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评得上副高职称？

       这次到中国，约好去老朋友单位见面，他在市委宣传部工作，闲聊时，他随手给我看了一篇论文。

       如今中国享有高级、副高级职称及待遇者很多，一般担任党内或行政职务的副处级以上干部，只要能看得懂报纸，评个高或副高是按理顺章的。朋友给我的论文，是一家大报的编辑，为参评主任编辑（相当于副教授）。

       我看都没看，论文拿在手里说道：“评副高这有啥看头？傻瓜评不上去，正高么有点难度，规定至少要出几本书，对吧？”

       他说：“那天9个评审，只有一个表示能通过，其他的都不同意；有的认为这篇东西的参评资格不够，理论性欠强；有的说达不到宣传部对党报编辑的要求标准；有的说参评者的观点立场与改革思路不合拍，等等，你先看看再说”。

       我看了，现在也让各位分享；我个人的观点：按评审的结论，作者原来的中级职称也评不上，如果为了让他有口饭吃，可以把他与刘晓波关在一起。

       因为参评有字数要求，所以，我未作删改，按原文照登，难得发一篇长文，请诸位谅解，它的标题是：

                              新闻人要灵魂还是躯壳？

                                                          引 言

       有灵魂的躯壳是躯壳，无灵魂的躯壳也是躯壳，只是看上去没什么不同。

       我们这些躯壳的圈子，概念上属于大都市的知识沙龙。从事媒体工作，常常游弋于各路成功人士频繁出没的时尚潮汛之中，讲得通俗点，都算一条道的。不管在“新天地”还是在“俏江南”，其规格让大多数小市民望而却步。

       躯壳们相互议论着记者职业的活络，比方说市里有次开会，同行大部分在急于记笔记，争取完整又及时地报道，直到会议刚宣布结束，一家党报的记者从我们的座位里站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上主席台，向主持人要过发言稿，得意地远远向我们挥手，他顶活络。

       躯壳们相互转递着四面八方信息，好比某上市公司航母级国企老总今天刚进办公室就被中纪委来员宣布双规，消息绝对一周内不会见报；作为我是持股者，我明早就抛；作为我想持该股，则待这一波下去，随时准备吃进，怕啥？没见过一个老总腐败，整个国企倒台。

       躯壳们的相互交流难免又是一场大字眼攀比，彼此取长补短，不断充实自己的涵养。比如说，她只要有机会就使用“中产阶级”这个词，凭着这类奢侈品，使她显得比这个说法更“高端”。我怯生生地问道：为什么过去《辞海》把“中产阶级”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她老练地笑笑回答说：“过去主要是讲阶级斗争”。原来这样就能把某个利益集团装扮得比目前的市场经济更成熟，更完全？在所谓场面上，能常常令人觉得社交场合的孤独是真正的孤独，我终于放弃了一种念头：推荐她去读一读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尽管作品问世时的阶级发生、形成和分布状况已不复存在，但那本小册子的分析方法没过时，它坚持从传统社会的制度性落后的实际出发，观察并报道各类群体的经济状况和社会身份，而不是象今天这样热衷于用一些大字眼一言以蔽之，便能使阶级构成也自然而然“全球化”。

       当浮躁成了潮流，浅薄注定充当醒目的漂流瓶为好。主持“星光大道”的人不等于自己做明星，但当此公式被打破，各档子节目主持人非大户不嫁才算美丽，要么就让地震中脱颖而出的主持人把舆论震得更为剧烈；采访者突然就变成了被采访者，其手段的高明证明着目的的高明：把自己变成专家，变成学者，变成万能；能化解民怨，善于解读政策，教人顿悟某某主义核心价值观，拍胸脯宣布自家媒体新闻一向直播，客观公正。这哪里象躯壳，他已经是真理的化身了。但不化倒没关系，这一化就让人明白了他的理论“功底”。我亲眼看到一个观众在电视机前站起来，指着这个躯壳说：“侬跟我帮帮忙哦！”原来从浅薄到深刻只有一步之遥，欲变俗为雅，就靠哗众取宠了。

       新闻人物本不该是新闻人。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裳，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而四处奔波寻觅材料的记者又何尝不辛苦？主持电视栏目至多称得上服装设计吧，怎么都想把声名、更把躯壳去比名模更光鲜呢？

       下列三组如今让人不再熟悉的新闻人，适当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看看什么是灵魂，以及谁要的仅仅是躯壳。

一， 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

       由于这两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报道，充分揭露了权势者的卑鄙行径与水门事件之间的联系，从而最终促使了尼克松政府的垮台。水门事件震惊了整个世界，从此以后，每当国家领导人遭遇执政危机或执政丑闻，便会被国际新闻界谓之“某某门”而加以传播。

       美国的历史被改写，这首先发自媒体记者的灵魂呼唤；他们不是去替代某个政党在论坛上说教，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人作导向，甚至还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的喉舌，但是他们以真相让美国人民对执政者重新选择，至少能做到先把腐败的、违宪的既得利益者赶下台。这就很不简单了（不禁令人想起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教导：寄希望于美国人民）（注1）。如果不是新闻工作者客观又及时揭露事实真相，美国就仍然以当时的日常新闻为头条，以稳定为前提，尼克松照样是尼克松，身在白宫正襟危坐；没人报道尼克松这个政客的卑鄙，便只有人报道总统的高风亮节，被掩盖的真相至多永远是野史，人造的新闻将成为正史，而寻找昨天的历史必然首先查找当时的新闻，即便翻遍当时所有报纸，尼克松政府仍然在续届圆满，民主的无所不能依然令美利坚自豪。

       而当灵魂彻底脱壳而去，哪天我们仅仅成之为一堆躯壳之时，那时的人们来翻阅今天的新闻，即那时想要寻找的历史，发现历史上有什么在轰动家家户户？“艳照门”？

       伟大领袖说“寄希望于美国人民”，他的意图并不是要把这世界的明天交在美国人手里。他坚持推行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绝不允许美国人来干涉我们的内政，决不听任那些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他寄托在美国人民那里的希望，正如他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声明，号召所有的美国黑人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注2）”，希望由美国人民亲手去做我们远隔重洋一直想做却难以做到的事，即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把共产主义的旗帜先插遍北美，进而插遍全球。伟大领袖去世多年后，我们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先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改革开放成果的基本保证，但身处这一辉煌的历史过程，若听到几句“感谢各位记者对政府工作的支持”，我们就粘粘自喜，那怎么能做到让新闻的焦点不偏离“自己的事情”呢？。

二， 威廉•夏伊勒

       生于美国芝加哥，二战期间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外记者，他的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1959年刚面世便轰动了世界。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在《纽约时报》上称赞道：“活着的证人能够与史实结为一体”。该书以其大量的真实资料为依据，成为论述纳粹德国最具权威的作品，是有关希特勒纳粹德国的最为杰出的研究成果。

       夏伊勒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是战败国也好，是它的政府被国内革命推翻也好，其国家档案总还是由它自己保管，唯有那些对后来的统治集团有利的文件才会得到公开。历史的微妙在于偶然，新闻的美妙在于躯壳的灵感；当时纳粹德国485 吨档案藏在荒山的矿井里，奉到柏林方面的命令正要烧毁，被美国第一军团缴获。战后许多年，美国政府没有表示有啥兴趣想去打开木箱，更没有指示说派专案组去检查里面是否有值得研究的东西。直到1955年，威廉•夏伊勒出现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面前，仅靠一些私人基金会的资助，趁政府将要把这些文件送还给德国之前，日以继夜地翻阅、拍照和摘编，新闻开始在夏勒伊这具躯壳里，直接和历史结成了一体。

       今天我们躯壳也能作出不少轰动，就是签名售书，尤其是大牌主持人纷纷自垂青史，各人自留各人田，与得失有关，与隐私无关，与人类历史更无关。躯壳中不乏颇具名望者，藏书万卷，出书百余；我为你写报道，你为我出书；彼此速递交换是书架繁荣的现代化物流。有同行才气溢遍全国城乡大小刊物，能同时编撰六、七本言情之类的故事书，这完全可以为“创作”下个定义：哪里有书哪有我，哪里有钱哪有我。

       由名利驱动的哗众取宠现象，不仅表现在渲染和突出某些新闻工作者本人，还大量出现于诸栏目等节目制作本身。例如科技界老前辈（钱伟长）接受采访，回顾自己的坎坷人生，当躯壳问道：你文革时怎么能躲过一劫呢？那权威呵呵抿笑，倾斜其上半身，对躯壳轻声说到：“我是主席保的哎”。观众看到此景，登觉该老果真价值连城。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有部反映直奉大战时的电影，其中一段戏，说到某大秃子军阀的漂亮女儿，常违抗父命从事国民革命活动，未料在大街上被便衣暗探逮着难以脱逃，其父闻讯拍案大怒，即刻出兵把警方人员打得个落花流水，千金受庇犹荣，看客感动进而激动，一时真不知他们在羡慕父爱过人，还是赞叹军威盖世。这实在是该片取了宠，观众中了毒。

       从游牧性质开始，舆论已经进入到网络社会；由网线架构的一个平等、开放又无编审的大媒体，使每个人都可以进入传播业；连初中生都欣喜地发现自己有了制造舆论的能力，向来对我们躯壳的职业崇拜正日渐淡化。你上网看得到的，人家也同样看得到。在这信息和见解大挑战的时代，靠哗众取宠怎么能生存？如今不分昼夜，全世界各色网民都拼了命地在自己空间博客里哗众取宠，你再怎么样也不能和他们去玩同样等级的游戏吧？所以，如果说夏伊勒创作《第三帝国兴亡》对躯壳同行有什么启示，那就是：脚踏实地去发现时代所需要的新闻。

三， 瞿秋白与陈望道

       曾为新闻人，这两位并不算出名，但这两位著书立说一事，让人感慨不已。瞿秋白36岁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留下千余页著作及论文，也临终留下《多余的话》，置身于佛陀之“皆空”境界，坦诚自白投身政界首领乃是“历史的误会”。纵观中国文坛六巨匠，鲁郭茅巴老曹。对沈从文等能否与之平肩论辈，学界尚有争议，但若瞿秋白能集中精力从事新闻出版与文学创作与批评，皆为七巨匠则毫无异议，且瞿秋白是七位之间唯一兼为学者型的理论家，从古希腊艺术到俄罗斯文学，从儒释道到马列主义普列汉诺夫，样样精通。但可惜的是瞿秋白在文坛上产生的实际影响，还不如邹韬奋。

       这就使人想到陈望道，同为党的早期领导人，第一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二十年代脱党，三十年代发表《修辞学发凡》，作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奠基之作，他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不朽贡献。因《修辞学发凡》的典范意义，为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作为深远的铺垫。观此重大事件的发生，且对比今日，使人们看到含有两层意义。在叙述这两层意义之前，先看看如今躯壳笔下的修辞现状：

       现在只要是报道某妇女，就称女孩，只要是女孩，标题就是美女，只要是跟美女有关的东西，比如说有笔不翼而飞的钱，凡是不翼而飞就是神秘，凡是钱款就是巨款（实在是几千块连一个平方都买不到），只要是巨款就是非常，只要是非常就是非常著名，只要是非常著名就会引起极大的反响，只要是极大的就会被反馈，有关部门就会极其重视，上级英明就会被透露，群众就会被引领，具体地点、时间、措施就会被一一见证，事实真相就会浮出水面，问题就会得到妥善处理，基本上确保工薪阶层夺回话语权，就会再上一个平台，开始体现出人性化，接着要演绎成和谐稳定，最后必然为我们城市增添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于是版面上今天加一道，明天再加一道，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划得支离破碎。

       赶上这个时代的人，大约摸初中毕业，只要积极佩上一套上述用语，基本上能做个新闻记者，至于做通讯员是绝对比较前卫的。正象上市公司纷纷借壳上市，我们新闻也是借着一个个小壳子把字字句句包装起来。说得强调一些，是由于国情不同，好比人家丘吉尔幽默，我们领导同志风趣，以致于只要报道领导同志视察基层，统发稿总是有出现一个固定词：“风趣地说”，不是吗，我们记者确实看到在旁的干部群众齐声哈哈大笑，比他们听到“风趣”笑得还厉害。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注3）我们躯壳所需的灵魂，正是现实意义上的不与世俗为友的“神”。修辞现状正显示着哗众取宠之间日益剧烈的竞争：你说非常，我就说非常非常；你说你正常，我就说我非常正常，谁怕谁？

       如果我们周围真的有那么多非常，整个社会肯定不正常。从《修辞学发凡》阐述有关修辞形式和内容篇章中看到的第一层意义：即修辞内容决定了修辞的形式；按照修辞规则，比如时间，地点，人员等等数词量词，都不宜以“具体”来修饰；“具体”是指“抽象”的对立面，是事物现象明晰的完备性表征。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本来这类很是“具体”的概念词，随着文辞篇章的官场应付化，课堂应试化、民间普及化，那些诸如“基本上”等词汇的刻意且随意地到处搬用，以致无论在各类文化群体抑或亚文化群体，都依附于一种社会性逼迫的语言模糊运用的交流功能。面对尤其自“文革”以来的语言贫乏之现状，甚至到了不使用约定俗成（语法语句语词形成的重要根据）的语言便无法取得交流实效的地步，如同病毒繁殖般的泛化，恶性病症般的顽强，瘟疫般的让人避之不及，还有哪个不得不承认：问题是这个问题看来确实是个问题（！）？如今影响修辞形式并加剧其形式庸俗不堪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媒体为求出路，躯壳为求生存而行使无奈之手段：哗众取宠。无论雅俗，媒体语言总是大千语库的动力源，上至龙凤下至草根，概闻风而动。

       第二层意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注4）。

       陈望道没有效法“这个世界”，他在抱着美好理想的同时，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自己的变革努力。历史告诉我们，陈望道始终没有逃避社会，他与后来的钱钟书不完全一样，并没有扎进故纸堆，不闻窗外事。陈望道在谈到自己怎样研究起修辞的时候说，“五四”文学革命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用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可是许多学生不会写文章，许多翻译文章也翻译得很生硬。自古以来没有一部系统的修辞著作。正因为他把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所以，他对新中国的成立，对党号召全国知识分子共同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繁荣与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纲领，给予坚定的支持。五十年代，陈望道回归党的队伍。“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注5）比起那些始终赖在党的城墙上挖党的墙角的贪官，比起那些仅仅是躯壳的腐败分子，陈望道有灵魂。

       所有的哗众取宠，都在效法这个世界，在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幌子下，一面迎合无知，平庸与低级趣味，一面在拙劣地美化这个世界。 “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注6）这段话将鼓励世世代代有灵魂的新闻人：严格剖析自己的同时剖析社会，一面报道不能效法的世界，一面为创建新世界制造舆论。

注1：摘自《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注2：摘自《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注3：摘自《新约.雅各书4：4》

注4: 摘自《新约.罗马书12：2》

注5：摘自《毛主席语录》（一九六五年版）

注6：摘自《毛主席语录》（一九六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