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芬太尼：药物滥用背后的权力、金钱与死亡

失控的芬太尼：药物滥用背后的权力、金钱与死亡

　　美国时间8月21日，2025年全美芬太尼预防和认识日活动在纽约(专题)时代广场举行，以纪念因非法芬太尼中毒而丧生的人。

　　正是这样一颗不到1美元的药物，造成死亡的人数比美军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伤亡人数总和还要高。

　　而芬太尼泛滥的背后也是美国社会崩塌的加速剂。它改变了美国的家庭结构、执法机构、医疗体系，甚至影响了总统竞选的话语权。

　　本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芬太尼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占领美国的？又为什么根除它，几乎不可能？

　　01 一线之隔，芬太尼的黑白两面首先，需要明确“药物”芬太尼和毒品的定义有何异同。

　　所谓芬太尼、奥施康定、美沙酮等“商品名”虽然五花八门，但背后都共享同样的药理：

　　通过作用大脑中的“阿片受体”，尤其是μ受体，从而影响我们的疼痛感知、愉悦感受和情绪反应。

　　李晋博士

　　副主任药师，硕士生导师

　　广州和睦家医院药剂科主任：

　　芬太尼最主要是因为激活大脑的阿片受体，能够触发多巴胺的大量释放，通过这种释放来产生强烈的欣快感，甚至也有可能致幻。芬太尼作为药物常被用于镇痛。与其他普通镇痛药相比，阿片类药物直接作用到大脑、脊髓等中枢神经系统，能给大脑带来一种极强的镇痛效果和快感。

　　如果说布洛芬是调低了疼痛感的“音量旋钮”，阿片类药物则是直接“拔掉了音响电源”，让大脑瞬间“听不见”疼痛，甚至陷入愉悦。

　　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长期使用芬太尼带来的成瘾性威胁。

　　李晋博士

　　副主任药师，硕士生导师

　　广州和睦家医院药剂科主任：

　　阿片类这种药物是管控的麻醉药品，最主要的特点是停药以后会出现身体上的戒断症状，比如焦虑，有时还会出现疼痛、失眠等等，会形成心理、生理的依赖性。

　　因此，阿片类精神药品一旦过量或不当使用，一线之隔就会成为毒品。不过在一众阿片类药物中，芬太尼能够大规模泛滥、带来海量死亡案例主要是由于以下4个原因：

　　1.易成瘾

　　比起海洛因，芬太尼镇痛效力高50倍，持续时间却只有不到一半，并且带来强烈的戒断反应。因此迅速便可形成恶性循环。

　　2.易致死

　　大概一粒芝麻重量的芬太尼就足以导致呼吸抑制，继而致命。此外，由于芬太尼剂量小，它极易被掺杂进其他非法药品中。

　　3.易制造

　　这也是芬太尼“屡禁不止”的原因。芬太尼不依赖罂粟田等农作物，完全可以人工化学合成。只要有简单的前体化学品和设备，一座小型地下实验室就可以制造出足以致死数千人的芬太尼。

　　4.低成本

　　据路透社的报道，仅需约3600美元即可在线购买足以合成价值约300万美元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这使得相比可卡因，芬太尼的利润率至少高20倍。

　　但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起源并非始于街头毒贩，而是有着“合法”的开端。

　　02 崩塌的防线，监管集体沦陷

　　Chapter 2.1 阿片危机：普渡制药如何打开潘多拉魔盒

　　故事还要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说起。

　　当时，尽管疼痛问题已经逐渐被社会所重视，但临床医生们还是非常清楚阿片类药物的成瘾性，因此也秉承着谨慎使用的原则。

　　而1995年，美国疼痛协会的主席Dr. James Campbell提出了应将疼痛视为“第五生命体征”的观点，认为应该像监测心率和血压一样地控制疼痛。

　　嗅觉敏锐的美国的制药公司迅速察觉到了镇痛药里的巨大商机，趁机大举推广各类阿片类处方止痛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1995年普渡制药所推出的一种名为奥施康定（OxyContin）的止痛处方药。

　　图片来源：wsj.com

　　普渡宣称奥施康定能12小时长效止痛，药效时长是仿制药的两倍。普渡还告诉医生“患者再也不需要在半夜醒来服药”。

　　对于患有慢性病痛、难以整晚安睡的患者来说，这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而医生虽然还有些疑虑，但普渡制药的多种手段很快说服了他们。

　　为了全面占领美国医疗界、影响更多医生，普渡在1996年到2000年将内部销售人员从318增加到671名；同时，普渡在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加州(专题)的度假胜地举办了40多场奢华的疼痛管理研讨会，招待了5000多名医生、药剂师和护士，吃好喝好之余还把他们发展成公司付费的“专家讲师” 。

　　有分析显示，参加1996年研讨会的这些医生和没参加讲座的医生相比，会多开出两倍以上的奥施康定处方。

　　普渡甚至购买大数据分析，掌握全国各地医生的处方习惯，专门盯上那些开出阿片类药物处方最多的医生定向游说推销。

　　李晋博士

　　副主任药师，硕士生导师

　　广州和睦家医院药剂科主任：

　　药企有的时候会资助搞研究。第二是给一些免费样品，让医生有更多的患者。比如说，医生一天有10个病人，药企送了10盒，那医生今天的病人都不用花钱买药了。第二天病人听说以后，就会有更多的病人来，对于医生获取更多的患者有帮助。个别的情况下，还会邀请医生去讲学写书。

　　图片来源：United States Senate

　　仅2001年一年，普渡制药就在营销上砸下了2亿美元。2013年到2015年，阿片类药物制造商以餐费、差旅费和咨询费的形式，为美国近6.8万名医生提供了约4000万美元的资助。

　　简单说，大约每12名美国医生中，就有一名接受了与阿片类药物相关的利益输送，形式也多种多样，包括资助研究或是赠送免费样品来吸引患者等等。

　　在普渡制药的大肆营销之下，这样一款看似完美的“划时代”止痛药年销售额从上市时（1996年）的4800万美元猛增到2000年的11亿美元，2010年更是突破30亿美元，成为普渡制药最赚钱的产品之一。

　　但这些天量销售额的背后却是每位患者的成瘾噩梦。在上市没多久之后，普渡就不断收到医生和销售人员的反馈：很多患者在服药后不到8小时就失效了。

　　而为了维系“神药”的形象，普渡要求全美所有医生，一定要坚持让患者按照12小时一次的频率服药。

　　至于药效不够，普渡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大剂量。从10毫克，到20、40、80毫克，甚至不得不改成椭圆形药丸才能刻下的160毫克。

　　有的销售代表甚至私下提醒医生，可以告诉患者每次的服药剂量没有上限。

　　在加大处方剂量后，一定程度上能延长药效的持续时间，但药效一旦过去，患者除了疼痛之外还会产生恶心、焦虑等戒断反应，只能再次服药、再次加大剂量。

　　对于普渡来说，这反而促进了奥施康定的销售，带来了更多的利润。

　　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甚至曾给普渡这样的销售方案：

　　如果分销商卖出的奥施康定让患者出现药物过量或者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成瘾症状），就能拿到更高回扣。

　　但对于患者来说，人体一旦产生了疼痛与兴奋的循环就会开始成瘾了。

　　普渡难道不知道其中的药物机理吗？

　　李晋博士

　　副主任药师，硕士生导师

　　广州和睦家医院药剂科主任：

　　当然知道了，你们不要小看药厂，我是见过药厂真正的机密报告。

　　对于阿片类药物，它是一定会涉及到要做相关的动物实验的。只要作用于精神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大部分会做那种叫依赖性的实验的，做了以后药企会很清楚，只是说有可能在一个范围当中，药企会挑一些比较轻的，或者相对来说数据好看一点的公布出来，然后告诉你，目前的状况是这样，有依赖性但依赖性不强或者怎么样。我们也不敢完全肯定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但是你不能忽视药厂是有这方面数据的。

　　可是普渡在奥施康定上市时宣称因为采用了缓释技术，所以成瘾风险甚至不足1%。现在听来匪夷所思的数据，当年却真的让不少医生和患者信以为真。

　　不过，普渡大肆宣传的缓释技术轻易就能被毒贩和瘾君子们化解：只需要把药片一捣碎，就可以吞服、鼻吸甚至溶解注射，瞬间获得强效吗啡般的快感。

　　而普渡在面对各项投诉与处罚时，虽然被迫在法庭上缴纳着罚金，工厂里却继续加大剂量生产。

　　早在2001年，美国学界和患者们就发现了奥施康定警示标签不充分、药品设计存在缺陷的问题。从2001年4月到2007年1月之间，共有1400余起类似诉讼被提起。

　　但要证明FDA已批准的药物设计有缺陷，在当时、乃至今天，都非常困难。

　　再加上普渡方面也很善于将公众舆论和法律攻势转向原告自身，频繁在文件和庭审辩护中将责任都推卸给患者，患者们尽管展开了数年激烈的药物诉讼，但收效甚微。

　　普渡的刑事麻烦在2007年5月达到了高潮：历经六年调查，美国司法部指控普渡及其三位高管违反《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将“虚假标示药品”引入美国各州。

　　这三位高管认罪，接受了超过3400万美元罚金。而普渡公司则承认其“出于欺骗或误导意图”，错误宣传奥施康定“成瘾性较低、滥用风险较小”，与传统止痛药相比“更安全”，因而同意支付超过6亿美元的罚金。

　　2019年9月，普渡制药公司申请破产。最初提出应将疼痛视为第五生命体征的美国疼痛协会也在同一年因涉嫌与生产阿片类药物的制药公司勾结而被迫关闭。

　　而在今年1月一项由美国多州联合提起的诉讼中，包括加州在内的各州总检察长宣布，他们与普渡制药及其所有者萨克勒家族达成了一项总额7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其中萨克勒家族将在未来15年内支付最高65亿美元，普渡制药则将在法院批准后支付近9亿美元。

　　虽然普渡已经破产，但奥施康定的滥用却成为了之后美国阿片类药物失控的导火索。

　　那么奥施康定最初是如何上市的？这么多年中为什么一直没有被监管所控制呢？

　　Chapter 2.2 “旋转门”游戏：资本与监管者FDA

　　按理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作为监管机构本应把守好安全与公共利益的大门。然而，现实的扭曲往往比电影还要精彩。

　　1995年底，FDA批准了普渡制药的奥施康定上市。当年审批奥施康定的FDA官员柯蒂斯·赖特（Dr. Curtis Wright），在药物获批后一年便转头离开FDA加入普渡制药，年薪高达40万美元，与在FDA的工资相比涨幅高达300%。

　　离职后立即跳槽利益相关方，让人很难不质疑赖特在FDA期间是否有利益输送。

　　实际上，普渡制药公司的前董事长兼总裁理查德·萨克勒（Richard Sackler）在一次审判时就作证，“赖特在FDA工作时就联系了他们，询问是否有可能入职。”

　　当年FDA批准奥施康定在药品说明书上注明这样一句话：由于缓释配方，“预计该药的成瘾和滥用可能性更低” 。这句话给无数医生和患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让他们误以为奥施康定是一种安全的强效止痛药。

　　然而这句话，包括奥施康定的医学官员审查报告（MOR），正是赖特绞尽脑汁帮普渡制药写出来的。

　　赖特这种监管者与业界之间的“旋转门”现象并非个例：2002年，FDA针对阿片类药物处方泛滥的苗头召开了一次咨询委员会会议，讨论是否应收紧阿片类药物适应症的范围，限制制药公司将此类强效止痛药营销给一般的慢性疼痛患者。

　　然而，该委员会的10位外部专家中有一半曾为普渡制药做过讲座或研究，另外3位也和其他药企有着顾问或合作关系。

　　这些有利益瓜葛的专家的讨论结果可想而知：不建议FDA缩小阿片药物的适用范围，继续给药企留出了广阔的营销空间。

　　与此同时，一向执法强硬的美国缉毒局DEA，也哑火了。

　　Chapter 2.3 被束缚的猎犬：国会如何立法掏空DEA权力

　　面对阿片类药物的泛滥，DEA的执法力度却显得非常疲软。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制药产业的游说和政治施压。

　　2016年正值阿片危机的高峰，DEA按理应拥有更强大的武器去阻断非法药物流通。但国会出人意料地在4月通过了一项法律，几乎剥夺了DEA最关键的执法武器。

　　李晋博士

　　副主任药师，硕士生导师

　　广州和睦家医院药剂科主任：

　　欧美企业在欧美国会的话语权是很强的，比如礼来，不是说礼来公司不好，因为礼来的市值能达到8000多亿（美金），它有足够的话语权在某些方面来动员国会，（使得）在某些议案方面有利于企业本身的产品的销售。不一定是（只）针对阿片类（药物）。有一些企业，比如说普渡制药，它针对自己生产的这些止痛药，它会想办法撬开一个角，让自己的药品多销售出去。

　　这项由国会议员Tom Marino推动的法案，叫作《确保患者获得有效药物执法法》（Ensuring Patient Access and Effective Drug Enforcement Act，简称“Marino法案”）。简单来说，Marino法案大幅提高了DEA的执法门槛。

　　过去，DEA一旦发现药品批发商向所谓“药丸工厂”、问题药房或诊所输送可疑的大批药物，可以迅速发出“立即暂停令”，紧急吊销其执照、切断药物流向街头的通路，是非常有力的执法手段。

　　然而Marino法案修改了相关标准：此前，DEA只需认定某批药物运输“对社区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便可立即叫停该批次发货，拥有较大的执法权限。

　　而修改后，DEA必须“证明”该公司行为“极有可能构成即时威胁”，这让DEA几乎无法迅速阻断这些可疑供应链。

　　因此，即使明知所售药物流向可疑，执法部门也难以“立即”干预。

　　根据CDC的数据统计，该法案通过的当年，全美药物过量死亡的人数就比去年上涨了21.4%，其中因为阿片类过量死亡人数更是上涨近3成。

　　为什么在阿片类药物危机高峰期，本应收紧监管、严厉执法之际，会出现这样一条背道而驰的法律呢？

　　原来早在法案通过前几年，大型制药分销商和连锁药店，就不满DEA严查处方药流通，对此展开了大规模游说攻势。

　　游说公开报告显示，2014年至2016年间，制药行业在支持该法案及相关立法上的国会游说支出高达1.02亿美元。参与推动法案的23名国会议员共收到至少150万美元来自药企的政治捐款，其中Tom Marino本人就接受了近10万美元的捐款。

　　更讽刺的是，Marino法案背后的起草者林登·巴伯（D. Linden Barber）曾是DEA负责打击药企违规的资深律师，他在2011年离职后竟然立刻投身到了药企的游说阵营。

　　法案尘埃落定后，他又于2017年进入美国最大的药品批发商之一卡地纳健康（Cardinal Health）担任高管——而卡地纳公司正是该法案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资本的影响力在制药行业中的影响可见一斑，而在远离华盛顿的南方，毒枭与贩毒集团也没闲着。

　　Chapter 2.4 失守的国门：边境腐败与“打地鼠”式禁毒困境

　　当前美国境内90%以上的芬太尼都是通过美墨边境偷渡进入美国的，反常识的是：

　　绝大部分流入美国的芬太尼，并非毒贩们背着几公斤的包裹徒步偷渡运进来的，而是通过合法边境口岸，把毒品藏在卡车的暗格、私家车的夹层，混在正常车辆和货物中大摇大摆从海关检查站通过。

　　毒贩们之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他们早已摸透边境口岸官员的弱点，用金钱在边境管理上撕开了口子。

　　比如，一名圣地亚哥口岸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官员伦纳德·乔治（Leonard Darnell George）就因收受贿赂，在2024年被判处23年监禁。

　　在21年底，乔治勾搭上了贩毒集团，随后他会提前告诉毒品走私团伙自己的值班时间、所在车道，并提醒他们在一小时内将车辆开过来。

　　随后的八个月中，他至少放行了19辆满载毒品或偷渡客的车辆进入美国，并从中至少受贿了40万美金。

　　从2005年至2021年，CBP共有238名雇员因腐败被捕或起诉，

　　其中71%的案件发生在美墨边境地区。

　　据《纽约时报》调查，在2006年至2016年期间，美国边境官员共收受了约1100万美元的各类贿赂。而这些腐败案大多数牵涉到的正是毒品走私。

　　腐败程度之严重，从一个细节也可见一斑：2019年CBP员工被捕的比率约为0.5%——看似不高，但已经是其他美国执法机构（如州和地方警察）平均水平的5倍 。

　　有国土安全部高官甚至估计，可能有5%～20%的边境执法人员，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腐败勾当。哪怕取下限，这也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比例。

　　更棘手的是，芬太尼的变体非常多。在我们的采访嘉宾Eli看来，这个过程就像“打地鼠”游戏：

　　政府好不容易出台了相关政策法律，禁止了芬太尼前体的清单，第二天毒贩实验室里就研究出了新的前体。

　　Eli Cahan

　　医疗记者、儿科医生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协会联席主任：

　　围绕芬太尼的困境是，如果当局打击最终成品芬太尼，那么制毒、贩毒的人就会往前推一步，开始制造上游的前体物质。它们在有机化学上，比最终形态芬太尼少一个碳原子。而等到监管部门反应过来，开始打击“比芬太尼少一个碳原子”的前体，制毒者就再改，用去掉两个碳原子的物质来合成。人们管这叫“厨房化学”。往分子结构上添加碳原子一点都不复杂，不过问题在于，你能减掉或加上的碳原子数量毕竟有限，不然就会变成非常常见的家用化学品。这也带来了严查芬太尼的最大难点：许多走私方式并不是直接偷渡芬太尼本身，而是用来制造芬太尼的各种原料，到了美国再人工合成。

　　Eli Cahan

　　医疗记者、儿科医生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协会联席主任：

　　（严查芬太尼走私）非常困难，而且是独特的困难：并不是所有毒品都像这样，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化学方式合成。对于缉毒机构来说，查芬太尼是一个（和查其他毒品相比）完全不同的执法难题，他们不仅需要理解有机化学的问题，还要想在那些制毒者前面。因为这些制毒者总是在绞尽脑汁思考：当执法机构打击最新毒品结构时，还能以什么其他化学形式进口呢？

　　据美国海关统计，单是在2023年在南部边境截获的芬太尼总剂量就“足以让全体美国人死亡16次” 。即便有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执法者也因天文数字般的检查需求而深感无力。

　　为了提升效率，美国海关在边境口岸部署了几百套非侵入式检查系统（NII systems）。这类设备通过X射线或伽马射线扫描来检测车辆、集装箱和包裹中隐藏的毒品、武器等违禁品，最快仅需8分钟，是人工检查效率的15倍。

　　然而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在202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4年间CBP共采购了150套固定式大规模非侵入式检查系统（NII systems）。

　　虽然承包商已陆续交付了114套，但在全国各入境口岸部署并安装了的却只有不到一半，光是被闲置在仓库中的检察系统就价值9600万美元。

　　这批设备未能投入使用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1.辐射监测门干扰。某些设备安装之后会干扰现有的辐射检测设备，从而导致读数不准确，需要重新设计屏蔽装置。

　　2.资金不足。CBP最初为某些系统预估的安装成本为440万美元，然而承包商评估实际所需高达4740万美元，超出原估价11倍。

　　3.土地租赁谈判困难。比如部分系统必须安装在私人铁路公司拥有的土地上，但因土地使用协议迟迟未能达成，设备在口岸堆放超过3年。

　　而在全美已经部署安装的共361套大规模NII系统中，有166套系统（约占46%）处于停运状态，最常见的停运原因居然是，入境口岸没有足够经过培训的官员来操作这些系统。

　　所以

　　虽然已有更高效的技术，但运营和执行效率让实际落地困难重重。

　　同时，墨西哥的毒品实验室里却在加班加点地研究能制造出哪些能逃过检测的前体；美国街头的毒贩们也在边境高墙的另一侧为如何降低成本动着歪脑筋。

　　Chapter 2.5 街头“魔改”：死亡数据下降的黑色幽默

　　近两年，DEA的专家们发现，在街头缴获的芬太尼中，突然多了一种常作用于动物的镇静剂“甲苯噻嗪”。虽然甲苯噻嗪是一种兽药，但对于街头毒贩们来说，他们并不在乎。

　　因为相比其他阿片类药物（如海洛因），芬太尼的药效持续时间要短，而甲苯噻嗪则可以延长芬太尼的药效持续时间。

　　此外，每克芬太尼成本约300美元，而甲苯噻嗪只需5美金。

　　因此，加入甲苯噻嗪、减少芬太尼，就可以达到降低成本却“毒效”一致的目的。

　　但也有研究人员指出，在阴差阳错下，毒贩们的赚钱心机可能还帮助了美国因药物过量死亡人数的下降。

　　这是由于，芬太尼致死的最主要原因是呼吸抑制，而甲苯噻嗪不会。所以吸毒人员在吸食含有甲苯噻嗪的芬太尼时，达到和相同快感所需的纯芬太尼含量更少，因此呼吸抑制所导致的死亡的风险也有所降低。

　　不过甲苯噻嗪的副作用皮肤坏死，也导致了许多游荡在美国街头的吸毒者形如丧尸。

　　甲苯噻嗪并不是美国药物致死数据下降的唯一原因。

　　2024年美国药物过量死亡人数确实大幅下降至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也是自1990年代阿片类药物危机爆发以来最显著的下降之一。

　　多个州都报告了两位数的死亡率降幅，其中路易斯安那、密歇根、新罕布什尔、俄亥俄、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等地的降幅甚至超过35%。

　　这一可喜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这场芬太尼危机快要结束了呢？

　　03 绝望与曙光，一场与死亡赛跑的公共卫生自救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作为公共卫生战线的主力，扮演了数据监测员和指导者的角色。

　　它负责收集并发布流行病学数据，制定防止阿片类药物滥用的指南（例如2016年的安全处方指南）并协助各地开展预防和治疗工作。

　　虽然CDC既非执法机构也无药品监管权，发布的更多是建议而非指令，但其专业指南对医生群体和各州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2016年，CDC在推出阿片处方指南时，采取严格措施避免利益冲突，要求起草专家不得与阿片类药物制造商有任何经济关联。该指南基于科学证据，建议医生更加谨慎地开具阿片类止痛药，限制初始剂量和疗程。

　　不出意外的，CDC在指南草拟和发布阶段就遭遇了猛烈阻力——一些接受药企资助的团体和个别医生公开抨击这项指南。

　　更大的问题在于，不同联邦机构一度各自为政，步调不一。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缺乏硬性的执法手段，只能不停发出医学警告和指导；而彼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仍在批准新的阿片类处方药物上市，缉毒局（DEA）也多年持续提高阿片药物生产配额，让市场上流通的止痛药数量节节攀升。

　　直到过量死亡人数大幅攀升，各机构才在2017年前后通过总统委员会、国会听证等渠道开始加强合作。

　　2010年前后，美国政府开始严格管控处方阿片类药物，医生开止痛药的“阀门”被迅速拧紧。全国每百人对应的阿片处方量从2012年高峰时的约81份骤降至2020年的43份左右，降幅接近47%。

　　这些措施看上去是个好的开始，但采访嘉宾却担忧这些项目长久执行的可行性。

　　Eli Cahan

　　医疗记者、儿科医生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协会联席主任：

　　这类项目往往难以长久

　　，因为每任新政府上台试图推行后，选民们（看不到效果）产生反感，结果这些项目很快就被撤下来了。

　　政策需要五年的积累才能真正看到效果，但每18个月左右就会选举一次新的政治官员。

　　而且不管政策如何迭代，毒瘾并不会凭空消失。

　　这就是典型的供求关系：只要需求不消失，无论政策如何改变，永远都会有替代品源源不断的出现。

　　所以当“处方药”被严格监管、防止滥用之际，价格低廉的海洛因起来填补了缺口，之后又有了芬太尼这样的非法合成阿片大举入侵美国。

　　结果在短短几年里，药物滥用者经历了从“药房处方”，到“地下毒品”，再到“实验室毒品”的三连击。

　　这种急转直下的态势引发一个尖锐的问题：政府在打击处方药泛滥时，是否有些矫枉过正、过于迅猛？在切断合法药源的同时，是否采取了足够措施去救助那些已成瘾的患者？

　　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美国社会各界近年在努力织补最后的安全网。纳洛酮（Naloxone，又称Narcan）的普及被视为扭转过量死亡趋势的关键举措之一。

　　它是一种阿片类药物拮抗剂，能够在几分钟内逆转致命的阿片过量，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此外，它对使用者几乎没有副作用，即使误用在并未过量的人身上也基本安全。

　　过去几年，各地政府和社区团体大量采购并免费分发纳洛酮喷鼻剂，为的是尽可能在第一时间挽救垂危的过量者生命。

　　美国联邦监管也为此大开方便之门：2023年3月，美国FDA正式批准首款纳洛酮鼻喷剂作为非处方药在药店上架，意味着任何人无需处方就能买到纳洛酮。

　　但采访嘉宾也指出，纳洛酮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奇。

　　李晋博士

　　副主任药师，硕士生导师

　　广州和睦家医院药剂科主任：

　　纳洛酮它是一个方法，其实不够有效地去解决滥用的问题。有的人说我吃一片再打一针，其实到最后没效。因为你正向的一直在作用，这种截断抑制作用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一个综合的效应才能解决。

　　目前，市面上有多个品牌的纳洛酮喷剂，一个双剂量套装的价格约为30至45美元，而街头买到一剂致命的芬太尼却只需区区10美元左右。

　　为了弥合这一差距，各州纷纷实施免费发放纳洛酮的项目。例如，俄亥俄州等地通过社区机构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纳洛酮套件，一些公共场所的墙上、公园长椅旁甚至挂起了“救命药盒”，方便路人紧急取用。

　　CDC数据显示，2023年全美零售药店共向公众提供了超过210万份纳洛酮处方，比2019年翻了一番以上。

　　同样在2023年，CDC通过“过量数据到行动”（OD2A）项目向全国49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及40个地方卫生部门拨款了2.79亿美元以支持社区防治，包括购买和发放纳洛酮等干预措施 。

　　图片来源：CDC

　　纳洛酮并非万能药，尚未戒掉毒瘾的人群尽管可以使用纳洛酮救回生命，却要立刻面对可怕的戒断症状和复吸风险。

　　如何帮助这些经历“死里逃生”的使用者真正走出毒品的阴影，仍然是摆在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

　　04 风暴尚未止息，漫长对抗仍在持续芬太尼危机的发展轨迹，就像是一场多重防线同时失守后形成的后果：制药公司的贪婪逐利、监管体系的漏洞、公共卫生资源的薄弱以及社会结构的失衡，这些因素共同交织，酿成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药物滥用危机。

　　Eli Cahan

　　医疗记者、儿科医生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协会联席主任：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缺乏社会保障体系

　　。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些人不断坠落，最后只能依靠毒品，因为他们生活中已经没有任何能带来快乐的东西，或者他们只是试图（用毒品）来麻痹自己，忽略所面临的挑战。此外，就业压力也是一大因素。

　　Eli Cahan

　　医疗记者、儿科医生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协会联席主任：

　　那些统计学上更容易滥用药物的人群，他们往往年龄更大。相比年轻人，他们在职场上更容易遭遇某些偏见。而我们大概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能帮助这些人重新融入社会的机制。这场危机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在医疗、法律、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系统性失守。

　　图片来源：CDC

　　虽然2024年过量死亡的下降让全社会看到了希望，但危机尚未结束，每年仍有数万人因药品过量而逝去。

　　不过不能不提的是，过去几年里从联邦到地方的政策调整、无数一线工作者的努力，都在慢慢修复先前崩塌的道道防线。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对于毒品成瘾现象来说，执法打击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提供治疗、教育和希望。

　　当警察、医生、社工、社区志愿者乃至戒毒成功的“过来人”们都能参与进来，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和执法者的决心，才能更有效地对抗这场毒品风暴，但这场对抗战注定将是漫长的。

　　你如何看待芬太尼在美国社会的泛滥呢？你认为这一危机会得到好转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