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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血案背后,放弃尊严的知识分子还不如太监

京港台:2021-6-12 22:41| 来源:头牛大观 | 评论( 27 )  | 我来说几句


复旦血案背后,放弃尊严的知识分子还不如太监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我们很多人的人生,就像在顺着一支长长的、涂满黄油的刀刃攀爬。哪怕双手被刀刃割得血肉模糊,也不敢放松分毫。因为你只要稍有松懈,就会以令人绝望的速度坠落下去。终生再没有复起的希望。对照一下自己和身边的人,想想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人怎么能活得通透?如果你只是局限于观察每一个独立事件,永远都会被各种疑问困扰。而当你把所有事件视作一个整体,然后启动深度思考,就会发现背后的规律。深度思考,是我们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保持清醒的利器。

  前天的文章里,我试做了一下今年高考的作文题。文末,请朋友们给作文打了分。平心而论,按照高中阶段议论文写作的技术性要求,这篇作文虽算不上佳作,但也不会失分太多。(我之所以强调是按照高中阶段评判,是因为像我这样的理工男,高考以后就不知道语文课长啥样了)但如果这篇作文真的放到高考阅卷老师面前,给个零分都算轻的。仅凭“思想偏激、政治不正确”这一条足矣。这其实就是我一直都想说的,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统一答案重要,还是陈寅恪先生当年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重要。

  

  这两天,复旦大学发生的悲剧获得了更广泛也更持久的关注。但网上凡是对此事分析稍微透彻一点的文章,均“应删尽删”。连警方通报也贴心的把学校名字隐去,代之为“杨浦区邯郸路某大学”。

  此事发生后,有人为内卷终于蔓延到知识精英阶层而哀叹;有人,则为圣洁的象牙塔里竟然也存在血淋淋的生存竞争而感到惊讶。其实,无论是海龟临时工的“非升即走”;还是高科技公司鼓吹的996,亦或是过劳死的外卖小哥。只要生存于一个丛林法则的社会,无论是处在食物链的哪一环上,都不可能摆脱吃和被吃的命运。产生戾气的根源,是无处发泄的怨气!

  我七十年代初,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在科学院工作。所以,我小时候的梦想曾经是当一名科学家。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在科学院这种地方,最没地位的其实就是科学家。因为大家的水平能力都差不多。想要脱颖而出,就必须要有过人的“情商”。而这,对于高智商但是一根筋、木讷的科研人员来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高墙。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平时儒雅谦和的知识分子,遇到“涨工资,调级,分房子”这三件事就会开启战斗模式,不打到头破血流决不罢休。

  那个时候,事业单位的房子要靠单位分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平方米的概念。一般都是按照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划分。顶多再有个大三居和小三居这样的区别。单位分房子是个天大的事儿!需要比拼“贡献值”。怎么比拼呢?处长一定比科长贡献大,工龄长的一定比工龄短的贡献大,有学术成果的一定比没有成果的贡献大,领导重视的人一定比不受重视的人贡献大。看似很公平对吗。但问题就来了。人和人不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总会是你这方面比较强,他那方面比较好。房子只有这些,到底该分给谁呢?于是,就有领导出面乾纲独断:“这批房子优先给某一类人,其他的都给老子靠边站”!公平吗?不公平又有什么办法!短缺经济就是要让同层的人相互撕咬。

  我的父亲是老一代研究生,参与研究的粒子加速器还曾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懂的人应该知道那时候这个奖的含金量。而在成果署名的时候,排名最靠前的肯定是承担了更多领导责任的人。觉得不公平管用吗?学术界、知识分子的内卷,远比你们想象的早得多,也严重得多。只不过是少见有姜文华这样快意恩仇的人而已。

  大学里其实也是一样的。到哪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一届领导必然会打破旧秩序。你能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各种评奖、打分、任务分配,立项申报。甚至是档案、面试和课程安排都可以成为挖坑设套、勾心斗角,派系斗争,打击异己的工具。对于善于逢迎拍马、懂事儿会做人的人来说就是“生逢其时”;而对于不通世故的死脑筋,就只好哀叹“生不逢时”。

  陈景润这个名字,大家想必并不陌生。他于1973年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林群院士回忆陈先生时候说,他为了验证一个超高阶行列式的值是否真的等于0,曾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手算了几十万项。可以说,陈景润把一生都献给了数学。就是这样一位牛人,在第一次走上讲台不久便遭到校方的刁难。先是以其口齿不清为由,停止他的授课,扔给他一个批改作业的活儿。不久后,又借口“养病需要”将陈景润辞退。

  

  根据陈景润妻子由昆回忆说,造成陈景润死因的是两次摔倒。第一次是在1984年陈景润过马路时,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倒在地。几个月之后,陈景润在乘坐公交车时,又被乘客从车上挤下车而摔伤。且两次摔倒都是后脑勺着地。但熟悉的人都知道,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的陈景润的身体早已经不堪一击。

  我不想说,如果陈景润在同期的欧美国家会有什么待遇。我想说的是,先有善待知识分子才有发达国家,而不是先有发达国家再想起来要善待知识分子。如果陈景润不是英年早逝,不知道还会为我们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作为著名数学家,他的一生活得像老鼠一样的卑微。随着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剩下的就会是骗子、精致利己主义者和“野生国师”。

  我们今天看到的姜文华的遭遇也不外乎如此。在基础学科领域取得哪怕一点点突破,都是难得的人才。用姜博士在美国的同学的话说,09年R校统计学的博士。但凡留在美帝当码农,大house没有游泳池都算他混的差。但凭本事吃饭,也不是你想吃就能吃的。有人口含天宪,就得有人做互斗的“蛊虫”。不会钻营站队,不愿意参与学术腐败和造假,在帮派林立的学术圈子里就是异类。一旦被打上烙印就很难再有机会返生。圈子就这么大,不是你离开某所大学就可以解脱的。他们被逼着为所谓的成功而努力拼搏,却丝毫感受不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

  要想在这样的学术圈子里如鱼得水的活下去,就必须学会找靠山、走门路、拉皮条、拼演技、搞交易、弄虚作假,出卖人格!而被阉割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还不如被阉掉下身的一群太监。因为很多太监或是因为家里贫穷或是遭受刑罚而被切,知识分子却是主动的放弃尊严。而“权力万能”则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

  有人义正言辞的指出,“非升即走”制度在美帝运行多年,凭啥不能“拿来主义”。但事实上,能看到的起码存在两点不同。首先,美国理工科的tenure率约在90%以上。也就是说,大概率能拿到终身教职。就算tenure比例低得多的社科,至少中期审核基本上是不踢人的。因此,一般来说大家把tenure clock算作六年。而国内高校不仅tenure比例低到发指,目测在10%以下;而且三年就踢人的情况广泛存在。比如2018年武汉大学第一批三年合约到期,69人仅通过6人。第二点就是,美国的“非升即走”制度是去行政化的。就好比我小时候看到的单位分房子。越是人为因素多,操作过程不透明的,越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越容易滋生腐败和逆淘汰。当然,校方也可以搞出一个冠冕堂皇的“集体决定”和举手表决。但就算再小白,也能明白这里面的道道。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就是,科研成果的数量碾压资本主义几条街。但绝大多数都是套壳。真正原创和有价值的根本没有几个。

  当然也有人会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难道就没有派系之争和学术腐败了吗?这种口气像极了我的小学同学。每次因为不写作业挨揍的时候,就会指出“隔壁老王家的儿子也没写作业,你凭啥不去揍他?”傻孩子,就算别人是臭的,也不能证明自己香。这个道理有那么难懂么?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所离奇的大学——西南联大。这所仅存在八年,历经颠沛流离,就读学生不过四千的大学,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的奥秘是西南联大的精神:刚毅坚卓、爱国团结、自由与民主、思想创新。

  

  我始终认为,民主和自由就像水和空气。可以自由的享有时,当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可贵。而当你觉得口渴难耐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尽可能快的拿到一杯水,而不会是要一个什么牌子的水。所以,自由和民主也是一样的。你需要的就是自由和民主,这和采取哪种命名方式没啥关系。对于层级壁垒分明、“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学术圈子而言,不打破阶层固化,不根除“养蛊”式竞争。复旦悲剧能换来的唯一结果,最多就是又增加了几个保安,而已。

  就目前而言,对于姜博士这样的人只能说一句G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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