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监管漏洞，美国州长们任内钻空子以权谋私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担任总统后却没能切割个人利益，特朗普因此没少受到美国媒体的口诛笔伐。然而这种“以权谋私”的现象在地方层面的州政府也绝非个例。
《华盛顿邮报》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州长开始钻政策空子，上任后非但不切割公司、投资的利益，反而想尽办法通过政策制定、指派政府合同来从中获利。
文章评论，由于各州的职业操守监管存在系统性漏洞，美国的州长在做决策时究竟是代表公众利益还是中饱私囊，全凭“自觉”。值得一提的是，文中列举的三名州长均属共和党人。
不仅仅是特朗普，州长们也在任内维持自己的生意 《华盛顿邮报》
联邦层面，《美国法典》第18卷第208条以及1978年的《政府行为道德法》均对政府雇员涉及利益冲突做出了规定，然而在地方的州政府层面，相关监管制度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才出现。
1972年震惊美国的“水门事件”发生后，美国大多数州都开始立法限制民选官员的行为，包括建立职业操守委员会来监督不当利用影响力、受贿及利益冲突等问题。
而《华盛顿邮报》17日文章指出，由于各州的相关法律废弛且执行不力，越来越多不道德的州长开始钻体制的空子，在决策过程中利用职权中饱私囊。
马里兰州长拉里·霍根 图自：马里兰州政府官网
比如，2015年上任的共和党籍马里兰州长拉里·霍根（Larry Hogan），曾拍板取消巴尔的摩一项29亿美元的地铁规划，并将其中数亿资金投入公路建设。
但他并未向外界透露，其中涉及乔治王子县一个约8000万美元的高速公路与人行道整修项目，附近不远就是他公司名下的地皮。修路无疑令这些地皮的价格上涨。
马里兰州的职业操守法律规定，官员不得参与自身或直系亲属存在经济利益的政府决策。有民间监督组织认为此举已经违法。
霍根本人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完全遵循职业操守，相关媒体报道为“博客噱头”。“没有民选官员像我一样公开透明。”
红标为霍根名下房产，黄标为马里兰州政府的基建项目 图自：《华盛顿月刊》
此外，霍根2018年的报税单显示，他担任州长的前三年里总收入约240万美元，远超州长职务约18万美元的年薪。税单并未透露其个人收入部分的来源。
前马里兰州务卿、巴尔的摩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威利斯直指，霍根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收入最高的州长，“他毕竟手握监管权，全州的地产开发商都在给他送钱，公众却对此毫不知情。”
第二个被曝光的是前佛罗里达州长、现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任州长期间，他依规将自己的投资交给保密信托打理。
然而此举遭到外界质疑，因为受雇的金融顾问同时也在打理其妻子安·斯科特的资产。《纽约(专题)时报》发现，斯科特89项投资中，约91%都与妻子的投资相同，意味着他对保密信托的投资方向一清二楚。
接下来则少不了利益输送：斯科特任内向一家公司授予了2.87亿美元的电子收费系统政府合同。他本人的信托向拥有这家公司的一个对冲基金投资了至少500万美元。
斯科特还决定对州政府雇员采取随机验毒的项目，而他坐拥的全州32家急诊诊所可以从中获利。
面对质疑，斯科特2018年坚决回应，自己从未利用政府职权谋取个人利益，且“不会为商业上的成功道歉。”
前佛罗里达州张里克·斯科特 图自：国会山报
最后一位被提及的是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州长吉姆·贾斯提斯（Jim Justice）。他此前涉足煤炭及农业生意，名下拥有超过100家公司。不过他2017年担任州长后，只有寥寥数家被交给保密信托。
去年8月，媒体发现该州政府部门在贾斯提斯及子女所有的度假酒店瑟格林布赖尔（The Greenbrier）存在超过10.6万美元的餐饮与住宿消费。该州议员呼吁展开职业操守调查。
可贾斯提斯不但否认自己违规，反而攻击报道此事的媒体：“他们是在浪费时间，根本不做新闻。他们就是在制造垃圾。”
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吉姆·贾斯提斯 图自：THE REGISTER-HERALD
《华盛顿邮报》总结，三起案例均为共和党州长，他们通过各种安排，在本人知情的前提下利用职务权力谋取利益。
一方面，这与州层面相关法律的缺失有关。文章指出，只有真正出现危机、甚至被联邦政府“敲打”后，部分州政府才会落实相关监管措施。
比如2004年，时任康涅狄格州州长约翰·罗兰因联邦政府的腐败调查而辞职并最终入狱。事后，该州才通过了更严格的职业操守法律。
尽管如此，在美国人眼里，这些监督机制的效果依然不尽人意。2015年，非盈利调查组织“公共诚信中心”（CPI）对全美50个州的预防腐败机制打分，只有3个州得到“D+”，11个州惨遭“不及格”。
报告指出，各州议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操守与利益冲突。数据显示，对于公共职务涉及个人利益的情况，有11个州甚至不要求官员主动回避。
而即便在监管较严的州，官员们也可以轻松钻空子。因为很多操守委员会只有收到投诉后才能展开调查，以致于无法及时发现并做出惩罚。意味着官员们必须靠“自觉”。
“因此，美国各州只能依靠某种荣誉体系（honor system）来确保民选官员究竟是基于公众还是个人底线来做决定。”文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