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已成祥林嫂 又把被群嘲的那句话重复了一次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方法论是我最喜欢讲授的课程，我也专门出版过一本讲方法论的书—《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在我已经出版的近30本著作中，那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
作为老师，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因为方法论将决定一个学生最终能取得多大的成就。
我常常讲，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也都会大师辈出。同时，中国在21世纪会变成全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将是全世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研究的中心。
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性，要想变成现实，需要年青一代的努力，而结果的好坏取决于方法论是否正确。
中国经济奇迹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平均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经济连续增长了几十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我经常用到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中国1978年81%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84%的人口收入水平低于国际贫困线（每天1.25美元的生活费），而国际贫困线是世界上收入最低的15个国家政府所定贫困线的平均值。另一个指标是中国1978年人均GDP连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490美元）的1/3都达不到。大家可以想见当时的贫困状况。经过4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现在成为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2017年人均GDP为8640美元，同时有7亿多人的生活跨越了国际贫困线。
一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摆脱殖民统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这些国家后来又为赶上发达国家而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但直到今天，取得成功的国家屈指可数。二战后，在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真正实现高收入的只有中国台湾(专题)和韩国，中国大陆很有可能在2025年前后实现高收入。1960年，全世界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行列，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或者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专题)和亚洲“四小龙”。也就是说，二战以后到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一样。普通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下一代的生活变好；精英也都希望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国家现代化；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也都一样，都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
不仅各个国家在为现代化和进入发达水平努力，许多国际机构也在努力。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许多地区发展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民间慈善机构（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它们都想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而成功。
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到2025年前后将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2 700美元）。目前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如果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那么这将增加19%的人口，使全世界34%的人口能生活在高收入国家，这在人类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的成就还有什么重大意义？在我看来，那就是中国把实现经济增长的道理总结出来，进而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奔向现代化。这是对全人类都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
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
当然，大家要清楚，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刻舟求剑”，是对过去现象的观察总结，而社会是一直在变化的。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受条件变化的影响。如果条件不变，那么按照理论去做就没有问题，这就好比船不走水不流，刻舟求剑其实是很好的办法。但如果船动水流，那么刻舟求剑就是愚蠢的方法了。
现在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法治条件、各种技术的发展水平等也都不一样。比如，经济发展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只有经济发展了，收入水平才能提高。怎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一是现有产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好，二是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涌现，从而把劳动力、资源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不断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两个重要机制，即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作用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劳动力生产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产业技术水平也是最高水平，产业附加价值亦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要想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要靠自己发明创造。相比之下，由于原有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产业附加价值也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除了自己发明创造，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或引进发达国家的产业。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前提条件不一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式有本质差异。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要认真了解这种差异，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论著里不会教“怎么去模仿”，更多是教“怎么去发明创造”，简单地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就像在流水中刻舟求剑。事实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一定一直适用于自身，因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条件也在变化。
不仅发达国家如此，从中国自身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也不一定长期适用于中国。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十多年。乡镇企业既不是公有制企业也不是私有制企业，产权关系相当模糊。当时政府对私有制企业有所限制，发展私有制企业面临困难。虽然乡镇企业的产权不太明晰，管理不太好，技术也比较落后，但由于市场需求旺盛（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很快就能发展起来。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一是意识形态上不再排斥民营企业，二是中国经济开始从短缺走向平衡，甚至出现过剩，乡镇企业于是被民营企业取代。产权模糊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伟大发明，是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意想不到”之一（另一个是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的农村经济发展）。人们当然可以找出一种理论来解释乡镇企业当时为什么成功，但当外部条件变化以后，乡镇企业就日渐式微了。如今，全国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已经绝大部分私有化，变成了产权关系明确的企业，支持模糊产权的理论也就不再适用。
来自中国的理论能更好地帮助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来自中国的理论会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可参考借鉴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路。
比如，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贫困的国家，地处内陆，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也很糟，大家都认为它不可能发展起来。其实，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基础设施也很糟糕，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中国在营商环境、公司治理、国家治理等方面都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即便这样，中国也在一边发展一边改善。发达国家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只能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发展，但是，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是以此方式把经济发展起来的。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根据中国经验总结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并据此做了试点，结果是立竿见影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繁荣，一定要结构转型，推进工业化，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可以出口的制造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变成制造业工人。但在营商环境很差、基础设施“欠账”较多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快速实现工业化？如何快速地发展符合比较优势、可以出口的制造业？中国的经验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等，在这些园区里把基础设施搞好，实行一站式服务，以在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普遍不好的情况下，迅速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2011年3月，我见到了埃塞俄比亚当时的总理梅莱斯，向他介绍了上述思路，他接受了，并付诸实行，只用一年时间就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改变了大家对埃塞俄比亚原有的印象。在2012年之前，大家都认为埃塞俄比亚的投资环境很差，不可能成为现代制造业的加工出口基地，而从2012年到现在，尽管埃塞俄比亚在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不断下降（从2012年的第111位降为2018年的第156位），但是在过去5年，其经济年均增长10%，是吸引外商投资最多、工业化进程最快的非洲国家，外商投资额和工业产值都翻了两番。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埃塞俄比亚学习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局部的工业园区内创造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
非洲的领导人也急于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埃塞俄比亚旁边有一个内陆小国叫卢旺达，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听闻我帮助埃塞俄比亚改变思路，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绩，于2013年9月到天津参加达沃斯论坛之前，就先通过使馆跟我取得了联系，希望到时能见个面，谈一谈怎么发展经济。可是很遗憾，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我正好要去乌兹别克斯坦。结果这位总统在北京等了两天，到北大(专题)跟我谈了一个下午才离开。他是现任的总统，所以这个故事比刘备的三顾茅庐还感人。
在此之前，非洲国家所用的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看发达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就试图去拥有发达国家有的，按发达国家做的去做。我的理论正好相反，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己有什么来确定能做好什么，然后在市场经济中由政府创造条件把能做好的产业做大做强。这是参照系的根本改变。
我能想到这些理论并非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中国。
如果大家能够按照“常无”的心态来观察发生在中国的现象，那么许多与主流理论不同的认识和观点就会产生。中国固然还有许多有待改善的问题，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过去40多年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为何在那么低的起步条件和总体环境一直不好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成绩？成功的道理是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总结的。
以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中国，中国就到处都是问题，但是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可能让问题变得更糟。
中国经济学家坐在这个金矿上，必须要有“常无”的心态，认识到任何现象的背后都是人；要看到现象背后的主要决策者，相信决策者是理性的，理性是不变的。但是，中国的最优选择和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可能有所不同，因为条件不同。
新理论来自新现象，中国的现象肯定是新现象，绝不能简单地用国外的理论解释中国的现象。如今的中国，的确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同时又能本着“常无”的心态来观察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人，才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抓住时代给予的理论创新的机会。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