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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刘绍棠 毕汝谐（作家 纽约）
一晃眼，刘绍棠先生逝世十年了。我一直想写一点回忆文字纪念他,却因这事那事拖了下来。
打倒四人帮的那个冬天,某日,我在大街上认识了一位赵姓姑娘(俗称”拍婆子”)；双方一见如故,言谈融洽；赵姓姑娘说起最要好的女伴的父亲是个作家,名叫刘绍棠；目前正在家里写作一部长篇小说<<地火>>, 手稿堆了一地……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刘绍棠,这是我自少年时代便深为仰慕的神童作家!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迫不及待地道:“太棒了!明天就带我去见他!”
临别时, 赵姓姑娘送给我一张她与绍棠先生女儿在昆明湖荡舟的照片(那年头,除非有明确的结婚意愿,男女之间很少赠送单人照片)。这张照片我保存至今。
刘绍棠家住在府右街附近的一条偏巷里,距中南海很近。翌日,我和赵姓姑娘进去时,他们一家正在用晚餐。绍棠先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白净,微胖；他扔下饭碗招呼我们。
我和绍棠先生单刀直入地进入文学话题。他思维敏捷,言语诙谐,对昔日的盛名颇为自负。
绍棠先生很惊奇我对他知之甚详(文革时,我曾经每日在北京图书馆本馆以及西什库、雍和宫分馆潜心苦读,57年各大报纸无不览及),我随口提到他摘去右派帽后，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表态性质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王蒙摘去右派帽后，发表的表态性质的短篇小说是“雨夜”)；当时, 右派尚未平反, 与正常社会脱节二十年之久的绍棠先生在广大群众中并无知名度,绍棠先生发现当代青年之中竟有知音,不胜欣喜……
我不便启齿的是:进入青春期,我的才气和叛逆精神相偕露头,令父母忧心忡忡(11岁时,我曾经对父母说: 苏联大,阿尔巴尼亚小;所以,中国应当抛弃阿尔巴尼亚,继续与苏联友好,这样就可以度过自然灾害造成的难关了；父母吓了一跳,追问我从哪里听来这样的反动言论;而当他们确信这是我的小脑袋瓜的产物时,则更加惶恐);便为我树立了两个反面教员:一是文学神童刘绍棠,一是史学才子沈元 (文革中, 沈元用皮鞋油化装成黑人,混入马里驻华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被枪毙了!);终日耳提面命:在我们这个政治挂帅的社会,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华只能给自己的命运安排悲剧。有一回，家父见我看刘绍棠的小说,大发脾气:“你小时候看电影,总是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刘绍棠是右派,是坏人!不许看他的书!”于是，我只能偷偷阅读, 绍棠先生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被收入<<右派文集》的理论文章,无一漏过……
事后, 绍棠先生对赵姓姑娘说:“小毕有才能有头脑,找这样一个男朋友,不容易……”
绍棠先生是作风严肃的老派人物,尚不能理解我和赵姓姑娘这种始于大街的半游戏、半认真的新潮关系。我和赵姓姑娘因此窃笑不已。
此后,我常常造访刘家,与绍棠先生高谈阔论。萧洛霍夫是第一热门话题。我们都是少年时期便如痴如醉地通读了<<静静的顿河>>(一个主人公,六百个人物!)，欣赏萧洛霍夫的超然于革命与反革命两种政治原则之上的叙述态度,惊叹<<静静的顿河>>结构庞大----就像大自然一样深奥、复杂、有条不紊,展开了一幅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
萧洛霍夫与绍棠先生的身世具有可比性:萧洛霍夫出生在顿河流域维申斯卡亚镇, 绍棠先生出生在运河畔的通州; 萧洛霍夫与绍棠先生都是早慧的文学天才----萧洛霍夫23岁完成<<静静的顿河>>第一部;而绍棠先生还是一名高中学生时,其小说作品便被编入高中语文课本。萧洛霍夫访问日本时,说过青年作家应当和富翁的女儿结婚，以保障写作条件；而绍棠先生为了安心写作，曾经提出:“为三万元人民币而奋斗!”这大概是“向钱看”的急先锋了……
绍棠先生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这个书名很显然与萧洛霍夫的巨著有关),印刷厂已经排版了,结果因为我当了右派告吹了,我用木匣子把大样埋在自家院子里,还写了一篇诔文呢……”
我认为，<<静静的顿河>>之伟大,还可以从她的敌对者的所作所为得到验证;我侃侃而言:“文革初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说,批判苏修文艺,不能只抓丘赫拉伊之类的小人物,要抓大的,要抓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又说女儿称赞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而她自己认为<<静静的顿河>>是大毒草,由此可见她对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始终耿耿于怀；江青在文革中的权势熏天,全党全军全国的笔杆子为其役使, 结果呢,却始终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批判文章;只好由工人业余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小稿子,抓住<<静静的顿河>>揭露红军抢劫、强奸的细节,骂一骂；由此可见，<<静静的顿河>>是真正伟大的巨著,赞之不易,谤之亦难；就连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姚文元,打遍天下,甚至打到印象派音乐大师德彪西头上,却始终没有碰过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
绍棠先生惊讶而欣喜地看着我,说:“我曾经和许多人讨论过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大胆而新颖的见解……”
接下来，是漫无边际的聊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绍棠先生的同情心。二十年来, 绍棠先生身陷逆境,吃尽千辛万苦,却只是数言以蔽之:“我和乡亲们在一起；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嘛。”而谈到我们共同的一位熟人的不幸遭遇时，绍棠先生摘去眼镜,热泪盈眶,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叹息……
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 绍棠先生渐入佳境了。五七年的那些毒草作品被收入“重放的的鲜花”专集,风行一时。 绍棠先生也发表了许多新作；可惜,这些作品大都是图解政治运动,缺乏文学感染力。有一个反四人帮爪牙的短篇小说的结尾竟是: “曙光升起在中南海华国锋同志的办公室！……”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政治口号,谈不上什么文学性了。
我在闲谈中委婉地指出这一点。绍棠先生豪爽地道: “不单你这么说,别人也这么说,说我这样写下去要砸牌子啦……”然后,他讲起通州新近办了一份文学杂志,聘请他和浩然为顾问……话题就此岔开了。
复出之后，绍棠先生喜欢结交党官僚(早在短篇小说“县报记者”里,他已经表现出对于党官僚邓书记的不同寻常的敬畏,令我觉得不舒服),以与各界党官僚常常过从为骄傲；显然,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一夕数惊！）。绍棠先生放弃了早年的独立观念,心甘情愿地充当党文化的传声筒。
据绍棠先生透露:戴上右派帽子折腾了二十年,他的一万多元的积蓄快花光了,甚至有断炊之虞;幸亏邓公开明,使他绝处逢生。
绍棠先生格外珍惜翻身的机会，凡事都比常人左三分，许多言论使人厌听。
绍棠先生重返文坛后,写作十分勤奋。他曾说过:“我浪费了二十年,若是再浪费二十年,我就剩不下几年了！”他很着急,企图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干劲追回损失,曾发出“让我从二十二岁重新开始”等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
过了不久,我和赵姓姑娘因琐事而绝交了(两个玩世不恭的青年男女相处久了,自然是矛盾丛生)；作为报复,她在刘氏父女面前说了我许多坏话——主要是私生活方面的真真假假的劣迹； 绍棠先生对于私生活的越轨深恶痛绝(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亭子间里的青年作家,大都生活浪漫,创作、恋爱两不误；到了绍棠先生这一辈, 青年作家为严酷的社会环境所格禁,成为道学先生了。绍棠先生的妻子是一位曾姓华侨,很刻板)我懒于自辩,从此不再登绍棠先生家门了。
后来,我和绍棠先生在文艺界的聚会又见过几次,已经无话可说，客气地点点头而已。
此后,我依然关注绍棠先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绍棠先生以“我是一个土著”自诩,笔触始终不离故乡的土地与河流。然而，绍棠先生学养不足的弱点也暴露无遗；在我认识的前辈作家里, 绍棠先生是藏书最少的一位。
绍棠先生的中长篇小说源源而出,却委实难以打动人心；这些作品统统进入了一种模式:乡野传奇加运河风光加英雄人物加放荡女人,故事大同小异,人物千面一律,委实没有什么看头；缺乏思想和历史的深度；至多是宣传打鬼子抓汉奸(当年，大汉奸殷汝耕曾经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老掉牙的运河故事挂靠抗日背景,并非难事)；即令是获奖中篇“蒲柳人家”,也写得很平庸。我心中暗自惋叹:看来, 绍棠先生真正是江郎才尽了.他年轻时的文学灵气到那儿去了呢?
1957年, 绍棠先生在“暮春灯下随笔”一文中叹道:“我的故乡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而我给它的,只是一点孩子气的安慰……”绍棠先生复出后,却连这一点孩子气的安慰也没有了；原先对农民命运和境遇的同情,对民族苦难的初步体察,统统被官方论点取代了，官云亦云。
自然,这也不能一味责怪绍棠先生,究其因，是遏杀言论和思想自由的社会制度使然----1956年,绍棠先生说过：“我们这一辈为什么出不了巴金、曹禺?他们那一辈虽然有很多困难,却可以随便写；我认为是教条主义是作家的大敌……”对此,我不仅赞成,还想做进一步发挥:教条主义能够把巴金、曹禺、绍棠先生也变成为平凡之士。
出国后,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绍棠先生的一篇短文“留命察看”,得知他因写作过劳病倒了，我心里很难过；而且,一时还不能将红光满面的绍棠先生与病夫联系在一起(有一回, 绍棠先生在某大学演讲,台下递来一张纸条,云:“共产党不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吗,为什么不允许我们上街游行? ”绍棠先生念了一遍,然后问大家:“你们看我健康不健康?”众人皆说健康, 绍棠先生反问:“那我为什么不能吞吃苍蝇?”全场喝彩。这个反诘固然不伦不类,却足以证明绍棠先生的健康状况良好)；同时,很想写信劝劝绍棠先生，与其写作许多松松垮垮的长篇小说,莫如集全部精粹于一书,就像肖洛霍夫于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之后,拿出<<静静的顿河>>；又觉得交浅言深,殊为不当,终于没有动笔。
再后来,我在法拉盛图书馆借阅绍棠先生著“四类手记”；所谓四类并非地富反坏,而是老弱病残也。绍棠先生的雄心依然不泯,却已处处显示无回天之力了。
1956年,绍棠先生在小说<<私访记>>的后记里,引述过家乡的一个顺口溜:“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不死。”
掩上“四类手记”,我悲哀地暗忖:这是不是作者潜意识里对灰暗未来的自况呢?
绍棠先生终究未为能成为中国的萧洛霍夫；绍棠先生的早期作品与萧洛霍夫早期作品<<顿河故事>>不相仲伯,而后来的长篇小说则与<<静静的顿河>>有霄壤之别。除了才具和健康的原因, 萧洛霍夫与绍棠先生在主体心理结构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萧洛霍夫贵为苏共中央委员,却始终以作家自居,按照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和战争观进行文学创作；而绍棠先生本是作家,却以攀交权贵为荣，畏官如虎! <<静静的顿河>>揭露了战争以及革命暴力与反革命暴力的反人道本质(葛利高里怀着蒙胧的觉悟参加了红军,后又倒向叛军并担任师长,向红军进攻；而当苏维埃战胜反革命时,葛里高里得到的却是走投无路的结局)，笔调沉闷、压抑、悲怆；而绍棠先生的作品却是图解革命理念的宣传品，轻松、简单、肤浅。
1997年初春时节,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人民艺术家刘绍棠逝世”的讣闻,十分悲痛。我黯然神伤地对身边的陈姓友人叹道:“我未成龙君已去,刘绍棠先生.”
葛利高里在明媚的阳光下,把阿克西尼亚埋葬了。
绍棠先生在明媚的阳光下,把自己埋葬了。
未过多久, 这位陈姓友人也患癌弃世；哦,人生谢幕,何其匆遽!
一晃眼，刘绍棠先生逝世十年了。我一直想写一点回忆文字纪念他,却因这事那事拖了下来。
打倒四人帮的那个冬天,某日,我在大街上认识了一位赵姓姑娘(俗称”拍婆子”)；双方一见如故,言谈融洽；赵姓姑娘说起最要好的女伴的父亲是个作家,名叫刘绍棠；目前正在家里写作一部长篇小说<<地火>>, 手稿堆了一地……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刘绍棠,这是我自少年时代便深为仰慕的神童作家!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迫不及待地道:“太棒了!明天就带我去见他!”
临别时, 赵姓姑娘送给我一张她与绍棠先生女儿在昆明湖荡舟的照片(那年头,除非有明确的结婚意愿,男女之间很少赠送单人照片)。这张照片我保存至今。
刘绍棠家住在府右街附近的一条偏巷里,距中南海很近。翌日,我和赵姓姑娘进去时,他们一家正在用晚餐。绍棠先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白净,微胖；他扔下饭碗招呼我们。
我和绍棠先生单刀直入地进入文学话题。他思维敏捷,言语诙谐,对昔日的盛名颇为自负。
绍棠先生很惊奇我对他知之甚详(文革时,我曾经每日在北京图书馆本馆以及西什库、雍和宫分馆潜心苦读,57年各大报纸无不览及),我随口提到他摘去右派帽后，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表态性质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王蒙摘去右派帽后，发表的表态性质的短篇小说是“雨夜”)；当时, 右派尚未平反, 与正常社会脱节二十年之久的绍棠先生在广大群众中并无知名度,绍棠先生发现当代青年之中竟有知音,不胜欣喜……
我不便启齿的是:进入青春期,我的才气和叛逆精神相偕露头,令父母忧心忡忡(11岁时,我曾经对父母说: 苏联大,阿尔巴尼亚小;所以,中国应当抛弃阿尔巴尼亚,继续与苏联友好,这样就可以度过自然灾害造成的难关了；父母吓了一跳,追问我从哪里听来这样的反动言论;而当他们确信这是我的小脑袋瓜的产物时,则更加惶恐);便为我树立了两个反面教员:一是文学神童刘绍棠,一是史学才子沈元 (文革中, 沈元用皮鞋油化装成黑人,混入马里驻华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被枪毙了!);终日耳提面命:在我们这个政治挂帅的社会,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华只能给自己的命运安排悲剧。有一回，家父见我看刘绍棠的小说,大发脾气:“你小时候看电影,总是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刘绍棠是右派,是坏人!不许看他的书!”于是，我只能偷偷阅读, 绍棠先生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被收入<<右派文集》的理论文章,无一漏过……
事后, 绍棠先生对赵姓姑娘说:“小毕有才能有头脑,找这样一个男朋友,不容易……”
绍棠先生是作风严肃的老派人物,尚不能理解我和赵姓姑娘这种始于大街的半游戏、半认真的新潮关系。我和赵姓姑娘因此窃笑不已。
此后,我常常造访刘家,与绍棠先生高谈阔论。萧洛霍夫是第一热门话题。我们都是少年时期便如痴如醉地通读了<<静静的顿河>>(一个主人公,六百个人物!)，欣赏萧洛霍夫的超然于革命与反革命两种政治原则之上的叙述态度,惊叹<<静静的顿河>>结构庞大----就像大自然一样深奥、复杂、有条不紊,展开了一幅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
萧洛霍夫与绍棠先生的身世具有可比性:萧洛霍夫出生在顿河流域维申斯卡亚镇, 绍棠先生出生在运河畔的通州; 萧洛霍夫与绍棠先生都是早慧的文学天才----萧洛霍夫23岁完成<<静静的顿河>>第一部;而绍棠先生还是一名高中学生时,其小说作品便被编入高中语文课本。萧洛霍夫访问日本时,说过青年作家应当和富翁的女儿结婚，以保障写作条件；而绍棠先生为了安心写作，曾经提出:“为三万元人民币而奋斗!”这大概是“向钱看”的急先锋了……
绍棠先生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这个书名很显然与萧洛霍夫的巨著有关),印刷厂已经排版了,结果因为我当了右派告吹了,我用木匣子把大样埋在自家院子里,还写了一篇诔文呢……”
我认为，<<静静的顿河>>之伟大,还可以从她的敌对者的所作所为得到验证;我侃侃而言:“文革初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说,批判苏修文艺,不能只抓丘赫拉伊之类的小人物,要抓大的,要抓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又说女儿称赞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而她自己认为<<静静的顿河>>是大毒草,由此可见她对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始终耿耿于怀；江青在文革中的权势熏天,全党全军全国的笔杆子为其役使, 结果呢,却始终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批判文章;只好由工人业余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小稿子,抓住<<静静的顿河>>揭露红军抢劫、强奸的细节,骂一骂；由此可见，<<静静的顿河>>是真正伟大的巨著,赞之不易,谤之亦难；就连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姚文元,打遍天下,甚至打到印象派音乐大师德彪西头上,却始终没有碰过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
绍棠先生惊讶而欣喜地看着我,说:“我曾经和许多人讨论过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大胆而新颖的见解……”
接下来，是漫无边际的聊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绍棠先生的同情心。二十年来, 绍棠先生身陷逆境,吃尽千辛万苦,却只是数言以蔽之:“我和乡亲们在一起；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嘛。”而谈到我们共同的一位熟人的不幸遭遇时，绍棠先生摘去眼镜,热泪盈眶,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叹息……
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 绍棠先生渐入佳境了。五七年的那些毒草作品被收入“重放的的鲜花”专集,风行一时。 绍棠先生也发表了许多新作；可惜,这些作品大都是图解政治运动,缺乏文学感染力。有一个反四人帮爪牙的短篇小说的结尾竟是: “曙光升起在中南海华国锋同志的办公室！……”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政治口号,谈不上什么文学性了。
我在闲谈中委婉地指出这一点。绍棠先生豪爽地道: “不单你这么说,别人也这么说,说我这样写下去要砸牌子啦……”然后,他讲起通州新近办了一份文学杂志,聘请他和浩然为顾问……话题就此岔开了。
复出之后，绍棠先生喜欢结交党官僚(早在短篇小说“县报记者”里,他已经表现出对于党官僚邓书记的不同寻常的敬畏,令我觉得不舒服),以与各界党官僚常常过从为骄傲；显然,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一夕数惊！）。绍棠先生放弃了早年的独立观念,心甘情愿地充当党文化的传声筒。
据绍棠先生透露:戴上右派帽子折腾了二十年,他的一万多元的积蓄快花光了,甚至有断炊之虞;幸亏邓公开明,使他绝处逢生。
绍棠先生格外珍惜翻身的机会，凡事都比常人左三分，许多言论使人厌听。
绍棠先生重返文坛后,写作十分勤奋。他曾说过:“我浪费了二十年,若是再浪费二十年,我就剩不下几年了！”他很着急,企图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干劲追回损失,曾发出“让我从二十二岁重新开始”等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
过了不久,我和赵姓姑娘因琐事而绝交了(两个玩世不恭的青年男女相处久了,自然是矛盾丛生)；作为报复,她在刘氏父女面前说了我许多坏话——主要是私生活方面的真真假假的劣迹； 绍棠先生对于私生活的越轨深恶痛绝(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亭子间里的青年作家,大都生活浪漫,创作、恋爱两不误；到了绍棠先生这一辈, 青年作家为严酷的社会环境所格禁,成为道学先生了。绍棠先生的妻子是一位曾姓华侨,很刻板)我懒于自辩,从此不再登绍棠先生家门了。
后来,我和绍棠先生在文艺界的聚会又见过几次,已经无话可说，客气地点点头而已。
此后,我依然关注绍棠先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绍棠先生以“我是一个土著”自诩,笔触始终不离故乡的土地与河流。然而，绍棠先生学养不足的弱点也暴露无遗；在我认识的前辈作家里, 绍棠先生是藏书最少的一位。
绍棠先生的中长篇小说源源而出,却委实难以打动人心；这些作品统统进入了一种模式:乡野传奇加运河风光加英雄人物加放荡女人,故事大同小异,人物千面一律,委实没有什么看头；缺乏思想和历史的深度；至多是宣传打鬼子抓汉奸(当年，大汉奸殷汝耕曾经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老掉牙的运河故事挂靠抗日背景,并非难事)；即令是获奖中篇“蒲柳人家”,也写得很平庸。我心中暗自惋叹:看来, 绍棠先生真正是江郎才尽了.他年轻时的文学灵气到那儿去了呢?
1957年, 绍棠先生在“暮春灯下随笔”一文中叹道:“我的故乡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而我给它的,只是一点孩子气的安慰……”绍棠先生复出后,却连这一点孩子气的安慰也没有了；原先对农民命运和境遇的同情,对民族苦难的初步体察,统统被官方论点取代了，官云亦云。
自然,这也不能一味责怪绍棠先生,究其因，是遏杀言论和思想自由的社会制度使然----1956年,绍棠先生说过：“我们这一辈为什么出不了巴金、曹禺?他们那一辈虽然有很多困难,却可以随便写；我认为是教条主义是作家的大敌……”对此,我不仅赞成,还想做进一步发挥:教条主义能够把巴金、曹禺、绍棠先生也变成为平凡之士。
出国后,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绍棠先生的一篇短文“留命察看”,得知他因写作过劳病倒了，我心里很难过；而且,一时还不能将红光满面的绍棠先生与病夫联系在一起(有一回, 绍棠先生在某大学演讲,台下递来一张纸条,云:“共产党不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吗,为什么不允许我们上街游行? ”绍棠先生念了一遍,然后问大家:“你们看我健康不健康?”众人皆说健康, 绍棠先生反问:“那我为什么不能吞吃苍蝇?”全场喝彩。这个反诘固然不伦不类,却足以证明绍棠先生的健康状况良好)；同时,很想写信劝劝绍棠先生，与其写作许多松松垮垮的长篇小说,莫如集全部精粹于一书,就像肖洛霍夫于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之后,拿出<<静静的顿河>>；又觉得交浅言深,殊为不当,终于没有动笔。
再后来,我在法拉盛图书馆借阅绍棠先生著“四类手记”；所谓四类并非地富反坏,而是老弱病残也。绍棠先生的雄心依然不泯,却已处处显示无回天之力了。
1956年,绍棠先生在小说<<私访记>>的后记里,引述过家乡的一个顺口溜:“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不死。”
掩上“四类手记”,我悲哀地暗忖:这是不是作者潜意识里对灰暗未来的自况呢?
绍棠先生终究未为能成为中国的萧洛霍夫；绍棠先生的早期作品与萧洛霍夫早期作品<<顿河故事>>不相仲伯,而后来的长篇小说则与<<静静的顿河>>有霄壤之别。除了才具和健康的原因, 萧洛霍夫与绍棠先生在主体心理结构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萧洛霍夫贵为苏共中央委员,却始终以作家自居,按照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和战争观进行文学创作；而绍棠先生本是作家,却以攀交权贵为荣，畏官如虎! <<静静的顿河>>揭露了战争以及革命暴力与反革命暴力的反人道本质(葛利高里怀着蒙胧的觉悟参加了红军,后又倒向叛军并担任师长,向红军进攻；而当苏维埃战胜反革命时,葛里高里得到的却是走投无路的结局)，笔调沉闷、压抑、悲怆；而绍棠先生的作品却是图解革命理念的宣传品，轻松、简单、肤浅。
1997年初春时节,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人民艺术家刘绍棠逝世”的讣闻,十分悲痛。我黯然神伤地对身边的陈姓友人叹道:“我未成龙君已去,刘绍棠先生.”
葛利高里在明媚的阳光下,把阿克西尼亚埋葬了。
绍棠先生在明媚的阳光下,把自己埋葬了。
未过多久, 这位陈姓友人也患癌弃世；哦,人生谢幕,何其匆遽!
2007年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