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学者出来肯定‘闭关锁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现在，有学者肯定‘闭关锁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闭关锁国政策，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无限期的灾难；就国家前途来说，是作茧自缚、趋向贫穷落后的座标。

闭关锁国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促使中国社会动荡不安。

闭关锁国政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种极端反动而落后的慢性自杀政策；对广大人民来说，是封建统治者束缚人民的锁链；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是造成当代社会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这种政策一定要失败。因此，鸦片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除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外扩张、寻找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外，也是这种反动政策自身所造成的恶性后果。现在，从表面上看这种封建而反动的政策虽已失败，但是，它的顽固性似同百脚之虫僵而不死一样，长期危害着国家的肌体，影响着民族的兴旺发达。几十年来，在我国经济领域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官工官商作风仍然严重地存在，而且更巧妙地把自力更生和闭关锁国混同起来，甚至把闭关锁国美化成自力更生，有时还加以大力提倡。这样，在中国搞封建主义、行闭关锁国被认为是合法的，主张对外开放、促进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反而被认为是非法的，甚至还扣上“洋奴”和“卖国”等罪名。现在该是彻底批判封建主义、肃清闭关锁国政策流毒的时候了。

闭关锁国政策妨碍了中国人民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阻碍了国际文化的交流。 

看历史，中国人的经验教训还少吗。

十六世纪开始，世界历史已进入伟大的科学革命时代，在西欧，有些国家十七世纪以后相继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科学技术迅速地发展起来，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和西欧相比，还处于领先的地位，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指出：“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四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而且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十七世纪，西方的科学技术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通过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卫匡国、南怀仁等人，把火炮制造和机械学、天文学、地图测绘学、数学、物理学、医学、文学艺术等开始传入中国。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为了“仰佐中兴强盛事”，又曾上书为明政府出谋划策。他说：“思所以恢复封疆，裨益国家者，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给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明历法、通西商、购西铳，都是涉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大事，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完全同意这个主张，他说：“有无相易，邦国之常”，“交易一事，六十六洲所同欲也。市同利，不市同害”，认为对外贸易既可以弭盗，又能增加税饷。他指出对日本通商，“且通货既多，我之丝帛诸物愈有所泄；往者既众，彼中之价亦平，故曰两利之通耳。”他确认海外贸易绝对不能阻挡。“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商矣。”“譬有积水于此，不得不通，决之使由正道，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窦，又塞其旁出之窦，则必溃而四出。贡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窦也”。于是提倡“富强之术”，“遂于治历、明农、盐屯，火攻、漕河等咸所究治”。积极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成就。当时西方耶稣会士又直接带来了他们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这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以闭关锁国为宗旨的明清两朝，对耶稣会士的来华却严加限制和打击，十分害怕中外文化的交流，把外国的科学文化看作离经叛道的邪说，限制外国书籍和文字在中国流传。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和郎中徐也珂上《参远夷疏》，诽谤耶稣会士。随后他们又勾结南京太监逮捕耶稣会士和教徒二十六人，掀起“南京教案”。康熙四年（1655年）杨光先再次制造教案，诬告耶稣会士汤若望，南怀仁等“谋为不轨”，著《不得已》一书，反对学习外国科学知识，要求把在华的西洋人杀绝。因此，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西方的了解甚微，连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的地理位置也弄不清，更不知其国家的概况，只得统称他们为“佛郎机”。对荷兰人和法国人又不加区别，都叫做“红毛番”。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年），西方的科学技术，各种武器又进一步的发展，而清朝军队还是使用刀矛弓箭。当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送来天球仪、地球仪、西瓜炮、铜炮、各种自来火枪、西洋船样，望远镜等二十九种。清政府只把它们当作“贡品”、“玩好”收藏，根本不提倡向西方学习。对外国人通晓汉语中文，又使他们惊惶失措。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防范外夷规条》中向乾隆皇帝报告：“近如夷商洪仁辉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甚而汉文字义，亦能明晰，……伏思夷人远处化外，前赴内地贸易，除买卖货物之外，原可毋庸与民人往来交接；与其惩创于事后，似不若防范于未萌”。连中外人民来往与接触都不允许，那怎能谈得上国际交流呢？！直到鸦片战争，外国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清政府还是非常顽固保守，如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修筑了一条三十里长的吴淞铁路，清政府用28万两白银的高价购来拆毁，扔进大海。光绪七年建成的从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开始由于顽固派反对蒸汽机车牵引，只好用牲口拉着车箱在轨道上爬行。顽固派还扬言：“电线铁路，变华为夷，鄙见迁疏，期期以为不可”。这就是清政府对待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态度。总之，他们不想飞跑，甘心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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