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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家顾维钧,如何用体面的外交话语怼“列强”

京港台:2021-3-30 21:35| 来源:闻道不分朝夕 | 评论( 23 )  | 我来说几句


外交家顾维钧,如何用体面的外交话语怼“列强”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一个社会是不是体面,最明显和集中地反应在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中。一个国家是不是体面,最明显和集中地体现在国家的外交话语中。”

  这段话是我的朋友陈季冰先生,写在朋友圈的一点感悟。此言获得不少朋友的点赞,我也上去竖了一个大拇指,以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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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外交话语,自然是指外交官们的工作语言。外交部发言人当然也是外交官,甚至是资深外交官,比如赵LJ在高就发言人重要岗位前,就曾长期担任驻外使馆的参赞和公使级参赞。所以外交话语也应该是外交部发言人的工作语言。

  而外交官和外交家并不完全是一类人,通常认为后者更令人尊重乃至敬仰,但在日常的外交场合,两者并没有多明显的区别。所以,外交话语也是外交家们的工作语言。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有个著名的判断: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我对这个“半个”说有点不以为然,以为顾维钧也该算“一个”外交家。

  顾维钧的“一战成名”,当然是源自“一战”后巴黎和会上的那个著名演讲。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那件事情大致应该这样表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上,年轻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不惧日美英法勾结欺侮弱国的淫威,为维护中国山东权益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怒斥列强,拒签和约,震惊了世界。顾维钧是辛亥革命后敢于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说“不”的中国第一代外交家……

  以上表述原文复制于光明日报2004年5月13日刊发的《史海内幕:巴黎和会顾维钧拒签和约》一文。

  然而,顾维钧当年的那场著名演讲,实际上远没有上文所说的那么“厉害”,至少所谓“怒斥”云云是根本不存在的。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顾维钧传》(著者肖岗),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记述再现了顾维钧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其中巴黎和会部分当然是重头戏之一。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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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1月28日上午11时,在法国外交部的会议厅里,顾维钧代表中国,就山东权益问题发言。下面四段黑体文字为顾维钧当时发言的主要内容。

  “中国代表团要求和平会议将德国战前在山东的租借地、铁路和其他一切权益归还中国。因为不愿意虚费会议的宝贵时间,我只愿提出广泛的原则。至于技术细则,我将送至照会,详细说明。

    “有关领土是构成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是山东省的一部分,有三千六百万人口。他们是中国人种,说的是中国语言,信仰的是中国宗教。无疑,大家都知道这片租借地是德国用武力夺去的……基于和会接受的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实有权利要求归还这些领土……

    “就经济而言,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省份。在三万五千平方英里的面积上,住有三千六百万人民。人口的稠密产生强烈的竞争,而极不适宜于殖民。外力的侵入足以引致剥削当地人民,而非真正的殖民。

    “就战略而言,胶州控制华北的门户,即控制由海岸至北京的捷径。一条铁路直达济南府,与津浦铁路相接即可通达北京。为中国国防利益而言,中国代表团不能答应任何外国拥有这生死攸关的地段。”

  顾维钧在心平气和地陈述完上述“中国可以说不”的理由后,还非常诚实而又明智地说了下面这两段话:

  “中国很明了日本(专题)英勇海陆军曾驱逐德国的势力于山东省之外。中国也很感激英国在这方面的协助,虽然当此之时,它自己在欧洲也遭受重大的危险。中国也不忘其他盟国在欧洲的贡献,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牵制德国,这个敌国很容易调遣援军赴远东,而使山东的战事延长……

    “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即巴黎和会)在考虑处理胶州租借地和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时,必会郑重顾及中国的基本权益,即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益,以及顾及它力谋世界和平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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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结束后,顾维钧一开始还有点忐忑。但令他以及其他同仁始料未及的是,各国代表给了顾维钧的发言以热烈的掌声。中国代表团的同仁们随即站了起来,向他送去满怀敬意的目光。

   美国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时任国务卿维伯特·蓝辛带头起身,并急步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表示祝贺。威尔逊总统说:“这是阐明中国立场的最好演说。”

  英国时任首相劳合·乔治和时任外相亚瑟·贝尔福,也紧跟着过去跟顾维钧握手道贺。

  更想象不到的是,日本的西园寺先生(巴黎和会日本首席代表)也从主席对面的位置上过去和顾维钧握手。“无论什么民族,真理的感召力都是强大的。”

  次日,法国、英国、美国的报纸都在显著的版面报道了“中国代表团发出的中华民族的呼声”。

  假如当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果真如当今的教科书和媒体所说,“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怒斥列强,拒签和约……”你能想象会收到什么效果吗?那些被他“怒斥”的“帝国主义头目”们会那般真诚地上前祝贺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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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代,英国一位专栏作家在报上写道:

  “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剑桥大学法学院出身的大学者温源宁(钱钟书、曹禺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也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起首便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温源宁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顾维钧与黄蕙兰在远洋轮船上

  是的,顾维钧无论在外交场合如何怼“列强”,都会因为他的“有修养和温文尔雅”而获得所有人——哪怕是敌对阵营者的尊重。

  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自传中说:

  “即使是日本代表团领导人,驻法大使石井子爵和驻英大使林权助伯爵对我(指黄蕙兰)来说都很可亲。

  “林爱重复的一番话是:‘你的丈夫对中国来说是过好了。他超越中国20年。你也过于现代化了。中国对你们两人都不会赏识。’”

  不得不说,只有这样受人尊重的外交官,才是体面的外交家;而只有这样的外交官抑或外交家,才能给自己所代表的国家赢得尊重和体面——哪怕那个国家“积贫积弱”,甚至“民不聊生”,而且还是个“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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