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孩子只吃药不打针?

出门在外，大家最怕的就是生病。尤其是我们这些飘洋过海来美国的游子，人生地不熟的，要是万一谁得了大病，这可如何是好？所以，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保持身体健康应该是我们所有海外游子的头等大事，它和学业与工作同样重要。

来美数载，我们两位男女家长基本一直保持在健康状态。在我们的小家庭史上，值得记录的患病事件，当属我家大宝在三岁时得肺炎那次。这件事，让我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释怀。你猜为什么呢？我先告诉你答案吧：在美国，孩子得了肺炎只是吃药，医生既不给打针，也不给输液。绝吧？

记得那是1997年1月中旬的某天，已经咳嗽并持续发烧数日的大宝终于撑不住了，老公只好再次把孩子带到儿科医生面前复诊。说到这，我真想发个大大的牢骚。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圣路易斯，孩子发烧咳嗽甚至都能听到类似于哮鸣音时，美国的儿科医生还是不给开抗菌素。他们坚信，孩子咳嗽感冒只是病毒感染，根本不用吃抗菌素肯定就能痊愈。顺便说一下，在美国，抗菌素是处分药。没有医生的处方，老百姓是没法去药店拿到抗菌素的。

应该承认，大部分的时候，医生的这种推理是正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孩子的病程未必每次都按照医学理论而发展进行。连咱老百姓都知道，病毒感染还可能会合并细菌感染呢。医生，您给我们开点儿抗菌素先预防着，还能真的害孩子不成？你没看这大宝又是咳嗽又是发烧的，已经有十来天了。孩子不吃抗菌素，这病怎么能好呢？

那天，儿科医生仔细地检查完大宝后，终于痛痛快快地丢给老公一个药方子“去拿药吧，你的孩子得了肺炎，孩子至少得需要服用十天的抗菌素才行”。

当晚下班回家，我一听孩子得了肺炎，既心疼又着急。我想，要是医生早点给用上抗菌素，孩子也不至于发展到肺炎哪。我越想越急，越急越气，我顿时心里慌了。记得我8-9岁时，我得过一次大叶性肺炎。为了治病，我当时又是住院又是输液的，好像折腾了一段时间才痊愈。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发烧咳嗽的时候，我总会去我们居民区的那个医疗点去打青链霉素。眼下，大宝得了肺炎，医生不仅不让孩子去住院，连针都不给打一只，更别提输液了。这病，就靠这口服的药罐子，能治好吗？

作为学医的，我当然懂得滥用抗菌素的后果。可孩子得了肺炎，只靠口服抗菌素治疗，难度确实太大了。美国的抗菌素和退烧药，又甜又稠，药的味道根本就不和我家大宝的胃口。平时，孩子得个小病时喂个药时都特别费劲，我想，用这味道讨厌的药水来对付这肺炎，肯定比发财都难。

在美国，你猜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想家？我个人的体验是，在大人或者孩子生病的时候，会特别想家。在大宝得肺炎时，面对咳嗽高烧不止的孩子，我最想的人就是我大姐。大姐在国内做医生，平时家里人有个大病小灾什么的，都靠我大姐忙前忙后。我幻想着，要是我们在中国，那该多好啊。在大姐的诊室里，大宝想打针就打针，想输液就输液。可是，远水不解近渴，这只是我的梦想而已。

虽然美国人也兴走后门，可那时咱不认识谁呀。大宝的这儿科医生铁了心地要坚持她的治疗方案，我们确实没办法。既然走不了后门，我们只能按照医生的最高指示，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来给大宝喂药了。即使是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喂药的时间表应该是：退烧药四小时一次，抗菌素一天两次。

大宝从小身体素质就不错，如果她想用体力反抗点儿什么，我真的整不过她。记得大宝第一次上托儿所那天，老公去芝加哥送我母亲回国，我一人在家对付这丫头。你都想象不到这孩子有多大劲儿。为了逃避托儿所，她能把我好不容易给她穿上的裤子，活生生地用双腿给蹬掉了。瞧，这孩子够厉害吧。我担心，如果大宝极力反抗我们喂药，孩子这病根本就没法治，这可真急人。

远在中国的母亲看我急得够呛，向我建议到，要不，你们两口子一人按住孩子，一人往她嘴里灌药，看看会怎么样？我想，大宝这小脾气，肯定不吃这套。待我们怀着侥幸的心理试试后，这招果然不灵。母亲随后又提醒我，有一种服药用的注射器，可以用它把药直接灌到孩子嘴里，也许值得一试。你还别说，这种注射器还算不错，它确实可以把药送进大宝的嘴里。可没过几分钟，那红药水又从大宝的嘴里原样地吐出来了。喂药，喂药，这可真愁人啊。美国医生，你怎么就不能给孩子输个液打个针什么的呢？

对付这三岁的孩子，当时确实难倒了没有太多育儿经验的我们。既然大宝不吃硬的，那我们就来试试软的吧。我想啊想，孩子最喜欢什么呢？什么可以给她分分神呢？那阵子，大宝最喜欢看巴泥，就是那个又唱又跳的大恐龙节目。为了哄孩子，我和孩子爹决定当回变形恐龙。于是，我用最快的速度瞎编了几首根本就不存在的怪歌，老公也现场制作了大量手舞足蹈的夸张动作。怪歌配奇舞，为的就是要来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好让孩子能稀里糊涂地把药吃下去。这一招，果然见效。一看到摇摇摆摆的爸爸，再听听鬼哭狼嚎的妈妈，大宝终于笑嘻嘻地把嘴张开了。我们就是这样渡过了难熬的十天服药期。每次喂孩子吃药的时候，假想有一位趴窗窥视我们家的路人，如果他不明真相，还以为我们在日夜过狂欢节呢。

吃药难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我们两人要和各自的老板谈请假这事了。大宝得肺炎时，我们两人都刚刚毕业做博士后，基本上都处在被美国老板严密考查阶段。我的老板是个从来不吃午饭的日本人，老公的老板则是个单身的大龄美国女教授。这两个人，工作严谨，不苟言笑，从面相上看，就不是好惹的。我们要向他们请假，非得发扬下定决心不怕被炒的精神才行。

还好，天可怜见，这两位老板得知大宝患了肺炎以后，都动了恻瘾之心，他们分别像特赦囚犯似的准了我们的假。为了照顾大宝，我和老公轮班倒，两人上下午轮流上岗照顾孩子。夜里谁精神头足，谁自愿起来喂孩子吃药，一直到大宝痊愈为止。

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工作忙，压力大，最怕的事就是孩子生病。既然谈到了老板，那我就顺便说几句生物研究吧。做过科研的人都知道，搞生物研究的，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是在黑暗中摸索最佳的实验条件，要想得到有发表价值的实验结果，不易啊。这种看法当然不是我的独家观点，不信你问问目前还在实验室里工作的哥们姐们去，听听他们怎么说。不瞒你说，上周末在一个聚会上，一对正在做博士后的中国夫妻毫不忌讳地告诉大家，做博士后真苦啊，天天没什么结果，还得瞎忙。有时候，照顾孩子都没心思。

大宝得肺炎那阵子，我们两人所在的实验室都在为申请下一年的经费而加班加点呢，我们请假时真是肝胆俱颤啊。不过，如果换位想想，当年给我们准长假的教授，他们也有压力。如果弄不到科研经费，教授的日子也不好过。在这样的条件下，两位老板能照顾我们家庭的困难，我们还是很感激的。

现在再回到打针这件事上。在美国，孩子得了肺炎都不给打针，你说说看，那还能有什么时候需要打针呢？而且，不仅孩子生病时不打针，就连我们这些大人，在美国生活了十余载，也从来没输过液打过针。记得回国探亲时，时常会听到有人说，谁谁谁在挂吊瓶，谁谁谁要去打针。在美国，打个针输个液怎么这么难呢？

看来，除非在特殊情况下(生孩子，手术) ，注射器针头和点滴瓶子，将和家乡的猪肉炖粉条一样，永远变成了我们上世记的记忆。而已经长大即将上高中的大宝，根本就不知道输液和打针治病的滋味。美国孩子不打针，你信吗？

感悟：杀鸡焉用宰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