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中客洁癖症汇总及诊断

理中客，他们以辩证法为理论基础，在涉及社会热点问题的公共讨论中总是以貌似理性、中立、客观的面目示人，在发生公民与权力冲突的事件时尤其如此。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绝对正确，也没有绝对错误；没有绝对正义，也没有绝对邪恶。他们坚信：黄金之中也有瑕疵，大粪当中也有营养，没有绝对的黄金，也没有绝对的大粪，因此，黄金亦不足取，大粪亦不足厌。

但是，他们的理性，其实是不讲逻辑；他们的中立，其实是没有立场；他们的客观，其实是否定一切。所有的理中客都是洁癖症患者，归结起来可以分为四大类：道德洁癖，动机洁癖，事实洁癖，程序（秩序）洁癖。下面，我将分别阐述这四种洁癖的症状、病因和治疗方法。

一  道德洁癖

症状：道德洁癖者要求政治抗争者必须完美无瑕，私德上不能有任何污点，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哪怕是与事件主题毫无关联的道德污点或作风缺陷，如嫖娼、赌博、外遇、小学二年级考试作弊、精神病史等等，他们一旦找到就会咬住不放。他们认为，只有完人才有资格谈正义，进行政治反对。

发病表现：“搞政治反对的人，屁股一定得干净”（此语出自胡编之口，胡编虽非理中客，但无疑是理中客的导师），“这些人平常就是一群混混，还有资格谈民主？”“自己品德都有问题，却去批评政府官员没道德，呵呵”……

病因：极权自知理亏，无法从事实和理论上反驳维权者和反对派，只能用道德来抹黑，道德成为了极权手中的油漆桶，极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将抗争者染成黑色或黄色，抗争者的任何私德缺陷都会被抓住大做文章，如薛蛮子嫖娼，纯粹的私德问题，被府国报纸、电视和网络轮番热炒，无限放大。极权也借此机会，树立自己光辉灿烂的道德形象，垄断道德解释权，对他人的私德进行评判。而这国民众，从小受着道德教育的毒气熏染，缺乏对自由的理解，以道德压制自由的情况更是司空见惯，故极权一针鸡血，就让不少人跳到道德制高点上，猛攻抗争者的道德，否定其抗争资格。

并发症1：“你读过几部儒学著作？有什么资格批儒？”“不知你有没有读过xxxx，如果没有，就趁早别为西方宪政代言，你还不够格。”……道德洁癖者们既然可以任意评判他人私德，否定他人的反对资格，那么论断他人学识，要求他人进行学识的自我审查，否定他人的辩论资格，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并发症2：“你整天在这里哔哔有什么用呢？有本事去做啊！”“一群键盘口炮党，你们有种上街啊！”“就知道喷，你能拿出解决方法来吗？不行就闭嘴”……道德洁癖者以道德勒索权利的另一个并发症，就是以批评者没有在当下采取行动或提出解决方案为由，否定人们批评政府的权利。令人痛心的是，此症状常见于年轻人身上，是什么让这些本应成为最活跃的反对力量的年轻人如此反感批评政府的行为呢？我来试着揣测一下他们的心理（我只能说“揣测”，因为我无法确知他人内心中不愿明说的真实想法）：府国的犬儒家长们从小教育孩子要专心学习，远离政治，再加上高度党校化、技校化的应试教育的强行改造，大陆绝大多数青少年只知做题考证或者打游戏追星，对公共事务和基本公民常识的了解则处于类人猿水平。然而，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闭塞和无知，当他们看到其他人（尤其是同龄人）针对敏感事件发表犀利的独特见解，而自己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时，他们认为对方似乎获得了一种道义上的优势，反衬出自己的无知，玻璃制成的虚荣心碎得一塌糊涂。嫉妒，使他们开始强词夺理，“好像就你知道似的，你行你上啊！”一句话，既掩盖了无知，又显得自己高端大气上档次、理性客观有内涵，其他人由于权利意识和思考能力的缺失，看不出这种说法的漏洞，还从中得到了心灵的慰藉，也便跟风嘶吼起来。于是，“你行你上”这类蛮不讲理的屁话，史无前例地成为了死要面子的无知者的自慰棒，红遍大江南北。

治疗：抗争是人的自然权利，来自上帝，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赋予，也不因任何原因而消失。不管富翁还是乞丐，牧师还是匪徒，修女还是妓女，都享有平等的抗争权利。权利高于道德且独立于道德，道德败坏不能导致权利的丧失，否则，政府将能够以道德的名义剥夺任何人的任何权利。道德问题属于个人隐私，政府既无能力，也无资格作道德裁判，去评价某个公民的私德。动用国家宣传机器批判某人道德败坏，或赞扬某人道德高尚，都是逼人表态，违反了自由律令中的精神独处原则，是侵犯个人自由的行为。同样，批评政府的权利也是基本人权，是每个人都享有的言论自由，对方不论是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丁，也不论能否拿出解决办法，都有权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并对政府表达不满，你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不能要求对方闭嘴。最后，奉劝那些把面子看得比真理还重要的人：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不丢脸，每个人都会经历从被洗脑残到逐渐醒悟的过程，真正丢脸的，是宁愿永远无知下去，也要嘲笑觉醒的人以维护自己所谓的脸面。

二  动机洁癖

症状：要求所有抗争都必须是完全自发的，不受任何党派或境外势力的支持，且抗争者必须足够理性，不受任何不实信息的误导，否则，抗争就是不正当的。此外，他们对民间慈善团体充满敌意，疯狂质疑慈善活动主办者的动机，并主观臆测地举出很多“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断。

发病表现：“学生永远是最容易被煽动的群体。”“你以为他们是自己发起游行？他们是被民进党煽动起来的！他们沦为了政客手中的工具。”“据说，乌克兰示威中，有一些人被每天30美元收买，在人群中制造暴力冲突。这应该成为检验的凭证吧？”高端理中客：“民众以游行示威来表达的诉求，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源于自由意志，一种是被愚弄。而被愚弄必然不自由。如果前者的正义性建立于自由的合法性，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后者必然不具备正义性。所以我说：不自由毋宁死，被愚弄也毋宁死。”“示威人群被有计划地收买和煽动，使得他们的诉求并非源于自由，这就是错误所在。”“他们的暴力行为，会起到煽动他人的后果。被煽动的人群，也必定不自由。所以人群的诉求，也十分可疑。”“李承鹏作秀！假救灾之名谋取名利！”“李承鹏贪污善款！从这几张照片可以看出，帐篷数肯定有问题。”“你以为西方国家会平白无故帮助我们实现民主自由吗？太天真了！反华势力都是借口民主自由来寻求在华利益的”……

病因一，阴谋论。专制维持奴役的最好方式，是将自己描绘成民众的保护者，让人们为了避免外国“侵略”而选择服从，故渲染外来威胁论，夸大甚至杜撰他国的恶意就成了专制统治者们屡试不爽的伎俩。极权制造出阴谋论的毒奶，从小强行喂给孩子们，让他们染上受迫害妄想症，将外国想象成充满敌意的恶魔，且随时前来取自己的性命，这样，便会慌不择路地一头扎进极权的怀抱，将真正的恶魔当作救星。从小学和中学的伪史教育，到报纸电视上故弄玄虚的形势分析，极权从未停止对阴谋论的宣传。把本国政治反对者同“敌对势力”联系起来，有助于加深旁观者对抗争的误解和恐惧。而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一旦这个星球任何角落发生抗争，消息都会以光速传遍世界各地，为了防范国外抗争运动可能释放的滚雪球效应和示范效应，专制者亦不遗余力地对其加以诬蔑，将其归结为党派斗争或极端势力所为，并不断放大抗争中出现的暴力和混乱现象。

病因二，全称判断。极权会抓住所有可能的把柄来否认抗争的正当性，只要出现一点点暴力事件，极权就会将抗争定义为暴力动乱，并以此为借口实施镇压，某些政府甚至派出便衣警察冒充示威者制造暴力，为镇压提供理由。不幸的是，理中客们遵循了这个思路，将少数暴徒的打砸抢强加于整个抗争活动，或仅因部分人被收买，就称抗争为愚弄的产物，这都是犯了全称判断的逻辑错误。

病因三：概念杂交。以上列举的发病表现，大多出自一位真诚的理中客朋友与我辩论时的原话，可以看到，这位朋友明显搞错了自由的概念。另外，人们是否被愚弄和抗争正义性毫不相干，他却非要将两个概念强行交尾，生出一套不三不四的理论。

病因四：权利界限模糊。多数质疑民间团体者，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才有资格对个体进行动机质疑，群己权界一片混乱。

治疗：对于病因一，须知最大的威胁来自专制而非外国，对于外国，做生意的成本远比战争低得多，专制则要不择手段地维持其奴役。阴谋论者谈起和平演变和共济会头头是道，却不认为自己的政府会策划阴谋，然而，政治越透明、自由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政府策划并实施阴谋的难度越大，可能性也越小，这是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实证上都能得出的结论，因此，阴谋论者不如想想本国政府如何利用这种心理，掠夺你的财富和自由。“外来势力”也许可以收买五十个示威者，可他们能收买五十万示威者吗？那些认为所有示威者都不具有自由意志、只能听任“一小撮煽动者”的摆布的人，就像精神上还未断奶的巨婴，被极权讲的鬼故事吓得魂不附体，并以同样幼稚的眼光看待所有人。况且，如果外国的介入能带来自由，为何不接受呢？没人认为西方国家传播民主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推翻一个侵犯人权、毁坏自然、威胁世界和平的极权政权，增加一个盟友，当然符合它自己的利益（要知道，所谓的“反华势力”反的是共，而不是中国，不要将共产党和中国混为一谈）。我们可能会在贸易、外交等方面作出一些让步，换来的是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自由、安全和尊严，这难道不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吗？反过来，竭力维护腐烂残暴的红色政权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是时候抛弃那愚蠢而虚幻的民族情结了，它同自由相比一文不值。

对于病因二，建议去学逻辑，你们总指责别人“以偏概全”，却对自己的以偏概全视而不见。

对于病因三，有必要解释一下概念和正当性的问题，自由，指个人拥有在只对自己负责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愿行事的权利，简单地说，就是不受强制。打个比方，一个消费者听信了虚假广告的蛊惑，购买了伪劣产品，他仍然是自由的，因为他的购买行为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虚假广告属于欺诈，但只要商家没有拿刀逼他买，就没有侵犯他的自由。政府可以立法禁止虚假广告，但不能禁止消费者购买虚假产品，同理，可以禁止有人蓄意编造不实信息，但不能禁止人们相信它而走上街头，即使他们真的受了愚弄。示威抗争是人的自然权利，就算其中存在欺诈和交易，它也是正当的，并不受动机的影响。而动机恰恰是难以证明的，且极易遭到曲解和诬蔑，如果以动机不纯为借口否定权利的正当性，结果必然是这项权利的彻底丧失。

对于病因四，须知只有和李承鹏建立了契约关系的人（给他捐款、捐帐篷的人）才有资格要求李承鹏对其行为作出解释，因为这涉及到自己捐出财物的去向，而与李承鹏没有利益关系的人不具有此资格，李承鹏也没有义务向他们自证清白。对于这些人，最有效的药方就是一纸诽谤诉讼。说到这里，有人会问：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要去质疑红十字会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和官员呢？不怕政府官员状告你们诽谤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会在接下来的“事实洁癖”部分作出解答。

三  事实洁癖

症状：事实洁癖者表面上忠于事实，注重证据，不轻信“谣言”，这原本是一种不错的品质，但事实洁癖者往往选择性尊重事实，对公民要求十分严苛，对政府倒是颇为宽容，还常常搬出政府的“成就”来抵消其罪恶。另外，他们怀疑一切，不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真正的民主自由。从事实洁癖中滋生的精确报复理论，为极权喽罗们洗脱罪责，对自由战士提出不可能的要求。他们对待事实的态度往往采用双重标准，总是抽离具体情境去谈论在其他情况下方能成立的“事实”，而实际情境的不同，则被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发病表现：“看了这么多评论，竟没有一个人拿出证据证明究竟是谁放的火，就都一口咬定是政府所为。”“从斯诺登事件可以看出，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是多么虚伪。”“共产党虽然有不少问题，但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国在三十年内的经济发展程度超过了西方百年，今天的生活水平同五十年前相比难道不是有了很大提高吗？政府并非一无是处，应该给它一些机会，不能以偏概全，彻底否定共产党。” “美国也不是完全没有腐败和暗箱操作，哪个国家都一样，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杨佳杀死的人都是参与刑讯逼供的吗？其中也有无辜的人啊！那些为杀人犯叫好的人，你们尊重事实吗？你们尊重他人的生命吗？”“有些所谓的被强拆者，其实是索要天价补偿的无赖，政府给他们的赔偿已经够多了。”“民主是妥协的艺术，香港人完全不明白这一点，非要争个鱼死网破，可见，他们要求的民主只是民粹而已。”“你干嘛要拉黑我呢？自己都做不到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还有脸追求言论自由”……

病因一：他们不了解言论自由的含义，也不知道针对政府和针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尺度是不同的。事实洁癖者不轻信“小道消息”，但常常迷信权威，倾向于相信政府。

病因二：偏向性注重事实，选择性罔顾事实，自由世界的一个错误，就让他们无视她以往取得的所有成就。这是极权的长期选择性宣传制造的偏见在作祟。

病因三：混淆应然和实然。

病因四：这些人不明白究竟是谁主导了经济发展，而党总是将功劳据为己有，他们不经过思考便信以为真。

病因五：功过相抵的辩证思维。

病因六：他们不理解，极权的所作所为已经使所有人处于对它的战争状态，而战争中没有精确报复理论的市场。

病因七：理中客言论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的每句话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或至少有些道理，但放在具体情境中来看就变得十分荒谬。他们根本不考虑使命题得以成立的前置条件，只知人云亦云、胡乱嫁接。

治疗：美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这样为言论自由辩护：“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彪炳史册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了如下原则：公民有权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观点，即便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的论断。如果最终事实证明此言为假，政府亦无权追惩，除非能证明言者系蓄意造假（事实上，由于证明蓄意十分困难，在美国，政府官员根本无法打赢诽谤官司，诽谤政府罪和煽颠罪之类的罪名，早就同臭名昭著的《防治煽动法》一起被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果要求公民在转发和评论任何社会事件之前都必须确认其真实性，否则便可能被治罪，将无人敢参与公共讨论，公民也将无法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因此，应自证清白、承担举证责任的是政府，而不是公民。况且，政府相对于公民拥有巨大的暴力、资源和信息优势，它完全可能利用这些优势来掩盖事实，公民举证难度极大，理中客看似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偏向了政府。

那些指责美国言论自由“虚伪”的人，似乎忘记了如果不是美国对言论自由的有效保障，纽约时报早已因在沙利文案中败诉而倒闭，尼克松也不会因水门事件被曝光而下台，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等伟大法官的经典判词，也不会被后世法官们无数次引用，来捍卫言论自由。而府国的宣传侧重点，往往是诸如展现沙利文案反映出的美国糟糕的种族状况，或者借水门事件对美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一番傻逼透顶的嘲笑。弱智宣传熏出弱智思维。

针对以没有绝对的自由为借口否定自由，以没有绝对不腐败的民主为借口否定民主的说法，我引用@叶恭默 的一段话作为药方：“应然，指应该这样，理想状态；实然，实际是这样，现实状态，实践状态。应然是100分，是鉴别实践考多少分的标杆。大部分根据直觉能区分应然和实然，但却会因为实践的困难，把应然视为极端，从而否定应然。”理中客们的逻辑，就是以实际上不存在符合应然标准的事物为由否定应然，并否定达至应然、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努力。此外，没有人认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绝对的自由”是一个伪概念，理中客们臆想出一个并不存在的敌人，然后自己冲它拳打脚踢，不亦乐乎。

中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西方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不假，但这项成就的缔造者不是共产党，而是科技的迅猛进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竞争的自我调控，和成千上万普通民众的智慧和汗水。后极权统治者们搭上了进化的便车，正如一只猴子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学会用绳子打结，但是不能据此得出结论称，猴子在十分钟内进化出了高度智慧，掌握了使用绳子的技能。有西方早已发展成熟的经济和科技成果作为借鉴，中国的发展，只要不受到政府的刻意阻挠，必然比西方的研究—理论—实践—试错—规模化的原创型发展速度快得多，这就是catch-up effect（追赶效应）的体现，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如此，共产党在很长时间里扮演了阻碍发展的角色，计划经济的停滞不前，大跃进和文革等灾难对经济造成的毁灭性打击，都清楚地显示共产党是罪人而非功臣。改革开放不是它的功绩，而是它放松了对本就不该插手的经济领域的管制，改革开放后经济的突飞猛进，更反过来证明了上面一点。

评价某皇帝或某领导人“有功有过”、“五五开”或“三七开”，是理中客的常用说法，它的问题在于把成就和罪恶简化为抽象的“功”和“过”，可以相互加减和抵消。罪恶就是罪恶，一旦犯下，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无论多么辉煌的丰功伟绩都无法洗掉它留在史书上的斑斑血迹。成就和罪恶不可简单加减，因为承受罪恶之害的从来都是个体，用功过相抵的浑水冲刷血迹，就是无视个体的悲惨遭遇，剥夺了个体对他们遭受的不正义进行清算和报复并获得赔偿的权利，是不人道、无人性的。一个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政权，无论取得多少成绩，都必须被送上审判台。

@吴越春秋V在《自由杀手》中指出：当自由权利受到不可逆的侵害时，人们拥有反侵略战争的天然权利。他在文中列举了若干种自由权利受到不可逆侵害的情形，我在此只讨论其中最容易判断和理解的三种情形：生命安全受到侵害或威胁，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或威胁，言论、游行、结社的权利（亦即抗争权利）受到侵害或威胁。

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是所有自由权利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故当一个人的生命（肉体）受到侵害或威胁（也就是说侵害即将发生，或被侵害者真诚地相信侵害即将发生）时，他就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可以使用任何包括致命暴力的手段保护自己的生命。私人财产是保全生命的重要依托，是生命质量的基本保障，个人对自己的财产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这里的“侵犯”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强行毁坏和剥夺，二是强行替换或称强行交易，不管是否有或有多少补偿），在遇到抢劫、强拆血征、擅闯私宅等情况时，经警告无效可直接杀死入侵者。对抗争权利的侵害，必然伴随着对生命和财产安全进行侵害的威胁，因此也应被视为对个体的宣战。

@吴越春秋V提出了这样的质问：“当拥有坦克、枪支、人墙及各种社会资源审批权的府国头子们，设下足够捉弄有限个体生命的专制铁笼，使精确复仇变成妄想时，个体何以在今生今世拯救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是按照冤有头债有主的原则，等效放弃，还是向府国头子的下属们进行无差别的报复？”理中客们心目中理想的复仇应该是这样的：杨佳手执尖刀，翻越层层铁丝网和围墙，避开所有岗哨和监视器，如果不幸被发现，他要穿过枪林弹雨，准确无误地砍下折磨自己的那个人的头颅，在此过程中不伤害其他任何人。不必说这类想法是多么荒唐了。更何况，其他没有直接参与作恶的喽啰们同样有罪，他们就算没有公开倒戈的勇气，也可以暗中揭发恶行，如果连这也做不到，至少自己可以辞职。选择继续穿着制服，拎着警棍，就是选择继续执行恶法。相信理中客们自己也不认为，当杨佳扑向刑讯自己的人时，旁边的“无辜者”们不会举起手枪予以致命一击。军警们的做法等于将自己放在了进行反侵略战争的个人的敌对方，在战争中，认准了军帽和制服的杀戮即是正当的行为！

对于病因七，试想：如果有人想要砍掉你的手臂，你一定会拼命反抗，这时忽然有人要求你放弃抵抗，还苦口婆心地劝道：“妥协吧！让他只砍你半条手臂好了。”荒唐吧？可这就是理中客的逻辑！民主是妥协的艺术，没错，可前提是必须有民主吧？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谈论民主框架内的相互妥协，本已荒谬不堪，而单方面呼吁抗争者妥协，更是无异于劝降。妥协，指的是各方在博弈过程中为了得到最为首要、最为基本的东西，放弃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而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公正透明的选举程序、以及不受抑制的参选资格，已经是最为首要、最为基本的诉求了，进一步妥协的空间已经为零，理中客们，你们会同意失去半条手臂的“妥协”吗？在没有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奢谈妥协，以及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奢谈宽容，都是当代版的“何不食肉糜”，逗比无下限。

试想另外一个情形：你的庭院里高朋满座，大家正坐在一起愉快地谈论哲学问题，这时突然闯进一个陌生人，满口胡言乱语，还不时骂几句脏话，你实在不愿意和他交流，于是严肃地请他离开，可他反而愈发来劲，吵嚷个没完没了。请问理中客们，你是否早已忍无可忍地打电话报警，或者抄起一把平底锅强行逐客了呢？微博也是一样的，你可以发布自己的微博畅所欲言，除了小秘书外没人拦你，但个人的微博属于私人领地，这一点不因其公开性而有所改变，我拥有我的微博的全部主权，因此我有权让你在我的领地内闭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没问题，如果当局拿胶带封住你的嘴，我一定尽力帮你撕开，因为你有权在公共场合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但是你如果在我的院子里大吵大嚷，就别怪我把你撵出去，因为这是我的院子，这就是公域与私域的区别，拉黑并不侵犯你的言论自由。在引用伏尔泰的名言之前，请先搞清楚它在什么情况下适用。

四 程序（秩序）洁癖

    症状：程序洁癖者认为程序正义在价值上高于实质正义，抗争者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采取行动，或者必须在穷尽所有可能的体制内诉求渠道后，方可使用非常手段，否则，抗争就是民粹，抗争者就是暴民，是破坏民主法治的罪魁祸首。还有人认为民选政府在任期内享有抗争豁免权，人们不得不等到下次选举时再合法地罢免它。另有一种论调称，既然国家已经垄断了暴力使用权，民众就无论如何都不能采取暴力行为。

    发病表现：“台湾学生口口声声要求程序正义，自己却不遵循程序正义。”“立法院和行政院不是合法的游行示威场所，强行占领立法机关中断了日常立法活动，扰乱了民主秩序，违反法治原则。”“因为对某个政策不满就占领立法院，有了这个先例，民主在未来何以维系？这不是民主，而是民粹。”“在美国，占领国会也会被坚决镇压。”“亚氏是合法的民选总统，就这样被暴民们推翻了。民主难道是为所欲为？”“城管暴力执法不对，人们暴力殴打城管就对了吗？不可以报警吗？”……

    病因一：次序颠倒。把程序正义放在实质正义之上，分不清主次，变成了程序主义。

    病因二：意识不到一般抗争和护宪行为的区别。

    病因三：对民众抗争怀有神经质的恐惧，把民主倒退的责任完全推给学生，无视政府的先发罪恶。抗争恐惧症无疑来自极权的宣传，对国内外抗争运动的抹黑，对抗争者进行道德和动机质疑，热炒阴谋论，把抗争过程中出现的暴力行为无限放大，甚至编造谎言歪曲事实……而极权政府制造的大量暴力事件，则在报道规模的强烈对比和歌舞升平的粉饰之下被悄悄抹去。

    病因四：以为成熟的民主国家实行的制度就是完美的民主。

    病因五：以为执政合法性一经获取便不会失去，不知道合法性的终极来源。

    病因六：没有理解正当防卫原则的合理外延，无视人们不再相信法律的原因。

    治疗：对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孰先孰后的问题，@楼越石 作出了最为精彩的回答：“不可颠倒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逻辑关系，实质正义是目的，程序正义是手段，后者为前者服务，二者相辅相成。程序正义不能孤立存在，反客为主，自成目的，那会导致程序至上的绝对主义倾向。况且程序正义的规则制定与判定也必然带有人为因素，存在不完善，这就有可能导致对实质正义的损害。”当遵循程序不仅不能实现实质正义，而且成为了不正义的原因之一时，程序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此时，不拘泥于程序的纠错行动能够给程序带来新的生命力。程序洁癖者们要求穷尽体制内手段，是想逼人们冒死上访吗？

    当宪政体制的漏洞被人刻意利用以破坏实质正义时，这个体制就走到了生死关头，它可能因此失去认同，面临崩溃。护宪是挽救宪政的最后一道堤坝，同革命权一样，它对于人类自由的守护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得不被列为人的自然权利，超越所有实定法的约束而优先存在。护宪权高于宪法，故宪法不能规定护宪权是否被允许及其行使方式，人们可以出于成本考虑，选择更加温和的手段，但激进手段仍不失其正当性。国民党故意利用宪政体制和立法程序的漏洞，让服贸协议未经审查而通过，这才是对民主秩序不可容忍的挑衅和侵犯。台湾学生的举动早已超出了通常意义上针对某项具体政策的示威抗争，反服贸属于普通诉求，反黑箱则是护宪行为，占领虽不合法，却正当（关于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区别，请参考@叶恭默 的微博）。

    一些秩序至上者对抗争活动神经过敏，示威者的一点微不足道的非法行为就让他们魂飞魄散，高呼民粹来临，仿佛“民粹”的危险比专制的危险更加紧迫似的，却不想想，手无寸铁的民众所能够制造的暴力怎能同政府掌控的组织化暴力相提并论。人类最尖端的科技成果总是被第一时间应用于军事，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群农民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便可推翻一个王朝的时代早就一去不返了，至于那么如临大敌吗？更何况学生们的占领行动总体上井然有序，根本不能被称为暴力事件。

    “英美也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这类说法很容易唬住那些缺乏知识，也缺乏立场的人。但首先，从事实层面，这种说法就是错的：2011年美国威斯康星州议会被民众占领，政府并未强力镇压，且法院裁定行政部门无权限制进入议会的示威者人数。换个角度，即使真的镇压了，也不能证明镇压有理，政府对公民不得率先使用暴力，这是不可触碰的底线。

    正常状态下，任何人都偏爱秩序而非混乱，因为合作的成本远低于掠夺，一切产业的兴盛都有赖于良好的秩序，在解决争端时，谈判也比战争更可取。因此，除非迫不得已，人们不会选择行使革命权。而进行革命，恰恰由于先前的秩序失效或失去了公正性，不能继续维持，革命权是建立新秩序必不可少的权利。革命权归属于人的自然权利，具有天然合法性和优先的正当性。不管从策略角度看是否合适，以及是否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它都是正义的。从政府违背承诺，践踏与民众的契约的那一刻起，人们便获得了革命授权。在特定情形下使用其他策略，是人们出于成本考虑，改变革命权的行使方式。即使面对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人们也不能放弃暴力革命的权利，因为民主政府同样可能违约、腐化、甚至实施暴政，宪法规定的解决方案也可能失去效力。民主只提供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并不保证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合法性。自由原则是衡量权力合法性的唯一准绳，即：若权力侵犯自由，则权力不合法。分权制衡，立法权的限制，言论、集会、结社、新闻自由，以及民众革命权的保留等等，都是守护个人自由所必须的制度设计。

    程序洁癖本质上是一种秩序洁癖。每当出现暴力抗拆或暴力抗城管事件时，总有一些国师及其拥趸跳出来指责反抗者的粗鲁，在他们眼里，一切暴力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却丝毫不考虑特定情况下暴力行为的正当性或可免责性。正当暴力行为的典例就是前文所论述的自我防卫，可免责的暴力行为包括精神失常时、受胁迫时以及其他特殊情形下实施的暴力行为。苍南事件中，民众围殴城管的行为虽不属于自我防卫，但仍然具有一项正当理由和一项免责理由：免责理由是，它符合这样一条全世界公认的法律原则：制止一个有正当理由的违法行为是犯罪，帮助它则不会获罪。被城管殴打的公民，其生命安全遭受了致命威胁，他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并获得战争授权，他以暴力抵抗侵害者的行为无疑属于自我防卫，而民众的行为就属于帮助他进行自我防卫，因此是无罪的（“防卫过当”是府国的一套无耻说辞，它被用来否定自我防卫权利，使之变成一纸空文。试想，需要自我防卫已经意味着你死我活，而府国虽然表面允许抵抗侵略，却又不允许杀死或重伤入侵者，这明显有利于侵害者，而侵害者常常是府国军警）。正当理由是，如果法律面对不正义时无所作为，甚至公然袒护不正义，那么民众求诸法律之外的正义就是必要且正当的。@石讷shine 老师说得好: “制定法，就其本质，应当是共同体全体成员达成的共识，如若未能，所谓法制充其量是法的代用品，或法制的权宜。权宜是有用的，前法治状态下权宜的秩序总胜于无。如果连权宜的功能也丧失了，自然法将自然苏醒并发生强制力。这是以“对等律”表达的古老秩序能力，在衰朽的社会重振正义，粗砾、直实而强悍。”历史可以等待改良的完成，而个体不能，没有理由要求个体在有限的生命中搁置自身正义的实现，去寄托于未来遥不可期的改良，制度的不完善不能成为阻止个体在当下捍卫正义的理由。当制度尚不足以维护正义时，民众就有权用自然法赋予的手段去实现正义，贯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对等律。城管暴行的性质无需再去证明，府国司法对这些暴徒的轻判不过是象征性的惩罚，掩人耳目而已，事实上，城管及其他府国军警早已获得了免死金牌，他们的暴行皆得到府国的认可，在如此惨不忍睹的司法现状下还去迷信法律，实在是太过愚蠢。在民众不得不用拳头捍卫正义和尊严的年代，就别指责抗争者的姿势不够优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