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当全世界和这个”边缘人集团“打交道…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苏晓康
2021年03月18日
无规则无诚信，绝非几个中共领袖的人格问题，而已蔓延成普遍的社会性格，这样的社会，治乱兴衰都不会在西方哪个学派的分析模式之内，始终是不可预测的一个异数。（汤森路透）
美国学术界的中国政治分析，一向以结构功能主义、官僚菁英政治和利益团体等分析模式，预测中国高层政治事务和变数，作为白宫对华政策的参考。这种微观取向二十多年来处于主流地位，较著名的如前麻省理工学院的白鲁恂（Lucian Pye）结合延安作风、列宁主义、毛泽东模式和世代派系来分析预测中共的所谓「克里姆林宫学」，以及奥森伯格（卡特时期白宫中国问题顾问）以短期预测中共领导人言行的官僚政治分析模式。但它因未能预测天安门事件和「六四」屠杀这些巨大变动而倍受质疑，渐次衰微。从最近六年的情形来看，似也未见哪位策士提醒白宫注意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之计，而这是最典型不过的「以言行作短期预测」。
一种宏观取向在一九九一年春的亚洲学会第四十二届年会上出现，主张跳出官僚政治模式的窠臼，摆脱以「国家」为唯一分析单元的偏见，多作非国家因素（地方、社会、民意、文化）研究和比较（与东欧和前苏联）研究。可是，我们依然未能见到对中国政经形势的准确把握。
比如，中共在后冷战时代的重大战略变更，并未引起西方的注意。基本上，中共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从冷战形态转换成另一种经济竞争的形态，尝试极权制度以市场经济改革而存活下去的途径。他们却正是通过西方的经济学观点，看到了相当大的可能性：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区域集团化（西欧、北美、东亚三个「经济圈」的出现）使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矛盾丛生；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控制，是超制度超国界的，其利润第一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巨大市场在国际事务中的举足轻重；全世界居民不分国籍都更喜欢舶来品，使劳动力低廉的中国对西方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因此，他们认为：
－－世界经济处于低潮，发达国家在衰退和滑坡，「我们所处的东亚地区，又经济最活跃，发展最快」，「我们可以利用矛盾，趋利避害」，「儘快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国际上资金短缺将会长期存在，但我们周边的日本(专题)和四小龙却有剩馀资金提供」，「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只要不断大力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加快体制改革，我们在引进外资上仍有较大活动馀地」；
－－世界军备竞赛下降，各国都在调整战略，九○年代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经济转型时期，「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重要机会」，「可利用他们转型的时机，引进设备，填补空缺」……
总之，一九九二年以前中国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有利性，并且强调「危机感和紧迫感，绝不再丧失这次有利时机了。」邓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在国际间绝不取代前苏联挑头与美国抗衡，而是偃旗息鼓，开放市场，养精蓄锐（增强综合国力），待以时日。不错，中共的确是在「走进」国际市场和「大家庭」，可它不是来当「乖孩子」的，不信你等著瞧。
对一个传统破碎无以维繫民间社会和价值体系的东方大国，只作政治和经济的研究，终究是浮面性的。尼克森那种以为「接触」就能诱导中共同他一道玩西方「游戏规则」的幻想，反映了他在文化层面上根本不懂中共这个特殊的政治集团。
亚洲学会第四十二届年会上出现的比较研究，一般都倾向于同苏俄和东欧的比较，如拿邓小平与戈巴契夫比，以致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子裡，至今弄不清江泽民和乔石谁更「戈巴契夫」一点。威斯康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傅礼门（E Friedman）提出一种「后现代封建专制体制」来命名列宁主义国家，也是拿二百年前西欧封建制崩解后英、法、德三国的不同道路，来比附中共政权系统性危机。这种研究自然是新的分析模式，但仍嫌离中国太远。为什麽不能从中国自身历史的演变中来分析中共呢？取这种研究角度的学者，我只见到一位：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余英时。
余英时始终只从中国传统兴衰的内在逻辑去分析中共和它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逐渐形成一套迥异于美国「中国通」的思考模式。这从他对中国研究泰斗费正清的评价中，可以看到一些脉络：
－－费正清和他同时代的「中国通」都有一个致命伤：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体系、儒家正统，是与当代出现的一党专政、马列主义一脉相承的，无视了中国传统与中共最本质的区别：后者摧毁了整个民间社会，独占全部社会和生活的资源，却不代表任何阶层人民的利益；
－－费正清所瞭解的帝制中国，只有士农工商，而不包括「边缘人」这一范畴，以及另一种中国传统：社会边缘人的造反传统，其最大特色之一就是鄙视社会上共同遵守的一切规范和价值，行事肆无忌惮，夺权和保权都不择手段；二十世纪出现的「边缘人集团」更形複杂，其拒绝常规化、迷恋权诈、好斗否定性格均登峰造极，令中外帝王枭雄望尘莫及（对毛泽东的分析尤为具体）；
－－彻底的现实主义，即美国利益第一，是费正清讨论美国对华政策的最高原则，由此衍生双重标准，认为民主并不适合中国，「在中国维持有效的统治」才符合美国利益因而也符合中国利益。
没有比这更一针见血的描述了。至今美国的中国研究走出费正清多远，也还难说。不过，我最感兴趣的，不是美国学者如何，而是余英时提出的这种「边缘人性格」，一语道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本质，也揭示了自尼克森以来同中共打交道的一个误区：向一个鄙视一切规范和价值的对手，你能教给它什麽游戏规则？这六年来究竟美国改变中国什麽？一个「最惠国待遇」，变成了美国总统派去的各种助理国务卿们，手把手地教会了他们「玩弄」美国制度的诀窍。
对中国，从文化上会比从其它角度看得更透澈。余英时从中国文化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中共统治对中国人精神资源摧毁的严重后果，借顾炎武评曹操「毁方败常」之语移用毛泽东，更点出了当代中国超政治超经济的深刻危机。研究中国如忽略这个层面，则永远是雾裡看花。
比如无规则无诚信，绝非几个中共领袖的人格问题，而已蔓延成普遍的社会性格，这样的社会，治乱兴衰都不会在西方哪个学派的分析模式之内，始终是不可预测的一个异数。于是，我们又只好回到费正清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维持有效的统治，便对大家都好—这是不从中国历史自身的内在逻辑去研究中国所能得出的唯一轻鬆的结论。
※本文摘自《瘟世间》（苏晓康著，印刻文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