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外宣之变 新疆争论态势突然反转(图)

中共外宣之变 新疆争论态势突然反转(图)

　　近日，德国足球运动员厄齐尔发表涉及中国新疆的言论，引起中国强烈反应，料将使得国际舆论场里关于中国新疆的话题继续维持高温。

　　不久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符合记者问时被媒体连续三次质问中方是否胁迫别国使用华为(专题)5G技术，并且已经作出回答后表示，“你是不是觉得中国还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美国可以满世界抹黑、攻击、打压中国，而我们连名字都不可以提，更不能还嘴，你认为是这样吗？我告诉你，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这一情景，其实正是当前中国与西方之间在舆论领域相互争吵的一个缩影。而华春莹所说的“一去不复返”，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近年中国对外交往，尤其是外宣层面的变化。尽管与中国经济体量和应有影响力仍不匹配，也未满足中国民间的普遍期待，但对于庞大僵硬的中共外宣体系而言或许已是艰难的进步。

　　“例行记者会”的反击

　　“外宣”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涉及范围很广，而且“外宣”一词本身容易引起外界反感，往往隐于幕后。很难准确说某个机构、组织或个人就属于外宣系统，但是这又确实是中共治理内政外交的一个部分。可以说，中国对外方面的政治、媒体、舆论、文化等等方面都与外宣有所关联。

　　近年来，中共外宣领域最显著的变化就在于华春莹所工作的外交系统。当然，外交与外宣不是一回事，但是两者之间确实有很多重合之处，例如属于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将其视为一个外宣口并不为过。这已经成为中外进行直接对话和交流，也是展示、解读、宣传中国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平台。2019年7月，华春莹升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之际，发表了一篇名为《占据道义至高点，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文章，也可发现中国外交与外宣领域的交叉。

　　在过去约30年时间里，西方政界和媒体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由责问、批评中国是一种常态，其中不乏一些傲慢、偏见与谣言。以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达不满的方式主要是抗议和奉劝，导致中国民间普遍认为态度过于软弱，向其寄送钙片，寓意让外交更“硬气”一些。这种情况大体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开始发生变化，外交部发言人们的姿态更趋灵活多样，既有正面硬刚和犀利驳斥，也不时会有一些幽默风趣。

　　近一段时间，美国国会连续推出《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援法案》、《香港(专题)人权与民主法案》、《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西方媒体亦紧锣密鼓群起跟进，形成一波冲向太平洋彼岸的高压攻势。12月4日，华春莹被问及此事时，谈到了以往鲜有提及的美国印第安人血泪史，指称“印第安人本是美洲大陆的天然主人。在19世纪的近百年时间里，美国军队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人”，“美国政府还对印第安人实行强制同化政策，长期对印第安人进行驱逐、屠戮和迫害，不给印第安人应有的公民权利。如今，在美印第安人数量仅占美国总人口的2.09%。”

　　此举与2018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2017年国别人权报告》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随即发布《201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7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的做法相似，都展现了中国反击美国意识形态攻势的主动姿态。

　　没有哪个国家是完美无缺的，太平洋一边的中国的确有很多“人权”方面的问题，另一边的美国在“人权”方面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对于负面现象、矛盾问题的揭发无可厚非，而且有值得鼓励的正当性，但是如果完全沉浸在“一面倒”的舆论氛围之中，只看到其中的局部与侧面，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认知困境之中。中方对美方国内问题的揭示，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利于全面观察和平衡认识的视角。当然，这种做法也能比较有效地缓解美方的舆论攻势。

　　新疆话题舆论逐渐扭转

　　正如华春莹上述文章所言，“当前，国际舆论格局总体上是‘西强我弱’”，“时常处于有理说不出、有声传不开的尴尬境地”，“国际话语权”确是中国的一个弱项。而西方一系列媒体则被视为评判是非的风向标，往往主导了国际舆论。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新疆话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2008年发生了约2,000人伤亡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后也未有平息。作为一种反恐和去极端化的举措，新疆建设了很多教授国语、普及法律知识、培养工作技能、纠正极端恐怖观念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终于实现了连续3年未有发生恐袭的实际效果。不过，中国官方对于这些往往采取低调处理、封闭消息的方式，面对各方的关注、担忧和疑问则采取强硬压制和避而不谈的态度，中国境外的西方媒体则顺理成章地主导了对中国故事的叙述。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舆论共鸣，即新疆的恐怖主义是对中国治疆的被动且正当的反抗，而中国政府的反恐行动则是对当地人的新一轮迫害。

　　但是对于发生在西方的恐怖主义和反恐行动，尽管与中国的故事并无多少不同，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叙述，与教培中心类似的一些西方治理举措，例如英国政府组织的“断念与脱离”课程（Desistance and Disengagement Programme，DDP）甚至不见于西方媒体报道，直至不久前一位接受这一“秘密”项目的恐怖分子乌斯曼·汗（Usman Khan）再度实施了恐怖活动，才被外界所知。

　　西方媒体的主观倾向性，还体现在对近期中国官方发布的两部关于新疆恐袭与反恐的纪录片不约而同的“集体性静默”上。这两部英文纪录片首次公开了大量早前恐怖主义肆虐新疆，并对包括维吾尔族人在内的新疆人造成巨大伤害的真实情况，无异于对早前很多西方媒体误导性叙述的否定。12月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询问在场的西方媒体记者是否看过这些纪录片，结果出现无人举手的场景。众多曾经高调关注新疆的西方媒体里，只有少数几个有过简短报道。美国《纽约(专题)时报》仅以“花言巧语的视频”一语作评，而美国视频共享平台YouTube干脆将其强制下架。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在新疆议题上不仅逐渐掌握了话语权，而且扭转了劣势。在2019年7月，先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22个国家发布联合声明，抨击中国新疆政策。不久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缅甸、朝鲜(专题)等37个国家则联名致函联合国，积极评价中国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和反恐、去极端化成果。其中一方有22国，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另一方有37国，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并且其中有伊斯兰国家或境内有很多穆斯林的国家。在这起“对峙”事件里，中方似乎略胜一筹。早前中国政府先后邀请90多个国家1,000多个使节、记者实地探访新疆的安排，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而这一做法，也可理解为一种外宣行为。

　　进击的中国媒体

　　在这一轮反击美国攻势的行动里，往常备受批评的中国媒体方面也有引人注目的表现。在美国国会通过《2019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后不久，中国相关部门作出密集表态，央视晚间《新闻联播》也用了超长篇幅以“十二连发”的形式对该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而两部引起巨大反响的纪录片也是发布于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台。

　　中国媒体的这种状态其实在更早以前中美贸易战升温，尤其是香港修例风波高涨之时就已有所展现。例如在2019年5月中美两国贸易谈判之际，美国政府宣称将提高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减税税率后，中共权威党报《人民日报》头版出现多个以钟轩理”（谐音“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又有“钟声”（“中国之声”，《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国纪平”（“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还有“国际锐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国际在线”评论）等为笔名的语气严正的文章，形成的声势反馈到了西方媒体阵营。

　　再如香港乱局持续发酵之时，以前往往郑重谨慎地播报新闻的很多央视主持人如康辉、李梓萌、郭志坚、欧阳夏丹等都发表了相对个性化的短评，在中国舆论中引起了共鸣。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一向有些“特立独行”的官媒《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辑胡锡进。该报一直跟进中美贸易战、香港、新疆等国际热点事态，阐释和传达中国的立场。尽管《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对其没有多少好感，经常进行批判性引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恰恰证明了这家媒体在国际舆论场里的影响力。

　　胡锡进在中国内外的微博、推特两个能够传达政见的网络平台上都有自己的账户。在香港局势仍然混乱的时期，曾经“千里走单骑”深入香港前线，接触当地市民、媒体、意见领袖，了解和报道香港情况，展示和阐述中国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沟通作用。

　　宣传的要义在于“平等”、“尊重”和“服务”。不论是习惯了自由民主的西方听众，还是习惯了政治宣告的中国听众，没有人喜欢自上而下、好为人师、一本正经的说教，即便所说的确是真事实理。而媒体与媒体人都应该只是平台与通道，却容易自认为高人一等、居高临下，好似把人民大众都视作莽夫刁民或是乌合之众，最终只能使宣传效果大打折扣，令谎言和偏见大行其道。

　　客观而言，近年中共宣传层面的确有所改观，从事事收紧到宽松调控，也少了一些“官气”、“霸气”、“腐气”。对于庞大僵硬而且已经形成强势惯性的宣传体系而言，这种改变殊为不易。这背后需要有思想之变，需要有人事之变，需要有制度之变，然后才会有方式与风格之变。

　　如果确如华春莹所说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共外宣的这种“新时代”则可能会变成一种新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