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从零英语到澳洲医牌‏(二）

二：机会敲门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这句话，适合挂在别人的脖子上当项链，熠熠生辉。我的机会却常是歪打误着。

一九九四年盛夏，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嗑着瓜子，吹着空调，电话响了。我一听，声音还特别急，就让他慢点儿，原来是我的一个球友和同事从北京打来的。我问他，你没事儿去北京干嘛？他说，别提了。想带老婆去北京玩玩，结果几天了都困在一个旅馆里，买不到回广州的火车票。他说，你从北方来，帮我想想办法吧。事有凑巧，我当时刚好有一个北京的朋友，他哥哥是铁道部的，他一口答应帮忙办了。

隔了一个星期，同事请我宵夜。说了一阵子闲嗑，他跟我说，他和老婆去北京，实际上是去面试，已经通过了，可以技术移民纽西兰了。我那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移民。当时，我的认知里只有留学和亲属移民两种。留学，我一没英语，二没钱，想走也走不动。移民，在美国的亲戚也早已被几个表姐表兄占满了手，没我什么事了。再说，我小安即得，日子过得还挺顺的，就不想瞎折腾。无意间，他说了一句，过几天就可以拿到绿卡了，我心里一动。他还说，到那儿，他就申请学生津贴，就可以上学了。我说，这么好事儿，你怎么不早说？

回到家，已过半夜，妻和儿子已经熟睡了。我把妻子摇醒，简要地说了这事儿。懵懂中，她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早就想出国吗？就又倒头睡了。她，这个人就这样，平时话不多，惜字若金，可关键时，说出一句话来，每个字又都个顶个饱满充实。这让我联想起宋太祖赵匡胤的姐姐来。黄袍加身前夜，军营鼎沸，可赵匡胤却心里上下打鼓，回家向姐姐问进退。不想，他姐姐大怒，一擀面杖就打了过来:“ 大老爷儿们, 一人做事一人当, 行不行你自己决定, 干吗回来吓唬我们这些妇道人家!” 。

第二天一早，我就给移民代理打电话，约好了傍晚见。我到的时候，已经有几个人在那儿等了。那代理，姓陈，二十七八岁，瘦高，颧鼓，眼睛发光，一脸精干。和我说话时，一二三四，清清楚楚，可就是不大正眼看人。我一报我的年龄，他立即顿了一下，说有点儿超了，要减分。一听这话，我心里凉了一半。他反问，你有老婆吗？我答，还有。他说，几岁？。我写下了老婆的生日。他端起纸，咬着铅笔头，皱着眉说，年龄还行，就是日子太紧了。只剩下十四天了。又得办所有公证，又得按时递进申请，太难了，可能不行。我望着他，让他想想办法。后来他说，你先交五百块钱，我帮你问问，不成，就算交跑路费了。

过了两天，中午，他给我打电话，要我立即过去一下。一见面，他就说，只能找他的朋友办加急了。加急，都不知道行不行？他说。我赶紧说，行啊！办加急得多少钱？他说，一千八。我那天刚好领了工资，发了奖金，共有三千多，就一古脑地全塞给了他。他愣了一秒，眼睛一亮，正眼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就走了。

又过了几天，他打来电话，说公证好了，让我去交钱，签字。我一见公证，就连说，谢谢，谢谢。那浆糊，还新鲜着，有香味，没干呐。他说，快递，我帮你办，你就在家等信吧。

大约十一月初，我接到来信，让我和妻子十二月中旬去北京面试。小陈也打来电话，让我们好好准备。我说，我英语不行。他说，你又不是主申请，你准备什么？关键是你老婆。她行，你们就行。她更不行，我说。什么意思？他的声音大了起来，有点儿严峻。我说，英语，她一点儿也不会。从小到大，从来就没在学校里学过。我们俩是学俄语出身的。“Oh，my god! 那你们出什么国啊？找死啊？

我没接他的话。

回家后，我和老婆一说，她一撇嘴，说，他才找死。我说，不管谁找死，咱得先应付过去啊？要不，那不就是白扔钱了吗？过了几天，她说，她的小住院正在中山医上英文班，她想先去听听。我一阵欣喜，猛说了几句拍马屁的话，什么手到擒来，我老婆是谁啊？之类。她白了我一眼，说，德行？我心里知道，她肯去，就没有问题。这人，就是一台考试机器啊。

第二天下午，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去学习了，四点多钟回来。我说，一切顺利。
四点半一过，我给她们科打电话，被告之，她正在抢救病人呐。我顿时，一头雾水。她没去上课？或回来撞上了？五点多了，她才打来电话。我问，怎么回事儿？她说，她提前回来了。我说，为什么啊？她说，前两堂课还好，老师领着念课文。她照葫画瓢，念得还挺带劲。课间休息时，她问小住院，下堂课讲什么呀？小住院答到，不讲什么。只是让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她一听，就说，这我哪会呀？这不让大家看着漏馅吗！

说完。她就溜了。

我说，你真行。她说，什么行不行的。一会儿下班，去下九路喝红豆沙吧。

三：北京面试

十二月的北京，真冷。毕竟是北方，再过两天又要数九了。我和老婆是雪地里长大的孩子，打爬犁，打冰尜，打雪仗，砸冰溜子，哪样少干过。堆雪人，胡萝卜当鼻头，那是女孩子喜欢的玩意儿，男孩子只会疯，风雪里，一会儿冲进，一会儿冲出。看见卖冰棍的大娘，头裹围巾，围脖，远远推车过来，就一窝风地跑过去，买一根冰糖葫芦，两三毛钱，然后就一边吃，一边打出溜滑。还有冻梨，红肠，年关里的冻饺子，就不说了。

我俩自持年轻，又有挨冻的底子，就没带多少衣服，着牛仔，披夹克就上路了。只给儿子身上穿了一件棉衣，戴了一个线织帽。第一天，感觉良好，三个人都说不太冷。第二天，开始有点儿冷，第三天，就有点儿太冷，顶不住了。北风和大雪，尤其故宫广场里的旋风，把我俩在广州多年积累的热量，一层一层刮尽了。儿子的右耳朵也肿成了一个红灯笼，止不住地抓痒，心疼的我俩要死，内疚的要命。立即去买羽绒服，棉耳套。第四天一早，就像两个一节骨，一节骨的冰糖葫芦，抱着一个小肉球去大使馆了。

面试前，我们没怎么太等。看到前面一个女的，哭着就出来，还用英语骂人，我俩顿时紧张，表情都不自然了。妻子握着我的手说，不去也挺好。咱俩过得好好的。

面试官，很高，很年轻，三十出头的样子。他面无表情，一个一个问题往下问。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生日多少？结婚了吗？干什么的？这些小陈早就帮我们准备好答案了，老婆对答如流。第六个问题，老婆卡壳了。我一急，请移民官再说一遍。他又一字一顿地再说了一遍，这次，我俩都卡壳了，面面相觑。他看了我俩一眼，一歪头笑了。他说，我估计你俩也不懂，我问你俩有没有犯罪记录。我俩恍然大悟。这句他是用京片子说的，我俩当然懂。他又问，你俩都是医生，出国做什么啊？我们那，医生可不是随便能做的。我说，老师，做老师。他摇摇头，又说了两句英文，就送我们出来了。

出来后，我俩不知如何是好，结果是什么？过还是没过？就在使馆门厅的椅子上等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前台的那位中国女人忙完了其他人，盯了我俩一眼，说，你们歇够了吧？怎么还不走？我一听，这是人生第一次觉得普通话这么好听，这么亲切，就冲过去问她，我们这到底咋回事啊？她一愣，反问，什么咋回事儿？我说，我俩的面试，行不行啊？她张大了眼睛，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弯着腰，拉着另一个女人的衣襟说，笑死我了。这两个人连PASS都听不懂，还要出国，真是想出国想疯了，什么人都有啊！。笑了一阵，她擼擼胸，定了定，说，你们过了，回家等签证吧。

几年后，我和一个认识的移民官聊起这回事。他说，还有这事儿？。肯定是他那天心情太好了，要不就是喝多了。

接下来的两三天，我们都是在酒桌上，火锅旁度过的。老朋友，老同学相见甚欢，天天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