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绍尔：一个少女的反抗之路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纳粹政权自以为控制了青少年的思想，然而索菲·绍尔却不愿意屈从，加入了非暴力反抗组织“白玫瑰”，希望能够通过发送传单唤醒人们的良知，反抗希特勒。80年前，她和哥哥汉斯·绍尔被纳粹政权送上了断头台。
（德国之声中文网）我们志愿加入德国少女联盟/我们希望拥有清澈的双眼/灵巧的双手/和坚强自豪的心胸/我们太过正直，做不了书呆子或是胆小鬼/我们太过真诚，不会装模做样/我们太过叛逆，不愿唯命是从。
--1934年，在德国南部城市乌尔姆，一群少女念出了庄严的誓词。索菲·绍尔（Sophie Scholl）就是其中一员。
黑色的领巾围在胸前，她成为“德国少女联盟”（Jungmädelschaft）的一员。这是纳粹德国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女分支组织。而3年之后，她和哥哥汉斯·绍尔又在乌尔姆的保罗教堂宣誓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 ）。
绍尔兄妹的这段经历常常被人在讲述这对反抗纳粹政权标志性人物的时候单拿出来介绍，以说明他们最初曾经对这个政权有过好感。
“她只是坐在篝火前阅读里尔克”
然而研究索菲·绍尔生平的专家米尔施泰因（Werner Milstein）则不以为然：“对于索菲·绍尔来说，德国少女联盟之所以对她来说充满了吸引力，是因为她可以在那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亲近大自然，爬树，坐在篝火旁边。她坐在那里干什么呢？她在读里尔克的诗集——这与纳粹的意识形态恰恰是格格不入的。”他对于索菲是否曾经是纳粹政权的狂热追随者持保留态度。
1933年纳粹上台之时，汉斯14岁，索菲12岁。他们的父亲罗伯特(Robert Scholl)持有自由派的政治立场，对掌权的纳粹党不以为然。他与妻子玛格达莱娜(Magdalena Scholl)尝试将基督教的宽容理念传授给子女们，然而孩子们却着迷于纳粹思潮。
对于当时的青少年来说，加入青年团就意味着自己能够当家做主、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尽管纳粹的青少年组织其实是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成员绝对服从的。纳粹政权巧妙地利用了青少年的一腔热血，来服务自己的政治目的。
然而，这些年轻人事实上并没有希特勒所期待的那样热衷于纳粹主义。米尔施泰因分析道：“他们自以为控制了年轻人，充分进行了洗脑，所以当事态出现不一样的发展时，他们感到十分震惊。”
索菲·绍尔成为反抗斗士的转变之路
有几个重要事件促成了索菲·绍尔从纳粹青年组织的成员到誓不妥协的反抗斗士的蜕变道路。这其中包括她的男友弗利茨·哈尔特纳格尔（Fritz Hartnagel）在书信中描述的战争前线，以及她父亲因为批评希特勒的言论被判刑。她的世界开始动摇，而在这样的时刻她看到了时代前进的方向。
“我宁愿承受难忍的痛苦，也不愿过着麻木不仁的生活；我宁愿忍受灼人的干渴，我宁愿为了疼痛而祈祷，也不愿意成为心灵空空如也的行尸走肉。我想要反抗”，索菲·绍尔在1942年6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在这之前，她刚刚在慕尼黑大学登记入学。同年，她在一封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根据米尔施泰因撰写的索菲·绍尔传记，她还对自己的闺蜜苏珊娜·希尔策尔（Susanne Hirzel）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希特勒现在出现在我面前，而我的手里有一把手枪的话，我一定会开枪打死他。如果那些男人不动手的话，那么这件事就要由一个女人来做。”
也是在1942年，她和哥哥加入了反对希特勒的运动——“白玫瑰”组织，秘密散发传单。索菲从男友弗利茨那里拿到了1000帝国马克，用来购买一台复印机。反抗组织交给她的任务是采购油墨、纸张和邮票等物资。尽管她的哥哥汉斯，还有汉斯的朋友亚历山大·施莫雷尔（Alexander Schmorell）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但是索菲作为年轻女性的加入则赋予这个组织更多的吸引力。
为了一个全新的德国而死
兄妹俩的反抗斗争在1943年2月18日被划上了终止符。那天上午10点，他们带着一个沉重的箱子来到大学，里面装满了传单。他们秘密分发了1700份传单。然而这时候索菲——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地抖落了一沓传单，纸张如同和平鸽一般散落在校园的中庭。这一举动造成了他们的毁灭——11点15分，慕尼黑大学的校管人员大喊道：“站住！你们被捕了！”
被捕之后，针对绍尔兄妹和另一位“白玫瑰”成员克里斯多夫·普罗布斯特（Christoph Probst）的审判只用了短短四天。2月22日，他们被判处死刑。宣判之后几个小时，他们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这是多么美好的，阳光明媚的一天，而我必须要走了。可是如今又有多少充满希望的年轻男人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觉醒，那我死又何足惜？”——根据当时和索菲·绍尔同一个监室的狱友回忆，这是她在上断头台之前最后的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