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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环案推动者:是“多嘴”揭开了小孩被杀真相

京港台:2020-8-14 10:16| 来源:新京报 | 评论( 6 )  | 我来说几句


张玉环案推动者:是“多嘴”揭开了小孩被杀真相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我当年总想,既然这个案情已经破了,为什么张玉环没有伏法,这个真相在哪里?我本着这个意愿找的记者,记者找的律师。对我这一生来说,我就要看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一辈子,从这个事发生到现在,为什么一直悬着的心放不下来?我去做这件事,不是在乎张玉环这个人,我是在乎真相。”

  

  ▲张幼玲今年65岁,2014年来到武汉工作,在一家诊所当医生。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65岁的张幼玲在这个夏天给自己惹来了“麻烦”。

  被羁押9778天的张玉环拿到无罪判决出狱回家。在这个熟人关系盘根交错的村庄,张幼玲过去是被害家属眼里的恩人,因为“多嘴”揭开了小孩被杀的真相;如今,他角色反转,“多事”地帮助被公认的“杀人者”重获自由。

  原本与他交好的同村村民,会和他打上70分钟的电话,争论案情、表达不满,“凭什么张玉环被放出来?”他还时不时会收到讽刺信息,有时攻击他的参与动机,有时连带人品一起骂,“张医生,你帮张玉环的官司能分多少钱?”“你无利不起早!”

  连妻子也在电话里冲他干着急,“哎呀,人家都在外面传啊,说你就是为了钱,说你得了100万哩,你管那些事情干什么?”

  在张幼玲“管闲事”之前,他已到武汉生活六年。鲜少人知道,这位过去在进贤县北岭林场工作的医生与张玉环案交集颇深。

  在这个城市里,他只是一位诊疗男科疾病的医生,住在月租1000元的社区老屋。楼里没有电梯,做饭用的是煤气罐。入夜后回家,张幼玲得打开手机上的电筒灯光,以免在黑暗中跌倒。

  大多数时候,他会在清晨六点半醒来,简单锻炼后吃点面条或鸡蛋,再骑个8分钟的自行车,前往一家私人医院门诊部开始每日工作。每个月,张幼玲都会一次攒够6天假期,乘坐火车返回江西老家探望妻子和91岁的母亲。家里大小事务都得他操心,一颗电灯坏了得等他回去修,妻子的糖尿病药也是他开好再拿回去。

  但对张幼玲来说,这些年,他内心的压力是一点点增加的。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疑惑,“为什么张玉环一直没被枪毙?”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幼玲前往江西温圳监狱探望同事,无意中得知,同监舍的张玉环一直在绝食喊冤,直到2012年张幼玲的同事出狱,张玉环仍在申诉。

  他偶尔听闻张玉环家的变故:妻子宋小女与张玉环分开后前往福建打工,两个就读于林场小学的儿子时不时会被欺负,但“杀人犯的孩子谁会在意呢,那时大家都恨他”。

  2016年底,张幼玲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平反,四名被告人宣告无罪,颇受震动。在那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主动找记者陈述案情,与张家亲属、律师们一起推动案件进程。

  他说自己从未后悔人生多次卷入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只觉得这辈子明明白白做了件事,“我帮他,不是因为在乎张玉环这个人,我在乎的是真相。”

  

  ▲张玉环拿着无罪的判决书与老宅合影。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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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起了牵头的作用”

  新京报:有媒体把你定义为张玉环案的关键推动者,你怎么看待自己在案件中的角色?

  张幼玲:定得太高了。其实我在里面只是起了一个牵头的作用。努力起作用的,还是最早帮助案子的曹映兰记者、王飞律师、尚满庆律师,还有张玉环自己的亲属,这是实话。

  新京报:你具体做了些什么?

  张幼玲:两个小孩不能无缘无故地死了,当年通过公安部门的调查,把张玉环抓住了认定他是凶手,我们全村,包括我在内都非常认可这个结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心里的压力是一步步增加的。

  我当时有几个疑点。第一,隔了那么久,张玉环为什么还没枪毙?为什么还没有把他伏法?

  第二,我去温圳监狱探监的时候,我的同事说起张玉环的事,说他在里面叫冤,绝食自杀,这增加了我的压力。

  2012年春节,我同事减刑提前出狱,跑到我家来玩,又说到张玉环的事。这是我第三次的压力,他既然叫冤,冤在哪里?我很想弄清楚这个事,但是苦于没有出路,不知道找谁来问。

  第四次压力,来源于2012年之前的某一年,阴历六月份。我从外面出诊回来,骑车在张家村的公路上。那是下午两点,非常热,水都烫脚,全村人都在家里休息不出来,只有张玉环妈妈一个人在太阳底下犁田,我看着心里好疼。

  我手头有江西电视台钟记者的联系方式。2016年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平反,我就很高兴,发信息给钟记者,“我有个疙瘩总压在心里,给你说一说好吧”。后来他给我介绍了做法制报道的曹映兰记者,通过曹记者,我们找到了王飞和尚满庆律师。

  2017年过小年的时候,大家去了趟张家村,宋小女也赶过去了,我那时已经有20多年没见过她了,她管我叫大哥,边哭边说。我知道她一身病,看着也心疼得要命。我告诉她,“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如果是张玉环做的,那他罪有应得,如果不是他做的,也想把这个事重新整理一下,给他一个说法,这就是我的初衷。”

  那时候律师也说,帮助张玉环申诉可能需要三年五年,也可能八年十年,还有可能就是这样了,让我们和家属要坚持下去。

  

  ▲进入8月后,找他电话采访的记者颇多,他在台历上写下每天要做的事。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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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年旧案:张玉环不是唯一被怀疑的人

  新京报:回到1993年案发的时候,你参与了案子的哪些部分?

  张幼玲:我当时是北岭林场的医生,林场离我家就五六百米的路,出事当天下午就有好几个小孩家属跑到我这里来问,张医生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小孩到这里玩?我记得很清楚,到了晚上天蒙蒙黑,那个6岁小孩的爷爷又来问我,小孩到你这里来玩了不?

  第二天上午,来找我看病的人说小孩是在下马塘水库淹死的。我脑子里就有了第一个疑问,不可能吧,这个水库离我们村很远,村民的田地都不在那边,从村里去水库,要经过长满茅草的羊肠小道,小孩子起码要走二、三十分钟,一般村里孩子不会往那个方向去。

  因为我老家就是张家村人,1969年我从林场下放到张家村种田,1972年又回到国营北岭林场做医生,对村里的田地、池塘都非常清楚。而且那时候正是秋收,二季稻都割了,池塘都是干的,裂开很大的缝,哪来的多少水?池塘的斜面不是陡坡,小孩不可能走着走着突然掉下去。

  中午休息的时间,我躺着一直在想这个事,干脆爬起来骑个自行车去看,也不知道是天意(电视剧)还是什么,正好遇见他们准备把小孩埋了。两个小孩就放在草地上,身上盖着竹席。

  新京报:在现场你看到了什么?

  张幼玲:我本来就是带着怀疑来的,所以看得仔细。掀开一看就发现不对劲,大的那个6岁小孩,从嘴到两颊非常明显的淤血痕迹,是从嘴巴拉到面颊,向上的勒痕,胸部腹部还有很多拇指指甲盖大小被戳的紫色淤点。再一看4岁的小孩,脖子上有右手掐死的痕迹,四个手指加一个手指,非常清楚。

  当时周围有不少家属,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傻呢?这么明显的痕迹都看不出,这是他杀啊。我是江西中医学院专科毕业的,成人自考,解剖学、生理学的书籍我都是非常熟悉的,我学过的知识里,怎么判断尸体上的伤痕,伤痕形成的时间大概多久我都能看出来。再加上我自己也爱好研究破案的东西,喜欢看福尔摩斯的小说,那天的现场正好用上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说这个情况要报案啊,其中一个孩子的大伯问,“报案要交钱不?”

  

  ▲张幼玲家中的中医书籍。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新京报:你发现小孩的真实死因,警方到了现场是怎么和你沟通的?

  张幼玲:孩子的大伯跑去村里打座机报的案,然后全村都知道小孩是被害死的,都围了过来。那天还下着小雨,警察差不多下午三、四点钟到的,来了两部警车,大概三四个警察。法医在现场看完后,把小孩尸体带走了。

  第二天上午,有两个警察就来我上班那里询问了十几分钟吧,问我了不了解情况,估计这个事情是谁做的?知不知道谁跟谁有仇?我也不清楚,只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就像我们看病一样的,要找出原因的。”

  后来警察还来了好几次,带着好几个被怀疑的人的名字来问我,张玉环只是其中之一。警察也问到了张玉环的母亲,我说她在村里平时是“女辣子”(当地方言,指性格泼辣的妇女)。没隔几天,张玉环就被带走了,再隔了几天,警察就到村子里来说案子破了,凶手就是张玉环。

  新京报:案件告破之后,村子里还发生了什么?

  张幼玲:当时觉得凶手抓到了,小孩冤情得到伸张,我们大家都觉得放心了,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大概过了几个月吧,去世小孩的家属跑到公安局去,他们看到张玉环还没有被枪毙,就跑去质问。

  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因为当时他们去了几次没结果,家属找到我,问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说要不然张医生你帮着写个“状子”,问问怎么还不枪毙?是不是有人保住他了?

  在那之后,基本就没什么动静了。我一直在行医,中间只听说宋小女到外面打工,跟张玉环离了婚,也嫁了别人。北岭林场有个小学,张家村的孩子都在那里读书,张保仁、张保刚也都在那里读的,教书的老师是我要好的朋友,只是听到老师提起过,两个小孩“造业啊”。

  那时候我也听说过张玉环的儿子在村里被欺负,但农村生活的人思想比较固执狭窄,那时候村民觉得张玉环杀了人,大家都恨他,就算孩子受欺负什么的,也都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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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动机质疑:“我没有抱半点私心”

  新京报:律师介入案件后的这两年时间里,你还做了些什么?

  张幼玲:我们建了一个群,在里面及时分享和案件有关的信息。2018年5月份,王飞律师经过武汉,在武昌区的一个酒店和我碰了面,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案情经过都口述了一遍,律师答应了出来让我签了字,像是笔录一样。同年8月份的时候,尚满庆律师也来了武汉,再复述了一次,我同样也签字了。

  后来群里逐渐多了不同地方的记者。我把案情经过用文字的形式也从头到尾打了一遍,很长,分了很多段发在群里,一五一十告诉大家。

  另外,我和张玉环的哥哥张民强也有很多电话沟通,主要是互相鼓励和支持的话。张民强一开始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他当面去问了弟弟很多次,“到底是不是你做的?”申诉期间,我们虽然抱着希望,但抱的希望也不大,不知道猴年马月才会轮到这个案子。

  那段时间,我的朋友圈也几乎没有发过和这个案件相关的东西,主要也是考虑到受害家属那边的心情。

  新京报:你能理解为什么村子里不能接受张玉环回来吗?

  张幼玲:他们全部是这样想。当年公安宣布张玉环是凶手,宣布得详详细细,没有人不相信。如果不是我自己参与到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律师阅卷之后告诉我一些里面不对的地方,我也会一直相信张玉环是凶手。我帮张玉环申诉这件事,最开始老婆、村里人都不知道,瞒着家里人的。后来直到案子开始有点眉目了,我知道这个事瞒不住了。

  新京报:村里很多村民现在质疑你,说你帮张玉环申诉是不是为了钱?

  张幼玲:我根本没有考虑钱的事,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我根本也没想到张玉环能出来,意料之外的。有记者问我,张玉环出来了,你心里很激动吧?我心里一点都不激动,我心里还压着这个事儿呢。这个人不是他杀的,那到底是谁杀的?我关心的是这个。我要的就是真相。

  村里的人至今为止都认可张玉环是杀人犯。他们给我打电话,聊了很多案子的东西,我告诉他,你只要有证据,现在公安在那里,法院也在那里,完全可以去报案啊,只要证明是他干的,他一样可以被抓进去。

  

  ▲8月7日下午,时隔27年,张玉环一家11口人在家门口拍摄全家福合影。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新京报:你不担心收钱这样的话语传来传去,最后大家信以为真?你回去村里没有这个压力吗?不怕被人报复你?

  张幼玲:我不在乎,真的就是真的,说成假的也没有用。我的家人也有劝我,说不要接受记者采访,不要去出这个风头。我不怕,我行得正坐得稳,不怕什么,我没有抱半点私心。张玉环能得到多少国家赔偿那是他的事,我也不参与,也不做什么。我的压力里面,主要是家人的担心,我孩子也有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就是怕给他带来压力。

  新京报:张玉环回家后,你在武汉的日常生活有受到案子影响吗?

  张幼玲:张玉环回来不回来都没有半点变化,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来找我的记者多了。我在一家私人医院的门诊部上班,合同一年一签,全国到各地都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每天八点半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中午两个小时午休,一个月工资1万块左右,前几年最多的时候到过两万,包括我现在给人家看病,都不知道赊了多少账给病人。我生活过得不错,所以他们说我为了钱有点可笑。

  新京报:以前受害者家属觉得你是“恩人”,现在角色调转了,你帮张玉环申诉,家属不理解,你心里压力大吗?

  张幼玲:你说我心里的压力放得下吗?我就算这辈子都放不下,但放不下也要放下。村民对我说那些风言风语的话,他们的心意我都理解,但这些话有什么作用呢?起不了作用。他们生气也好,不理解也好,我问心无愧。

  新京报:你跟张玉环以及受害者家属之间有亲戚关系吗?

  张幼玲:我们是姓张,张玉环爷爷的爷爷,跟我爷爷的爷爷,是兄弟,上面是同辈传下来的,都是“一根树的分支”,两个死者的家属跟我们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我和张玉环、两个去世小孩的父亲、大伯关系都是一样亲的,所以不存在偏袒谁或者跟谁更亲近。我们村分为四个族,我们属于第四房的后人,都是一家人,我这个人只讲究谁在理,不讲究谁亲谁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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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明明白白做了件事”

  新京报:张玉环案件的真相到底对你有多重要?

  张幼玲:肯定重要,我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我当年总想,既然这个案情已经破了,为什么张玉环没有伏法,这个真相在哪里?我本着这个意愿找的记者,记者找的律师。

  对我这一生来说,我就要看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一辈子,从这个事发生到现在,为什么一直悬着的心放不下来?我去做这件事,不是在乎张玉环这个人,我是在乎真相。

  新京报:关于这个案件,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张幼玲:张玉环回家后,我和他唯一的接触,就是前几天打的那个视频电话,我主要说了两件事,一个是张玉环人现在是出来了,但是怎么能打消村民对他的顾虑,这是我心里担心的。希望政府和媒体在这方面多做考虑,帮助他融入社会。另一个我也在想,这个案件也应该对受害者的家属有交代。

  有的媒体记者写,我还在一直寻找真相,我哪有什么力量,我一个平民百姓能找出个什么呢?只是说我内心的想法是这样,肯定有凶手杀了人,那么这个人在哪里?

  新京报:这个案子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张幼玲:这个案子确实对我人生影响很大,我确实是无意中卷入这个案件的。

  第一次发现小孩死因,我看见了,就是要杀我的头我也要把这个话说出来,他杀就是他杀。

  第二次,张玉环叫冤,那真相到底在哪里?

  我感觉自己已经尽力了,不愧于我自己心的这件事。最重要的是,我感觉我做这个事我不后悔,因为我感觉它是正义的一个事情。任他们怎么说我得了什么好处,我根本没有这种想法。我只是认为,这辈子明明白白地做了一件事,这就是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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