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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故事计划|失去工作这一年

京港台:2022-6-27 22:33| 来源:罗镇昊 | 评论( 2 )  | 我来说几句


真实故事计划|失去工作这一年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对没工作的人而言,今年如同一个分水岭,招聘的公司不断消失,私活也越来越难接。收入数字锐减,背后是生活与精神的收缩。

  没活了

  清晨五点多,汤平睁着眼,就在床上干躺着,脑袋里想的全是还贷的事。

  他感到自己最近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了。他让妻子递个东西,稍微慢一会儿火就上来了。俩人没少吵架。最后,还得妻子反过来劝他:“你看别人现在过得还不如咱家呢。”每次聊完,汤平的情绪都能稳定几天,可一到还款的日子,心态又崩了。

  而这一切,和没工作有关。原本,他是给巡演歌手伴奏的主音吉他手,一周跑两场livehouse或剧场,每场两千到三千元。年薪相当于一个互联网大厂的小领导。

  疫情爆发后,演出一个接一个取消,他有两年多没接到什么活了。

  没有演出,很多同行都扎进了夜场。就是底下有大哥喝开心了,甩二百块钱要点首歌那种。赚的比之前少不说,活还不好抢。他不得不开着那辆40多万的新能源保姆车去跑闪送。车是去年四月份,为了给妻子创业的经纪公司谈合作,接送艺人,咬着牙贷款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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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平演出照

  情人节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单子也多,都是送花的。那时汤平刚入行一个月,由于送单心切,一个没刹住,把前车给怼了。好在前车主人好,下来一看,车没啥事,直接放他走了。

  凌晨两点收完车,汤平大概算了一下,挣了一千多。

  后来他就再不敢跑了。不是心疼车,是怕成密接。那段时间,司机属于高危职业,总有人跑着跑着就被拉去集中隔离了。“挣那点钱不够自费隔离的。”

  无所事事的每一秒都让汤平感到窝心。那是一种被生活推着,又实在不知该往哪走的拉扯。

  没工作这一年,对方婷来说过得挺快。靠着靠着工作期间积攒的人脉和资源,私活始终没断过。主要是帮客户做营销策划方案,周期两到三个月,按项目结钱,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三万。

  可到了今年,事情正在起变化。

  三月底,方婷手上的项目刚刚收尾。打游戏的间隙,她突然想起有人联系过自己,随即拿起手机询问朋友:“你上个月是不是找我了?那个产品推广计划还有吗?”

  对方回答:“没有了,产品不上线了。”

  她从朋友口中得知,很多广告公司、营销策划公司,都在今年因为没项目而陷入停滞。之前吵着要合作的客户,也都陆续没了动静。她猜,估计是甲方没钱了。

  员工没有绩效,离职的离职,被裁的被裁。一时间,所有人都散发着同一个信号:大家都没活了。

  几个月里,方婷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白噪音、褪黑素、助眠香薰,全都不管用。极度亢奋状态下,她甚至出现了臆想:地球爆炸了怎么办?我是哪个国家的公主该多好……逐渐,她的行为也不受大脑控制了,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去厨房做饭,却一口也不吃。

  精神意志因没有工作而解离,生活也随之悬置。

  挣扎

  对这些疫情期间的失业者来说,今年如同一个分水岭,招聘公司不断消失,私活也越来越少。直到这时,他们才明白没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工作没了可以再找,活没了可以再接,只要有能力,总有口饭吃。但如果平台没了呢?”

  去年五月份离职那会儿,何川每月都能接到四条拍摄项目。作为一名短视频编导,这个频率在上海还“勉强吃得上饭”。其中一部分还得归于他是本地人,不用交房租。

  2021年下半年,何川的拍摄数量逐渐从每月四条变成了两条,又从两条减到了一条。到了今年,他彻底接不到活了。

  失去收入来源的何川并没有放挺。失业的一年里,他一共面试了一百一十多家公司。有的是投资人转行,没等入职团队就解散了。有的是公司和岗位都在,但进去一看,整个公司就剩老板一个人了。还有一次,他和项目主管聊了两个小时,结果,对方只是找他学学经验,没想真招人。

  上海封控的几个月,何川每天除了抢菜,就是到处问朋友:“你们公司还开着吗?”那时,他已经跟政府申请了失业补贴,一个月能领一千三百块钱。

  有朋友曾给何川推荐过一家娱乐公司,旗下有个老演员,接不到戏,想转型做短视频剧。正需要他这种既拍过网大,又做过短视频的编导。双方聊得都很不错,就等一个offer。七天过去,他收到好友的消息:公司黄了。

  环境的萎靡让何川感到无力。他开始上网搜索缓解焦虑的方法,那是一种让画笔在纸上随身体自由移动的绘画方式。他席地而坐,两手同时画出一团团无序的线条,有时候是黄色,有时候是绿色。整个人仿佛遁入了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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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川在家里画画

  他说:“大厦崩塌后,个体的规律早已不复存在。”他要在废墟中寻找新的意义。

  封控期间,何川尝试过申请志愿者,一方面是他对小区志愿者的服务不满意,经常把菜堆在门口,不往下分发,另一方面是志愿者每天有400到800元的薪资。可他还是晚了一步,“早被有关系的占满了,送钱都当不上。”

  于是,何川又一个转身复习起了PCR考试,俗称“核酸检测上岗证”。他听闻,那些核酸检测员一天工资是2000到3000元。

  同在影视行业的王希莫记得,2020年疫情爆发后,每周都有院线高管、影视投资人组织线上分享会,主要讨论疫情之下行业的发展和困境。到了今年,没人再提这些事了。

  王希莫正是2020年底辞职的,原因很简单——想回家打游戏。

  那年,他在北京一家发行公司做城市专员,负责联系各大院线,给电影排片。影院关停后,公司接不到项目,员工只能拿两三千的最低工资,钱是老板取公积金发的。当时他的想法是,赶紧离职,先打两个月游戏再说。

  第二年春节过后,王希莫试图重新找一份工作,发现行业已经卷起来了。一个月薪6000元的发行专员岗,十几个人竞争,“必须得跟地区最大的头儿有往来才能录用。”

  这,还只是个专员。

  王希莫大学专业是影视戏剧文学,一个同样失业的同学告诉他,自己一个月接了三个项目,干到第二阶段,资方全跑了,最后就拿了点订金。

  王希莫自认为是个不会为以后考虑太多的人。眼前,唯一让他感到焦虑的就是钱不够花了。失业之后,王希莫一度靠跟家里要钱度日。“连外卖会员都开不起了。”

  他爱抽烟,二十多块的黄鹤楼软蓝、小苏,一天两包,现在换成了十几块的红利群、南京。他也试过十块钱以下的烟,嗓子受不了。

  原本,王希莫还能靠接私活维持生活,每周去外地带两天艺考班,一周两次,能挣6000块钱。直到2021年9月,教育部官网出台政策——到2024年艺术类专业将基本实现省级统考全面覆盖,各院校不再组织校考,同时将逐步提高文化课录取成绩。

  丢了艺考班的王希莫为此愤愤不平:“艺术生跟其他专业不一样,大学之前他们没接受过这方面教育。”有艺术课老师给学生上网课,让说说对电影的基本了解,有同学一张嘴:我擅长研究党史。

  去年4月份,王希莫曾有过短暂的工作。公司只有一个项目和电影相关——一个靠区块链技术驱动的排片平台。进去时,项目正处在试水阶段。整个团队没一个人懂电影市场。果然,两个月后项目宣布告终。

  老员工都被分到其他部门,只有他没过试用期,不幸被裁。

  4月23号,周六,北京的天气炎热起来。方婷拎着一兜冰棍雀跃着往劲松的小区走。就在大家都接不到活的时候,一个NFT项目送到了嘴边。经过两周的线上磨合,甲方和她敲定,下周一起去公司开个会。

  她笃定,去就是签合同的。

  正当方婷走到楼下,眼前的一幕让她发懵。门口全拉上了围栏,一群“大白”正忙活着。她问了一圈,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防护人员提醒她:“进去可不能再出来了。”

  方婷紧忙跑上楼,把冰棍往地上一撂,又跑下去询问情况。此时,通知已经贴在了墙上,本楼出现确诊病例,整栋楼进行封闭,所有住户居家隔离。再回到家,冰棍都化了。第二天,她拿出手机给项目负责人发信息,说自己被隔离了,希望能把线下会议改成线上。

  对方的答复很爽快:“线上也不用了,等你解封再说吧”。方婷知道,这是不能再委婉的拒绝了。

  五脊六兽

  去年下半年,汤平隐约感到环境有所好转,便借了80万商贷供妻子创业,配套的还有一辆40多万的保姆车。加上2020年为孩子上学在燕郊买的40平公寓,贷款共计140多万。他没想到,今年形势又严峻了。

  在家躺了几个月,汤平的情绪几近崩溃。他突然想带孩子出去旅游,“要是哪天我被列为失信人,这就是最后一场旅行。”

  5月末的一天,汤平到社区开好了保证书:特殊时期,一旦离开,短期内不能再回燕郊。接着,他就带上7岁的女儿驱车一直往南方开去。他们走国道,一路途径陕西、四川,最后抵达云南。每路过一个地方,他就给女儿讲当地的文化故事,“这几年孩子一直没出来过,连果树都很少见。”

  朋友给汤平发来信息时,爷俩正在楚雄参观原始人遗址。朋友说,北京三里屯那边有个酒吧驻场的活,一天700。“感觉压在心头的重量一下轻了。”

  本计划出了云南再进西藏的汤平,一接到消息,立马调转车头,千里迢迢从云南赶回北京。到家那天是6月9号,就在两天后,北京卫健委发布了通报:6月10日0时至24时,北京新增36例本土确诊病例和25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与天堂超市酒吧相关。

  天堂超市酒吧离三里屯商圈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很快,三里屯所有娱乐场所全部关停,其中就包括74家酒吧。刚恢复一周的餐厅堂食,也再次停止。

  “已经麻木了,你要玩就玩死我吧。”

  百无聊赖的日子里,跟合租的大爷喝酒是王希莫唯一的娱乐。

  大爷是内蒙人,70岁,每次问起大爷的职业,大爷的回答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授,有时候是联合国环保组织秘书长,有时候是中国茶文化协会主席。主要取决于爷俩聊到啥。

  客厅被隔出了一个屋,没有窗户,一张长方形办公桌就是俩人喝酒的地方。大爷一般这样喊王希莫:“今儿过节,咱爷俩喝点,我来弄。”吃食无非是速冻饺子和塑封猪蹄,王希莫咬了一口猪蹄,真难吃。大爷问,味道怎么样?他说,好吃。酒是“杂牌茅台”和啤酒,如果王希莫不想喝这些,大爷也能瞬间从屋里拿出来一瓶威士忌。

  王希莫从不打听大爷的私人生活,他们爱聊国际大事,比如:土耳其的宗教信徒到底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喝高兴了,大爷就想升华一下彼此的友谊,认他当干儿子。

  那是王希莫极少数不为现实而发愁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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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希莫喝的啤酒,1.5元一罐

  就在今年春节期间,从室友那传来大爷去世的消息,脑梗。人走的时候,只有大爷一个人在合租的房间里。王希莫过完年从老家回到北京,大爷的房间已经被家属收拾一空,只留一张四四开的结婚照挂在墙上。他走进去搜刮一圈,最后把大爷剩的“杂牌茅台”拿去喝了。

  没有人聊天喝酒,王希莫的孤独和焦虑逐渐在扩大。有时候他自己在家做饭,竟然情不自禁地把过程给说了出来:“我该倒油了,把菜放里……”

  失业以后,他经常出现头晕、呕吐、腿脚无力的症状。有天他喝完酒,突然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然后开始用拳头砸路边电线杆和大树。第二天手肿得生疼,去医院一查,粉碎性骨折。现在还有一片碎骨没取出来。

  这种情绪每隔一周都会发作一次。为此,王希莫专门去医院挂了好几个号,查了好一通,最后医生告诉他:“你有鼻窦炎。”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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