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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有天朝的规矩,但是世界另有规矩

京港台:2021-9-24 21:57| 来源:先知书店店长说 | 评论( 32 )  | 我来说几句


天朝有天朝的规矩,但是世界另有规矩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物理学有个概念叫“平行世界”,指的处于同一时间体系的两个事物,由于空间体系不同,结果就像在各自轨道上疾驰的两列火车。

  其实“平行世界”绝非只存在与物理学的想象。历史与现实中,两种独立发展的文明,其实就是两个“平行世界”,各有各的规矩,用一个学术概念,就叫做语境不同。

  比如,王人博老师在新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里就说:“近代中国与西方的遭遇,就是两种文化语境的碰撞。在那一刻,中国与异己者面对面相撞,跌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世界,瞬间也成为两个中国的分界线。”

   ▍跪还是不跪,这是个问题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彼时四海升平,正处在“康乾盛世”的顶峰。

  已是耄耋之年的乾隆皇帝,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广东的紧急奏折,说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打算朝贡天朝。

  为了敲开清朝的大门,英国人动足了脑筋。英国人知道,如果以外交谈判的架势前往,很可能被拒之门外。所以找了一个无法拒绝的借口——向乾隆皇帝祝寿。

  英国人带上了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从天体仪到蒸汽机,从吊钟、陶瓷、马车到最先进的枪炮刀剑。

  尽管大清奉行闭关锁国的国策,但与印象中有所不同,清代的统治者并非与外界毫无接触,尤其是康雍乾祖孙三代,几乎都是“西洋通”。

  康熙跟传教士学了许多数学、物理、天文等自然知识。雍正尤其喜欢西洋事物,现在故宫还有他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玩过的大量钟表、显微镜。

  乾隆更是洋货的标准“发烧友”,巴黎或者伦敦“新潮”事物,往往上市没多久就会出现在圆明园里。

  英国的这份礼物清单,让乾隆“心急火燎”,指示沿途各省悉心招待,务必速速来京。

  但这种“和乐融融”的气氛没持续多久,刚一见面,一场关于“规矩”的角力就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今天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礼仪问题”——大清官员要求英国人按照清朝的规矩,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航行几万里就为了给皇帝磕个头,这在英国人看来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双方围绕礼仪问题展开了“斗智斗勇”:

  第一轮: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后,乾隆就派钦差大臣徵瑞前来传达圣旨:“觐见时,应按清朝礼仪,行三跪九叩大礼。”

  尽管徵瑞多次派人给使团做示范如何行礼,但马戛尔尼拒不同意,坚持鞠躬行礼。

  第二轮:使团一行到达热河行宫后,行礼的事还没着落,清廷只好搬出乾隆帝身边的红人——军机大臣和珅出马。

  和珅假称自己腿部受伤,试图迫使英国使节先去拜访他,以获得地位上的优势。

  马戛尔尼则以旅途疲劳、身体不适为由推脱,派其副手出面。随后,副手斯当东出席了和珅主持的接见和晚宴,不过并未在礼仪方面做出任何妥协,坚持“对等”原则,双方陷入僵持。

  第三轮:清朝负责的大臣为了调和两方的矛盾,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来满足英国人的“对等”要求 ——觐见之时,在乾隆身后举起英国国王的画像,这样以来,英国人实际上在给自己的国王磕头,而乾隆以为是给自己磕头。

  然而,马戛尔尼非但不领情,反而不忿的在日记里吐槽:“我此行的主要目标甚至都没有提到,我所有的时间都被礼仪占去了。”

  最终,面对“冥顽不灵”的英国人,鉴于乾隆帝寿辰临近,英使又属首次来华,清廷允许马戛尔尼以英国单腿下跪的礼节朝觐乾隆。磕还是不磕的争论,终于在形式上得到了解决。

  1840年之前的这场外交事件,从最基本的礼仪开始,双方的分歧就开始公开化。就像拉链一样,一开始没扣上,个个都扣不上。所以后面通商、开放新口岸、常住使馆等要求根本不可能成功。

  尽管这场外交会面以失败而告终,使团也狼狈的从北京离开,但这次会面意义深远,我们能从之后发生的无数历史事件中寻找到它的影子。

  正如历史学评价这次会见时说:“乾隆与马戛尔尼尚未死去,他们还生存在我们中间,又在我们身上转世了。”

   ▍“规矩之争”的三个层次

  东西方两个国家的思维,实在是大相径庭。

  清朝人实在无法理解英国人为什么拒绝做这个并不难学会的动作,英国人也想不明白清朝为什么如此在乎那个三跪九叩之礼。

  比如清朝官方如此记载这次“礼仪之争”——“英国人非我族类,他们的膝盖不能打弯,是大清皇帝仁厚,才免他们下跪,允许用他们自己的礼仪觐见。”

  这种理由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甚至愚昧。

  但其实这是无视历史语境,倒果为因的一种“后见之明”。

  朝廷的官员所做的一切,其实只是试图将一种在他们思维中“荒谬”到不能理解的事情——英国使臣不肯下跪,变得易于理解——不是不服王化,只是膝盖不能打弯。

  人们读书读到历史的分岔处,最容易成为简单因果论的信徒,忽略了背后深刻的思想差别,隐匿在这场礼仪之争背后的,其实是三个层次的“规矩之争”。

  所谓“规矩”,在王人博老师看来,不仅仅是一系列抽象的规范,还是经过长时间和社会环境磨合,形成的共同认知。

  第一个层次:世俗礼仪vs宗教礼仪

  跪与不跪,首先是世俗与宗教观念的冲突。

  中国的哲学宗教观是以自然崇拜为基础,相信的是不变的“天道”,君主通过践行“天道”统治人间,世俗权力凌驾在宗教权力之上,很少有人关心现世之外的世界和生活。

  所以,跪拜在中国只是一种世俗礼仪,最早在《周礼》里便有记载。随着汉代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发展,皇帝作为天下万方的宗主,自然应该接受臣民和外邦的跪叩,以示尊崇,这是中国的“规矩”

  而西方的哲学宗教观则认为,上帝是超越世俗的,“人永远是人,上帝永远是上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只应该做上帝的奴仆,而不应臣服其他世俗统治者。

  所以,西方人只对上帝双膝跪下,面对世俗统治者只行单膝之礼,从不叩头,这是西方的“规矩”。

  中英双方有着截然相反的宗教哲学观,对跪拜的理解自然大相径庭。

  第二个层次:天下观念vs主权观念

  在跪与不跪的背后,体现的是两个国家间国际“规矩”的不同,即“代表谁磕”。

  因为使者代表国家,如何行礼,行什么礼,其实是两个国家之间关系地位的体现:

  中国的国家观念是“天下体系”。

  这套以礼法为代表的“规矩”,对内通过“三纲五常”,规范人和国家的关系,让人们各得其所,各司其位。

  对外将这套礼法推及国际,强调中国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周边国家都是有待中央文明之邦教化的附属。

  因此,中国愿意怀柔远人,向四周“传播声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将他们从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英国是“夷”,如今前来归化,自然要下跪。

  相反,英国人的国际观,是基于十七世纪欧洲残酷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参战各方签订的一个条约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这一体系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基本原则,国家之间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等。今天的国际关系,仍然遵循这些基本原则。

  根据国际法的原则,主权国家互不统属,英国使团对清朝进行的是一次平等的友好访问,不可能进行不对等的“三跪九叩”。

  “等级观念”和“平等精神”的冲突,这是清朝和英国两个国家对国际秩序理解的最大矛盾。

  第三个层次:道德系统vs规则系统

  两种不同语境下究竟要如何“定规矩”的冲突,在这一层次已经超出了磕头本身。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反复提到:面对相同的现象,不同的思维形式和价值标准的语境下,自然会出现决然相反的判断。

  中国仍处在传统的道德系统里——“定规矩”依靠“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样的道德信条,但这些道德信条间彼此之间不一定有相互解释关系。一种道德信条的变化,也无法自动的带来连锁变化。

  在这种语境下即使单方面取得很强的成就,也很难带动其他领域协同发展。

  而西方当时已经开始迈入现代国家,他的语境是一种在规则系统之下——每一条具体规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规矩与规矩互为解释,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

  一条规矩的变化,整个体系也随之变化,所以具有很强的拓展性,能不断的进行自我演化。

  在这种语境下,西方文明更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坚船利炮的力量其实并不取决于科技,而是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那就是它的价值观。

  比如宪法,既是“定规矩”的系统,也是对价值观的一种表达——它是一个过程,而非目的。

  正如王人博老师在书中所说:“如果说宪制意味着被保护个性的发展,那么国家富强首要要求的是个人对国家的贡献,为了富强牺牲个人自由,这本身就不符合宪制价值规范。”

  在王人博老师看来,现代与古代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制定了个人与国家间权力义务划分的“规矩”——宪法,人们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享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因此,这场现代“规则系统”与传统“道德系统”的“定规矩”之争,才是“跪与不跪”这一冲突的本质。

   ▍1840年以来的中国:

    普遍的“规矩” VS 特殊的“语境”

  马戛尔尼的访问,其实只是为两种规矩的冲突开了个头。

  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虽然两种规矩各自不同,但很少有交集。自从近代世界立宪运动开始,整个人类的历史汇入了同一条时间流——王人博老师称之为“格林威治时间”。

  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注定了1840年中国历史以另一种方式开场。

  王人博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写道: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事实上,就是一次特殊规矩与普遍规矩的剧烈碰撞。

  晚清的精英们第一次意识到,大清有大清的规矩,世界另有规矩。此后的历史,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向西方学习,探求自身的复兴之道。然而,对外来“规矩”的认知及其局限,却使中国在拥抱现代性价值的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直至今天。

  在现代性价值尚未完全落地的今天,无论国与国之间,还是司空见惯的价值观撕裂,其实都是对“规矩”及其本质认知的撕裂。从《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至少可以梳理出下面最常见的几个误区:

  ◎将文化与文明混为一谈,并用前者否定现代性的普遍价值。结果,文化资源反倒成了向文明转型的包袱。事实上,文化不必要,也不可能相同,但文明必然会趋同(《1840年以来的中国》序言)。

  ◎走向两个极端:无视语境的差异性,以及将语境当作拒绝现代性普遍价值的挡箭牌。

  ◎对工具理性的东西,比如,技术、管理、甚至市场,统统拿来主义,对价值理性的东西,比如,自由、个人主义等,却视若洪水猛兽。岂不知“坚船利炮的威力,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联系”(《1840年以来的中国》序言)。

  ◎用“后见之明”将历史简化为粗线条,甚至错误归因。比如,有人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有人说,是因为选错了老师;有人说,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加上民粹崛起,等等……

  以上既是理解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最常见的误区,也是导致今天价值观撕裂的认知源头。《1840年以来的中国》,这部写作长达25年的书,不仅提出以上真问题,阅读它,也是破解这些问题的一场思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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