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顾维钧，如何用体面的外交话语怼“列强”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一个社会是不是体面，最明显和集中地反应在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中。一个国家是不是体面，最明显和集中地体现在国家的外交话语中。”
这段话是我的朋友陈季冰先生，写在朋友圈的一点感悟。此言获得不少朋友的点赞，我也上去竖了一个大拇指，以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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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外交话语，自然是指外交官们的工作语言。外交部发言人当然也是外交官，甚至是资深外交官，比如赵LJ在高就发言人重要岗位前，就曾长期担任驻外使馆的参赞和公使级参赞。所以外交话语也应该是外交部发言人的工作语言。
而外交官和外交家并不完全是一类人，通常认为后者更令人尊重乃至敬仰，但在日常的外交场合，两者并没有多明显的区别。所以，外交话语也是外交家们的工作语言。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有个著名的判断：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我对这个“半个”说有点不以为然，以为顾维钧也该算“一个”外交家。
顾维钧的“一战成名”，当然是源自“一战”后巴黎和会上的那个著名演讲。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那件事情大致应该这样表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上，年轻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不惧日美英法勾结欺侮弱国的淫威，为维护中国山东权益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怒斥列强，拒签和约，震惊了世界。顾维钧是辛亥革命后敢于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说“不”的中国第一代外交家……
以上表述原文复制于光明日报2004年5月13日刊发的《史海内幕：巴黎和会顾维钧拒签和约》一文。
然而，顾维钧当年的那场著名演讲，实际上远没有上文所说的那么“厉害”，至少所谓“怒斥”云云是根本不存在的。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顾维钧传》（著者肖岗），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记述再现了顾维钧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其中巴黎和会部分当然是重头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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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28日上午11时，在法国外交部的会议厅里，顾维钧代表中国，就山东权益问题发言。下面四段黑体文字为顾维钧当时发言的主要内容。
“中国代表团要求和平会议将德国战前在山东的租借地、铁路和其他一切权益归还中国。因为不愿意虚费会议的宝贵时间，我只愿提出广泛的原则。至于技术细则，我将送至照会，详细说明。
“有关领土是构成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是山东省的一部分，有三千六百万人口。他们是中国人种，说的是中国语言，信仰的是中国宗教。无疑，大家都知道这片租借地是德国用武力夺去的……基于和会接受的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实有权利要求归还这些领土……
“就经济而言，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省份。在三万五千平方英里的面积上，住有三千六百万人民。人口的稠密产生强烈的竞争，而极不适宜于殖民。外力的侵入足以引致剥削当地人民，而非真正的殖民。
“就战略而言，胶州控制华北的门户，即控制由海岸至北京的捷径。一条铁路直达济南府，与津浦铁路相接即可通达北京。为中国国防利益而言，中国代表团不能答应任何外国拥有这生死攸关的地段。”
顾维钧在心平气和地陈述完上述“中国可以说不”的理由后，还非常诚实而又明智地说了下面这两段话：
“中国很明了日本(专题)英勇海陆军曾驱逐德国的势力于山东省之外。中国也很感激英国在这方面的协助，虽然当此之时，它自己在欧洲也遭受重大的危险。中国也不忘其他盟国在欧洲的贡献，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牵制德国，这个敌国很容易调遣援军赴远东，而使山东的战事延长……
“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即巴黎和会）在考虑处理胶州租借地和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时，必会郑重顾及中国的基本权益，即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益，以及顾及它力谋世界和平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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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结束后，顾维钧一开始还有点忐忑。但令他以及其他同仁始料未及的是，各国代表给了顾维钧的发言以热烈的掌声。中国代表团的同仁们随即站了起来，向他送去满怀敬意的目光。
美国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时任国务卿维伯特·蓝辛带头起身，并急步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表示祝贺。威尔逊总统说：“这是阐明中国立场的最好演说。”
英国时任首相劳合·乔治和时任外相亚瑟·贝尔福，也紧跟着过去跟顾维钧握手道贺。
更想象不到的是，日本的西园寺先生（巴黎和会日本首席代表）也从主席对面的位置上过去和顾维钧握手。“无论什么民族，真理的感召力都是强大的。”
次日，法国、英国、美国的报纸都在显著的版面报道了“中国代表团发出的中华民族的呼声”。
假如当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果真如当今的教科书和媒体所说，“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怒斥列强，拒签和约……”你能想象会收到什么效果吗？那些被他“怒斥”的“帝国主义头目”们会那般真诚地上前祝贺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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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英国一位专栏作家在报上写道：
“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剑桥大学法学院出身的大学者温源宁（钱钟书、曹禺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也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起首便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温源宁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顾维钧与黄蕙兰在远洋轮船上
是的，顾维钧无论在外交场合如何怼“列强”，都会因为他的“有修养和温文尔雅”而获得所有人——哪怕是敌对阵营者的尊重。
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自传中说：
“即使是日本代表团领导人，驻法大使石井子爵和驻英大使林权助伯爵对我（指黄蕙兰）来说都很可亲。
“林爱重复的一番话是：‘你的丈夫对中国来说是过好了。他超越中国20年。你也过于现代化了。中国对你们两人都不会赏识。’”
不得不说，只有这样受人尊重的外交官，才是体面的外交家；而只有这样的外交官抑或外交家，才能给自己所代表的国家赢得尊重和体面——哪怕那个国家“积贫积弱”，甚至“民不聊生”，而且还是个“半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