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中共统治的本质是“极权主义”吗？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在百年前中国“救亡图存”的洪流中，中国共产党一面打着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一面也呼吁“民主、共和”。到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却越来越依靠赤裸裸的专制权力维系其统治。但外界对中共统治本质的认识有不少差异，对其是否是“极权主义”争论不休。那么，中共统治中国的本质特征到底是什么主义？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建党百年特别节目《中共统治中国的本质是“极权主义”吗？》，今天播出上集 。
去年因为批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而从公共视野消失的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一直行踪不定。今年六月中旬阿里巴巴副总裁蔡崇信才向媒体透露，马云近来保持低调，一直在画画。
马云的这种“姿势”让网友调侃，连马云也躺平了。美国保守派期刊《国家评论》则直言，马云是在躲避中国共产党。这则评论还说，中国的商界领袖都不得不噤声，已经成了新常态，并直指这要归因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独裁权力。
“马已经服”（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诞辰百年庆典之际，“马云们”的命运似乎再一次为这个政党的专制权力添加了一个小注脚。但外界对这种权力本质的认识差异却很大。
美国国务院、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和自由之家等延续过去几十年的习惯，用“威权主义”来定义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方式。但中文和英文世界有不少学者或观察家近年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极权主义”。
“威权政府有几个角落是权力没有完全控制的，你在中国都找不到，比如说，相对独立的媒体，相对独立的司法，自治的地方，以及有点灵活气儿的反对党，”身居美国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认为，从这几个方面判断，中国并不是威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
但无论用哪个词似乎都不能满足人们把握中国现状的需求。“我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描述，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如何，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它如何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这样告诉本台。
胡平出生于中共建政之前的1947年，他完整地经历了毛泽东统治的时期，在文革期间下乡插队、又回城工作，直到1978年才有机会考入北京大学，从事西方哲学史的研究。1979年胡平在民间刊物上发表的《论言论自由》的文章一时被人广为传阅，显现出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社会控制的松动。
1979大致是习近平所称的“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分界线。谈到中共专制权力的本质时，胡平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以1979年为界这前后七十年的转变，“这一段简单讲就是，中共如何能从前三十年用残暴的手段消灭私有制、打倒地主资本家，然后又到后来摇身一变，把公有制（财产）化公为私，成了权贵的私产，成了最大的地主、资本家。”
街道办人员在北京街头为七一中共党庆进行排练（法新社图片）
经典意义上的极权主义
从中共1949年建政到1976年文革结束，毛泽东时期中共的统治方式作为经典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外界一般没有异议。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重塑，实现了“党领导一切”。政治上，党政高度合一；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实行指令经济或计划经济；对于社会，中共更是通过人民公社、街道办事处等制度将对社会的控制延伸到城市和农村的最基层。毛泽东又依靠领袖崇拜和意识形态灌输实现对国家的独裁统治。
因为这一时期的专制统治脱胎于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极权统治，又有论者将其称为斯大林式的极权。
但随着毛泽东去世，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入了较为宽松的时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政分开的提法不时出现，并有局部的试验。私营经济也逐步放开，并发展成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人民可以广泛接触外部世界的信息，对民主、自由的呼声在民间不断涌现。
在八十年代开放的氛围中，以吴稼祥、萧功秦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学者提出了在经济上开放、在政治上集权的“新权威主义”。虽然这一提法在当时的思想界并不太受欢迎，但却影响了民间舆论和西方媒体，使得“权威主义”（或威权主义）成为了此后几十年外界对中共统治方式的主要定义。
但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八十年代的政治松动并不意味着中共统治的极权主义性质的消解。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2005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中指出， 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共出动军队血腥镇压天安门前的示威民众，恰好说明了极权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其政权仍会诉诸暴力和恐怖。
北京天安门广场六四后的华丽转身（美联社图片）
“六四”之后的“华丽转身”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三十二周年，当年见证了屠杀的天安门城墙仍然是褚红色的，仿佛1989年6月4日清晨的血腥从未散去。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并未表现出要为六四正名的意思。
胡平多年来在各种场合反复地说，理解了“六四”才能理解当代的中国，“原来他要搞资本主义，还要牵动政治上的改革；现在人都杀了，无所谓了，因此就变得更灵活，也就是说他可以明目张胆地引进资本主义，但口头上依然大谈社会主义。”
他强调，中共通过六四进一步实现了对权力的垄断，它才可以不顾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在六四后实现戏剧化的“华丽转身”。
徐贲在前述那篇文章中提到，中国极权主义统治的核心特征就是不用借助别的理由，单凭“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就可以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维系其统治借用的名义就是权力本身。
六四之后，中国相继进入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权力明显加强。政界和学界自由派的声音被严酷打压，批评和反对的空间日渐缩小。徐贲认为，1989年之后，很多社会管制和思想控制的措施都有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的倾向。
2008年，中国迎来了所谓的“公民社会元年”。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8.6万多个。
目前身在纽约的人权组织“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从2004年开始就在中国做劳工权益的培训项目，但他告诉本台，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不断骚扰他们这样的外来非政府组织，“他们会不停地干扰我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国保警察会经常找到我们的合作伙伴去了解情况。”
这种骚扰到2012年，也就是胡锦涛主政的最后一年，更是变本加厉。当时深圳国保一处的副处长专门跑到李强的办公室，约谈他们的员工。
一些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在2012年推出了“新公民运动”，要求教育平权和官员财产公开。但在同一年，中国警方在镇压2011年流产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中采用的“监视居住”的措施被写进了《刑事诉讼法》法典。这种做法被人权律师称为共产党镇压良心犯的酷刑总成。
英国《经济学人》2013年合成的习近平黄袍加身封面截图（经济学人）
“强人”习近平
2012年的中国波谲云诡。曾传闻意欲进军最高权力的太子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为其属下王立军夜奔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被骤然拉下马。另一位太子党习近平则在当年底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启了习时代。
虽然当时中国朝野对习近平抱有美好的想象，认为他将把中国从胡锦涛时代带向更民主的阶段，但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白夏（Jean-Philippe Béja）说，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习近平会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因为中国已经出过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这对中共的党治是最危险的。......这个制度要真正有效，就是需要一个强人，和一个听这个强人的话的党。”
白夏说，事实证明，习近平就是这样的强人。“所以他一上台就反腐败，反腐败不是因为什么道德的理想，而是他觉得如果腐败让中共变成各种利益集团的党，它就会完蛋了。......所以，中共需要一个强人，强人要强迫党听他的话。”
胡平则认为，习近平的反腐败有偶然因素，“哪怕你上台了，面对着上层盘根错节、利益互相交叉的高层腐败，你想反腐也没办法下手。结果王立军把薄熙来拉下来了，又牵扯到周永康，这就使得他在高层反腐败有了切入点。”
在大规模反腐败的基础上，习近平迅速集中了权力。到2016年，习近平不仅按中共一把手的惯例担任党政军一把手，而且身兼七个小组的负责人，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等等。2018年初，全国人大更通过修改宪法，删除了“国家主席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让习近平有可能打破文革结束以来形成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不超过两届的惯例，在二十大之后连任。
这一系列操作让外界惊呼，中国进入了大倒退的时代。不甘心的年轻人在社媒上广泛传播各种“开倒车”的小视频，影射国家政治的倒退。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积累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在习近平统治时期迅速上升。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一直保持世界第二，外界估计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就认为，现在既然处于这样一个临界点，在我的领导下，中国能实现我赋予你们的承诺，如果不跟我走的话，可能就功亏一篑，”原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编审邓聿文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为习近平走上集权道路创造了客观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