也无力耕种，医药费基本为零，病了无法也无錢就医，只有等死。靠子女接济（幸亏还有子女，要没有子女还不活活饿死！）每月卅元錢勉强度日，经常是不到月底，已经身无分文。
大概是一九六九年的二月初，年关吃紧，下了一场大雪，足有近尺厚，封住了村头的小路。家家都在准备年夜饭，爆竹声不断响起。每月初一拿到工资，我们当即寄出，好让他们在每月五六号收到。但这个月初五初六，大雪阻路，邮差无法送到，这时的二老身上只剩下了二角錢！
家中无米下锅，碍着长辈身份不好去借，张世爱只好冒着飞雪，站在村头的大棟树下，饿着肚子，看着村北的小路方向，望着邮差的出现……，整整等了二天！
人总是要活下去的，他没有那些老知识分子清高，动不动就以死反抗，他已是老运动员，虽然母親杨競夏因受不了这精神折磨，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但都被父親阻止，即使在每周要去乡里作为”地富反坏右”的一份子被集中批斗，即使丧失了一切自由，不断的去”报到”，被不断污蔑人格，在没有一絲民主、一絲民权和一絲民生的环境下，张世爱没有绝望，他坚持”活着”，他还是相信有可能”平反”的一天！这时的他也只认为”可能”了！
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他开始在院子里种蓖麻；他开始养意大利蜜蜂（最多时养过十一箱近十万只！）；他开始在院中找一口大铁锅，制尿醛树脂胶，企圖粘结纺纱用的纱锭，什么办法都想过，什么事情都作过，但收效甚微，二位老人能作什么可以改善生活呢？当时的蜂蜜才卖一块錢一斤，但是还是卖不出去，乡親们穷，買不起！
他们唯一的希望和欢乐就是远在北京的二儿子张础每年冬天的一次探亲！喝着儿子从北京带来的二元五角錢一斤的茶叶沫，围在锅盖桌边抽着二角錢一包的飞马烟的乡親在一起聊天”呱旦”，母親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但是几天后儿子还得回北京去！离别前一天夜里，父子、母子相对而坐，一夜无话，等待着天明分别时刻的到来，离去的早晨，父親把儿子送到店埠汽车站，望着远去的长途车，近七十岁的老人张世爱泪如雨下。
在经过四年的非人生活的折磨后，母親终于躺下再也爬不起来。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七日，合肥向北京二儿子电报”母病危！速归”。
第三天清晨，踏着田间小路的积雪泥泞赶到家里，母親已经说不出话来，看到儿子回到身边，她眼淚从眼角一滴又一滴地流向枕巾……
去肥东县医院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革委会开的证明，医院也不收治反革命家属，加之没有錢，重要的药品都在医生手中拿着，没有关係看不了病。二女儿张琳也从上海赶来，虽然她也是个精神病院的医生，也没有任何办法，我只好给母親喂点牛奶，代替药物。母親大声咳嗽着，痰堵在喉头，大小便已经失禁。看着她被憋红的脸，又没有吸痰器，只好咀对咀地人工把她的痰用吸管吸出来。
母親终于没有挺过去，四天以后，在十二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时，她终于闭上了眼睛，这饱经酸楚满怀怨恨的眼睛！父親四天来，眼淚始终在流着，无助的流着。
送葬极其简单：请了四位親戚抬了木板，装上尸体，走了一里多土路，走到店埠的大道，一架排子车装上了札在棉被中的母親，由一位村民拉着直奔四十华里外位于肥西的火化场。张世爱已支撑不住，二姐只好陪他老人家坐乡间长途汽车。而我和童本祥大哥跟在排子车后，守护着母親的尸首，在这漫长的公路上向西走去，走去……
母親没有被埋在乡下，因为在她病危时，一再提出：我绝不葬在这个让人心酸的地方！我要葬在北京，和儿子在一起！这是我最后也是唯一的要求！
我终于婉谢了乡亲们的挽留好意，把母親所有的骨灰一粒一粒，一点不剩地親手装进了骨灰盒中，带回北京。留下了年老多病的近七十岁的父親一个人。
当我一步一回头看着站在村头棟树下满头蒼白的父親流着淚挥手送行时，天似乎快塌了下来！
经过多次申请，墾求，乡里县里都不允许將张世爱带走，他被迫一个人留在了乡下，拖着心脏振颤和纤颤极度衰弱的身躯，熬着那最后的油灯，依然接受着革命专政机关的监督改造。没有任何人身自由。
由于无人管理，一箱箱意大利蜂逐渐死去；蓖麻子无人收购，一株株枯萎在墙角；用尿醛树脂粘结纱锭的活早已停止，熬膠的大锅昂面朝天，在雨水中养育着孑孓。
我们还是在不断地上访、申诉。得到的只是白眼、喝斥。多次到石家庄國棉二厂和石家庄市委.河北省委，大部分是不理采，有时一二分钟就被打发了出来，望着省市党委的大门，望着盛夏跪在河北省委大门外三天三夜的数百名上告老百姓（有白发蒼蒼的老人和抱在母親怀中吃奶的婴儿），望着國棉二厂党委办公室冷冰冰的毛泽东大理石塑像，子女们终于失望了。
人们不能不失望，人们不能不绝望，全世界还有没有正义？有没有法律？但红色的恐怖依然在笼罩在中国上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仍然在继续！
八、反抗与逃亡
一九七六年一月四日，张世爱的二儿子张础由北京回到乡下，一年一度的探親假。一月八日即得到消息，周恩来总理去世！
消息传来，举國悲痛。人们私下议论着，中国这唯一还能救老百姓的人都走了，今后日子该怎么过？会不会有更大的混乱或强权出现？
干部们都在忙着开追悼会，无暇他顾。
张世爱身体一天衰弱一天，几十次的申请带他去合肥或北京治病都被严辞拒绝。如果形势再有一点风吹草动，他老人家必死无疑。
在经过二三个昼夜的观察和不眠思考后，我作出了一个极大胆的决定，不经过任何人批准，直接带父親出走，去北京！
在没有任何东西可收拾的情况下，一月十四日头天夜近十时，我將走的打算告诉了村长童本祥一个人，他觉得只有如此，並保证保密。第二天清晨五时天还没亮，乘着冬日的晨霧，装着是散步的样子，最后看了一眼那淹没在黑夜中的村、房屋，那株棟树，我和父親不紧不慢的走出了村头。走上小路后已尽可能快的速度，搀扶父親到了店埠，上了第一班六点去合肥的班车。到了火车站，尽可能快地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社会主义的祖國被迫作了一次逃犯！
火车开动时，张世爱已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因为无錢只買了一张卧铺，我一夜未睡，守护在父親身边。一直快到北京时，我们才敢把头抬起来。而上车去追悼周恩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到北京的第三天，去东直门医院给父親看过病，确诊为”高血压，心脏病”。
为了予防肥东方面的追究，我立即给肥东县乡保卫科寄了挂号信，告知张世爱有严重的心脏”纤颤，震颤，左侧冠狀动脉传导基本完全阻滞，血压高达140/210”不得已，带他去京看病，时间紧迫，来不及汇报等等并寄出了诊断结果。
十几天后肥东县店埠镇来了回信，大意是：
最高指示：反革命份子你不打，他不倒……
张础：你作为反革命份子家属，竟然抗拒革命群众监督，私自將我县重点历反XXX带走，属重大反革命罪行，限你在接信后廿四小时内將罪犯送回合肥，否则我们將派公安人员前来北京將张世爱追捕归案，你也將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制裁，勿谓言之不予也！
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革委会
保卫科 一九七六年一月X日
这已是一九七六年二月的一天。我憑着”鱼死网破”的信念，没有去理他，终日战战兢兢地等着肥东上门来的一场”大决战”。
但很快，”四五”运动开始了，反四人帮的集会开始了，唐山大地震了，毛泽东逝世了，江青一伙被赶下了台。七六年一年发生了那么多大事，让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在狂风暴雨之后，國家终于露出了一絲曙光，张世爱终于没有再”回原籍劳动改造”。
九、北京的最后日子
在北京，二儿子家只有一居室，只好將三平方米的厨房煤球炉搬到走廊，给父親安顿单独住下。没有电视机看（買不起），父親又很少下楼（一是身体，楼高六层，二是政治身份），只好一个人在大屋裡走来走去，从狭窄的阳台上看着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鸽子发呆，有时厂休，儿子带他去颐和园、北海，游玩的时候还很高兴，一回到家，又沉默起来。
就在儿子和儿媳妇的照料下，张世爱在北京渡过了从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三月这二年多的日子。
在北京渡过近二年的生活。由于长期受迫害，心情压抑；由于七八年来在乡下一直从事有毒的树脂燒结，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有病也无钱看，一九七八年三月卅日，他发现右腹部有一个腫块，而且经常便血。经鄰居同仁医院戴士铭院长的帮助下，检查出是白血病，已经到了晚期。並且很快住进了医院。这已是一九七八年三月底。
他仍”莫需有”地一直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仍然没有结论，也没有”公民权”，老伴早已离他而去，生活依然艰难、清贫，但生活在孩子身边，生活在北京，比起乡下天壤之别。他都一直没有喪失”最后”的希望，他仍然相信最终会”平反”的，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知道病情和住进医院后，他无法释然，躺在病床上，他仍不停地写着，写着他的上诉书，写着他的回忆录，写着他那充满悲剧的人生……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无法辨认。他越来越搞不清这一生的路究竟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
他也有“后悔”的时候，在清醒的时候，他对二儿子说后悔因为工作太忙，六次路过杭州竟然没有下车看看这天堂，后悔没能把子女带出去，否则已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了，他指的是大儿子张磐和二儿子张础。一直为他的品学兼优而自豪，而此时的张磐，却因为廿岁时的右派被关进監牢至今仍在东北吉林泰来劳改农场渡过他廿年的劳改生活。他不再说话，我也啞然了。
病危通知书终于在三个月后的一九七八年的六月廿一日到来。大女儿也从沈阳赶来（大姐夫已经来过），但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不肯轻易离开这个世界！
我急电石家庄、急电肥东县，希望他们发发善心，看在那即将离开人世的病危病号的面上，那怕暂时给个结论，甚至作个”假结论”也好！让逝者有个希望，但几天过去，毫无消息，冷漠、冷漠、还是冷漠！
父親仍然瞪着大眼，不吃不喝，我们也想让他的大儿子赶来，但一者经济能力有限，二者张磐刚刚从犯人转农工几个月，还没有摘帽，考虑到家属已都到场，于是给吉林泰来劳改农场的张磐发了一个电报：”姐已来，你勿来”。
第二天中午十二时，张磐竟然穿着短裤、背心，满头大汗来到北京。因为他接的电报被翻成了“姐已来，你务来！”
张磐下午一时多赶到病房，弥留在世上整六天的父親竟然在张磐呼唤”爸爸、爸爸、我来了”时恢复了神志，动了动嘴角，说不出话来！但一颗一颗豆大的淚珠顺着眼眶，滴向腮边！
哥哥给他擦了擦脸，梳了头髮，又用电动刮胡刀给他刮了刮胡子，父親脸上露出了一絲笑容和满足。二时正，离张磐进屋不到半个小时，父親骤然而逝！
真是天意吗！真是神助！上蒼看到人间太不公平了，也要给无助的老百姓一点最后的温暖！我们多么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薩創下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奇蹟。感谢那位远在千里之外不知姓名的译电员！父親终于在臨终时见到了他最惦记的大儿子！
火化在第二天上午进行。从冷冻箱中抽出的父親遗体眼睛仍然张得大大的，”死不暝目”，怎么抹都闭不上。我只好將屍布盖在他的脸上，我不希望父親那怨恨的目光留在親属子女的回忆中。
火化回去，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再流淚，因为淚早已流干，留了廿多年的眼淚难道流得还不够吗？
“长歌当哭，是在痛定之后的”。
“親戚或余悲，
他人早已歌，
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
尚能如此，也就夠了！
母親与父親的骨灰一直寄放在北京老山骨灰堂，一九八九年七月，才合葬到太子峪公墓，入土为安。愿他们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经过家属不停的申诉，中央的政策也逐步鬆动，又过去了近四年，一九八二年夏，石家庄终于传来了为张世爱平反的消息。经过十几年的冷漠与冷战，石家庄國棉二厂党委终于不得不放下架子，和趕到那里去的张世爱的大儿子张磐，二儿子张础坐在了一个办公桌边。
根据河北省委的决定，石家庄國棉二厂党委宣佈对张世爱平反的决定：
1.恢复中國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一九四八年对张世爱所下的结论，仍按起义人员对待，恢复原革命干部身份，恢复子女仍按干部子女对待。
2.推翻所有强加在子女头上的不实之词。向子女所在地寄出平反通知，销毁所有档案中的错误材料。
3.补发张世爱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起直至一九七八年六月逝世止十二年的工资（按百分之八十计算）合计柒仟余元。
4.补发一九六六年抄家变卖张世爱家产的款项共捌佰余元。
上述结论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如：被补发的工资为什么不按三百多元计算而按五十元的百分之八十计算，抄家为什么只补了几百元而不是十几万元；被抄没的首饰被贪污拿走的为什么没追回来？……等等，讨论半天，毫无结果。
有了上述结论，也就算了。
张世爱的一生坎坎坷坷，无法用三言二语作出评价，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他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毕竟是一个正直的中國人，为生他养他的祖國在不同时期作了他本份应作的工作。他清白磊落，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
二00八年五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