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个历史节点 不得不感慨中共运气实在好”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东南亚国家越南和缅甸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将不仅影响它们各自的发展进程，也有很大的外溢效应。而这个外溢效应的最大受益者可能是它们共同的北方邻居中国。中国的受益不但是地缘意义上的，也是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这后一点，现在还少有人注意。
越共1月31日结束了其为期一周的13大，76岁的阮富仲无悬念地再次当选总书记。这是阮第三次当选，已经破了越共惯例。自越共创始人胡志明之后，历任领导人都是两届，阮富仲的三连任对越共体制的破坏，不亚于习近平19大废除国家主席任期，为其做可能的终身领导人铺路的行为。
最近几年来，由于习近平的政治集权和高压，中国社会内部有很多人把眼光转向同为共产党统治、实行社会主义的越南，对越共的所谓改革，走向民主化备加赞赏。在他们看来，既然都是共产党政权，越共能够主动收缩权力（在一些人的传讹中是承诺放弃权力），为什么中共就做不到？言下之意，不是中共做不到，而是不愿意，因为中共出了一个习近平这样的人。习把中共带坏了，加强了中共的极权。如果换一个人，即使不是胡赵，而像江胡（锦涛），中国的政治也不会像现在这般死气沉沉。
但这些把眼光转向越南的人，不管他们有意抑或无意，是找错了参照物。越共内部的政治结构以及它对社会的控制，确实比中共要宽松，可这很大程度上不是越南哪位领导人想如此，而是越南的历史遗产和国情形成的“路径依赖”所决定。越共从创党起，就没有强有力的领袖，胡志明虽是越南的“国父”，在越南和党内，享有崇高威望，但也没有毛泽东那样一言九鼎的权力。他最多就是孙中山式的领导人。
北越和南越在越南的政治体系里是两股互相牵制的力量。前者受中国影响较深，后者长期在法国殖民统治下，西化程度较高，认同西方。越共的领导多出于这两大地域集团，在越共的“四驾马车”体制里，一般由北方的干部做总书记，南方的干部做总理，但后者的权力比中国的总理要大。“四驾马车”构成一种集体领导体制和弱制衡格局。
越南的这个领导结构稳定了一段时期。它使得在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越南确实走在中国前头。但要看到，越南也在强化集权。阮富仲的第二任期，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去世，阮兼任国家主席，“四驾马车”开始变“三驾马车”。如果说这只是个特殊情况，可从阮打破惯例连任总书记来看，大概率阮将继续兼任国家主席，从而像中国一样成为一种政治常态。
其实，体制的破坏往往是以某种特殊情况为借口的。习近平就是这样。越共也许是学中共，但阮富仲先于习开这个例，对习是有力支持。习可以说，不是他贪恋权位，越共现在也这么做，表明它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习的党内反对者就少了一个指责他的理由。
相比越南，缅甸发生的军队扣押民选政府领导人的不流血政变震惊了全球。尽管这种事在非洲或者一些太平洋岛国还常上演，尽管缅甸长期实行军政府体制，然而，缅甸毕竟出了一个曾经在全球广受尊敬的“民主斗士”昂山素季，并且在她的抗争和领导下国家的权力实现了有序的和平转移，民主制度在缅甸已经运行了近十年，虽然有些磕磕碰碰，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民选政府和军方的合作一度还不错，让外界误以为缅甸的民主转型可能会成功。
军方此次罢免民选政府，据说理由是受军方支持的反对党指控执政党在缅甸去年11月的大选中存在大量舞弊。这个指控和美国大选特朗普与共和党指控拜登和民主党作弊何其相似，只是后者不能调度美国军队。假如军队听总统调遣，特朗普是不是也会发动军事政变，将拜登和民主党的领导一网打尽？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就曾怂恿他这么干。但现在缅甸军方做了特朗普不敢做也做不成的事，废除民选政府，实行一年的紧急状态。
缅甸民主出现的挫折反映在有着长期军人干政传统的国家实行民主的脆弱性。同为东盟成员国的泰国这些年来的民主转型也很不顺利，已经几次发生了军方废黜民选政府的事情。对眼下被西方围堵的中共来说，缅甸军方的这次行动不啻是天上掉下的又一个“馅饼”，它可以反复向民众宣传灌输：看，民主不但会出现选举舞弊，如果条件不具备像缅甸一样在外部压力下匆忙实行民主，国家还会陷入内乱，社会不稳定，民众的生活和安全得不到保障。而在中共统治下，人民安居乐业，国家蒸蒸日上，民主好还是在中共领导下实行特色社会主义好（它不会说中共专制）不是一目了然吗？一些民众很可能会被这番说辞打动，认同中共的统治。
中共现在喜欢说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面对这个历史节点，有时候不得不感慨中共运气实在好。本来一个疫情让民众对习近平政权处理危机的能力深表怀疑，不满之心四起，冲击其统治，眼看着它就有点慌乱，可惜疫情在美国的泛滥以及大选的混乱救了中共，现在再加上越南和缅甸，中国的一党体制和习近平独裁的合法性，又在得已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