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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专访(一):为八十年代的中国唱一首挽歌

京港台:2023-11-28 23:13| 来源:法广中文 | 评论( 10 )  | 我来说几句


严歌苓专访(一):为八十年代的中国唱一首挽歌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过去四十年间,严歌苓这个名字就因为一部部长短篇小说、剧本等作品而为中国,甚至全球华语世界的读者所熟悉。但2022年初起,这个名字突然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成为敏感词,她的新书出版受阻,原本的合作项目被叫停,导演张艺谋根据她的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一秒钟》也被要求不再标注她的贡献署名。如果说过去四十年间,严歌苓得以勉强避开了政治审查的红线的话,当今中国社会的种种荒腔走板显然也让她越来越难以保持沉默。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袭中国,曾遭警方训诫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最终染疫身亡。她写下《借唐琬三字:瞒,瞒,瞒》,直指政府隐瞒真相的习惯作为。2022年初,北京冬奥会炫耀大国崛起之际,徐州丰县一名被拴在铁链上的八孩母亲震惊中外舆论。她发表文章《母亲啊,母亲》,喊出心痛与愤怒。她与中国政治审查制度原本微妙的平衡自此在无法维系。严歌苓一方面借影片《一秒钟》的国际发行维护自己的署名权,抗议中国审查制度在海外延申,另一方面与丈夫王乐仁在柏林成立出版社——新歌传媒有限公司,并于2023年出版她首部不需要政治审查的长篇小说《米拉蒂》。严歌苓与丈夫王乐仁先生接受本台采访,谈了这段与中国审查制度的交手经历。

  与审查制度决裂

  法广:严歌苓女士,您是一位多产作家。今年刚刚出版了新书«米拉蒂»。这本书不仅是您第一次不需要面对政治审查的作品,而且也是您首次自己出版,这也就意味着需要自己营销。能不能谈一谈,这两个“第一次”对您这次写作是否有什么影响?在这样的一个新条件下写作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严歌苓:这是一部非常长的作品,有35万字。我在开始写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之后会被封杀。我就这么开始写了。我认为我特别应该写这本书,特别是看到这两年中国局势和政治形势的这种紧缩,让我感觉到八十年代我们当时的那种生活和我们当时的那种希望,好像那种梦想实现的感觉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现在我觉得那十年是多么的可贵,多么的不可重复!所以感到很悲哀。这部长篇小说有为它和我自己的青春唱一首挽歌的意思。

  法广:如果是挽歌,那等于就是说八十年代初的那种梦想已经破灭了。

  严歌苓:我说的是整个民族的感觉。

  法广:具体指什么呢?

  严歌苓:具体指改革开放啊,思想解放啊,人的自由啊,人性啊,这些都是在八十年代变成了正面意思的。

  法广: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前后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您能够感觉到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在不断地在缩小,是吗?

  严歌苓:尤其是近十年,咱们说得(更明确)一点吧。

  法广:十年可以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您已经感觉到创作自由的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小。但是您还是在2022年的时候,为丰县“铁链女”发声,写了“母亲啊,母亲”这篇文章。 也是在这次铁链女事件之后,您在中国被全网封杀。在此之前,在(新冠)疫情初期,您还针对中国政府掩盖疫情,造成严重后果,写了一篇文章:“借唐琬三字:瞒,瞒,瞒”。您对中国环境下的审查制度应该是有一种很清楚的认识,但您为什么当时还是写下了这些文字呢?

  严歌苓:正因为我知道我才写的呀!我要反抗 ! 我要决裂 ! 这是我主动(这样做)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写了这篇“瞒,瞒,瞒”会有什么后果。我知道所有的严重后果,所以我才这么干的:不就是不在中国市场赚钱了吗?不就是被他们封杀了吗?So what(那又怎样)!

  “写一个勇敢的作家应该写的作品”

  法广:中国的审查制度实际上一直存在。您这些年主要是在国外生活,无论是在美国也好,在德国也好,都有非常自由的空间。但是您的作品在这之前,主要是面对中国大陆的社群,而他们是在一个有高度管控的空间中的读者。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面对一种撕扯:一边是很自由的空间,但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不自由的读者环境?

  严歌苓:我是不考虑不自由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读者都在大陆,而且审查制度也在大陆,审查制度决定着出版社能出到什么尺度。所以我是一边写一边在想:这个作品会不会出版?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部作品也许不会出版。但是不会出版,我写不写?我还是要写!我认为,有些书可能现在出版不了,过几年,过十年,过二十年,它一定会被出版。或者我生前出版不了,我死后也会被出版。 因为我认为这是部好作品,好题材。我不是为了一定要出版写的。我觉得我很幸运,已经把这些我认为可能出版不了的作品出版了,而且获得这么大的阅读量!我觉得我非常幸运,觉得我简直应该意外惊喜了,为我之前所获得的那些不管是财富也好,读者的喜爱也好。我已经觉得非常的惊喜。如今终于被封杀了,这倒反而是我有所预料的。

  法广:也就是说,写作对于您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谋生手段,而是真的是要表达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一种看法,一种观察……

  严歌苓:对。我们早已经走出了要为五斗米折腰的这种生活了。我的先生他当外交官,我们衣食无忧。我为什么要考虑那么多呢?!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尼日利亚,我先生在那里担任外交官。我就觉得,我既然无后顾之忧了,为什么不去写一个勇敢的作家应该写的作品?!

  法广:您在为“铁链女”发声和写那篇“瞒,瞒,瞒”的时候,您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为公共事务发声。您怎么看一个作家和这种社会担当两者之间的关系?

  严歌苓:我只是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忍耐力比较小的人吧。我看到这种不公,看到这种惨剧,我心里痛!我要来喊痛!那么我在喊痛的同时,可能放进了很多我的思考。但是这首先是一个很感性的反应。作家本身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很易感的人。在这种时候,你看到这样一个被铁链拴着的女人,你看到武汉人当时在那样的惨境下面,你不觉得痛吗?我觉得很痛。这些文章都是我用文字来喊痛的一些反应。这还不够知识分子的那种分量。那么以后,我觉得我还会这样(做)的,因为我希望所有的作家都能够不要怕牺牲。其实我也牺牲了。我牺牲了我每年在中国国内这么高的收入。人们常说:人为财死。不!我先把自己财路断掉了!我觉得我已经做出我所能够牺牲的所有牺牲了。 我不可能去挺着胸膛去喊:向我开炮吧,对不对?!

  版权争议“民主国家不应该接受侵犯个人权利的作为”

  严歌苓的丈夫王乐仁曾是美国外交官。面对严歌苓在中国遭遇的封杀,尤其是严歌苓的名字被从导演张艺谋的影片《一秒钟》的贡献署名中删除,高声抗议这种对作家权益的侵犯,尤其是信奉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对这种侵权行为的听之任之。

  法广:作为一个在西方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您怎么看严歌苓中文写作在政治审查中的这种挣扎呢?

  王乐仁:我的国家的传统是自由表达,是艺术的自由,所以我觉得,审查是不应该的。艺术家应该发挥他的作用,应该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说出真实的情况和他自己的看法。

  法广:严歌苓作品最近遇到版权的问题。尤其是«陆犯焉识»这本书。张艺谋把它改编成电影«归来»之后,又在这个基础上拍了第二部电影:«一秒钟»。在这第二部影片中,严歌苓的名字被要求删掉。您觉得严歌苓的版权没有受到尊重,努力地和严歌苓一道去申辩。 您在谈到这种剥夺作者权益行为的时候,想到了1989年六四的时候的坦克人。您为什么觉得这种剥夺作者版权的行为这么严重呢?

  王乐仁:这是由一封信引起的。一个主要的制片公司的高管在来信里威胁严歌苓,说我们就严歌苓版权问题写信给那些外国的电影发行公司,影响了他们的影片在国际上发行……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因为我就是要影响在国外的发行,我要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以便做出改正。但是那封来信说,如果严歌苓继续这样做,那”本公司““迫不得已”,要通知广电局来采取行动等等。这类话不能不让我想起八九六四时的坦克人:那些坦克代表着一种国家权力,而那个人,手里只有一个买菜的包,感觉他很孤单。是信里那种很大的威胁,让我想到了坦克人。

  法广:就是:一方赤手空拳,但是面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

  王乐仁:是。

  法广:您帮助严歌苓为剥夺版权而申辩。言论审查其实在中国长期存在,大多数的作家或艺术家都选择了沉默,或者选择在国外出版,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打不赢的战斗。但是您好像一定要打出一个所以然,打出一个是非曲直。您为什么这么坚持?

  王乐仁:那我就先来讲一个故事。记得早几年以前,我在电视上看了一部电影,是一个发生在南部乡下的暗杀事件。这是一个真实故事。由Johnny Cash和Andy Griffith扮演主要角色。讲的是一个县里的地方老大,他控制着县里面的一切。一天,他和他的同伴在另外一个县的森林杀了一个人。案发地的警察非常认真,案件上了法庭。影片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法庭上对质。这是一次完美的犯罪,被告只做错了一件事,就是案件发生在这个警察管辖的县……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在中国(面对这样的行为),我们没有办法,很难克服它,只得接受。可是在国外,在有民主、法制的国家,我们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情况吗?财产和署名权也是人权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不接受,可以抗议。所以我们抗议了。

  法广:这种抗议最后还是取得了一点成果……

  王乐仁:取得的成功有限,好像通过媒体的效果比通过律师效果更大。当然,律师走法律程序就会比较慢,而且对方也有律师,也可以拖延。但最后还是能提高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些文章发表,提到了一些电影在中国被改编了,或被限制了,同时也提到严歌苓版权问题。尤其是我们的法国律师,他们找到具体证据,说明«一秒钟»确实是根据严歌苓的作品改编的。在百度百科上, «陆犯焉识»条目中,作者写着严歌苓。但«陆犯焉识»这本书启发了张艺谋的«归来»和«一秒钟»,一清二楚,而且也得到官方的批准。负责影片在各国的发行执照的大发行公司没有回复我们。但是我们的律师发现,这家发行公司后来的发行影片中,不再有«一秒钟»。取消了!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事。很可能是这家公司认为对方撒谎了,给公司惹来了麻烦,这个合同就结束了。可能是这么回事。我也是猜。

  法广:实际上您是希望通过这次经历,让大家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中国,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审查现实,但是西方民主国家不应该接受这种不民主,侵犯个人权利的作为……

  王乐仁:这种迫害,希望在中国也不存在。可是我们难道还要进口这种对一个艺术家的迫害吗?这是不应该的。可以选择不接受,可以选择抗议,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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