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单身，她们选择了冻卵这颗“后悔药”

大龄、单身，她们选择了冻卵这颗“后悔药”

　　尽管到目前为止，霏菲并没有用上自己四年前专门到国外冻下的那21颗卵子，但她一点都不后悔。

　　2015年，女星徐静蕾接受采访时宣称自己在美国进行了冻卵手术，并将其称为女性“在世上唯一的后悔药”。此番言论让“冻卵”在中国走进了公众视野，此后，围绕着“冻卵”的争论，一直没有停休。

　　由于国内对单身女性冻卵的限制，很多女性选择了出国冻卵，时年31岁的徐枣枣却选择将拒绝为其冻卵的医院告上法庭，成为“国内单身女性冻卵第一案”当事人，尽管一审败诉，但她仍寄希望于二审。

　　最近政策似乎也有了一些松动的迹象，有媒体称，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正组织征求专家关于放开单身女性冻卵的意见。这一消息仍有待官方确认，不过，围绕“冻卵”的讨论又重新热起来了。

　　花15万，去海外寻找“后悔药”

　　霏菲还在青春期时，父母便离婚了。这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太相信爱情，也坚定地要当一名丁克。

　　十八九岁，霏菲便开始独立生活。22岁时，她迷上健身，成为职业健美选手，十年后获得北京市健身大赛比基尼小姐冠军，并当上某门户网站健身频道的主编，而后辞职创业做健身博主。事业不断进步，她也越来越忙，几乎没什么个人时间，结婚生子更是没空考虑。

　　但随着年龄增长，丁克的想法开始动摇，2019春节，霏菲35岁，想到那句“35岁过后，卵巢功能会断崖式下跌”，于是萌生了冻卵的想法。她赞同徐静蕾的“后悔药”言论，认为冻卵是借助高科技，帮助女性保存生育能力，让想延迟生育的女性“以后有得选”。

　　过完年，霏菲便开始咨询此事。作为单身女性，她没法在国内进行冻卵手术，于是，她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在朋友的推荐下，她选择了美国洛杉矶(专题)一家医院的塞班分院。这个选择，在霏菲看来，性价比很高。虽然医院在塞班，但医疗资质和服务与洛杉矶的医院一致。距离上，选择塞班也比选择洛杉矶方便很多，当时从北京直飞塞班只需要5小时，而飞往洛杉矶需要十二三个小时，时差完全对调。

　　这家医院在北京和上海都有合作机构，可以提供术前的各项检查。2019年3月，和美国医生沟通后，霏菲在北京进行了卵巢功能、激素水平等方面的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霏菲的卵巢和子宫状态都很好。两边卵巢的卵泡加起来有20颗以上，霏菲特别开心，“感觉自己肚子里有很多孩子”。

　　当年4月，霏菲和男友确定了恋情，但她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冻卵计划：“我俩刚在一起，我不想绑得那么死，也不想逼他赶紧跟我结婚生娃。”男友是个美国人，尊重她冻卵的选择，觉得这是一个女性独立的表现，也是对自己人生负责的表现。在他看来，这样的女性很酷，他很佩服。

　　医生给了霏菲两种方案，差别是耗时长短不同。霏菲想要更好的效果，于是选择了耗时较长的方案。她遵照医嘱，先吃了一个月避孕药，调整月经周期；接着去医院打了两针降调针，让多个卵泡均匀生长。而后是最麻烦的环节——给自己打一个月的促排卵针。7月开始，霏菲每天都要拿着一只像笔一样的针，往自己肚子上注射药物。刚开始多少有些心理障碍，后来就轻车熟路了……这一系列操作结束，半年已经过去，卵泡生长状况、身体状况，都呈现出一个理想的状态。2019年8月2日，霏菲独自踏上了前往塞班的冻卵之旅。

　　飞行前夜，霏菲工作到凌晨4点才睡，早上8点又起床直奔医院检查。她很焦虑，担心这段时间的忙碌会影响到体内卵子的质量。直到检查结果显示卵子状况很好，她才放下心来。

　　到塞班后，霏菲又打了一周促排卵针，促进卵泡发育成成熟的卵子。

　　手术安排在8月11日。禁食禁水12小时后，霏菲走进手术室。取卵手术用了一小时，醒来后，医生告诉她，取了24颗卵子，其中有21颗是高质量可用的。“你真的很棒！”这个数量，在35岁，非常罕见。霏菲如释重负，从病床上半坐起来，拥抱医生，庆祝手术成功。看着那21颗高质量卵子被装入液化氮，冻进医院的冰箱，霏菲终于松了口气。

　　手术上午11点结束，次日凌晨2点，霏菲便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因为有一堆工作等着她，她没空休息。麻药失效后，霏菲没有感到太多疼痛和不适，“唯一就是肚子有点胀，就像来例假时肚子胀的感觉，一直胀了两周才消失。不过还好，在我的承受范围内。”她说。

　　为冻卵，这一趟她花了将近15万元人民币(专题)。此后，她需要按年支付储存费，第一年免费。霏菲则选择在第二年开始，一次性支付五年的储存费，将近1万元人民币。

　　对于霏菲来说，冻卵只是给自己留一个选项，以备不时之需。她依然会优先选择自然孕育。如果到了三十八九岁还没生育，她就激活这些被冻住的卵子，给自己生个孩子。她甚至已经做好了选精生子，当单身妈妈的准备。

　　术前，霏菲跟医院签了一份合同，其中一项问到：“成功取卵后，假如你意外身亡，用不到这些卵子，你打算怎么处置它们？”霏菲在“丢弃”“捐赠给需要的人或科研机构”“委托一位亲朋来处理”等诸多选项中，选择了交给男友来处置。在药物作用下，霏菲有点多愁善感，流着泪签署了这份带有遗嘱色彩的合同。她给男友发信息说：“假如有一天，我死了，用不上这些卵子，请你帮我把它们捐给一对或者多对需要的夫妻。我希望他们是好人，并且能够对孩子负责。我希望用我的卵子生出来的孩子是健康幸福的。”男友很痛快地答应了，这让霏菲特别感动，她觉得男友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2020年1月，两人结婚。婚后不久，霏菲自然怀孕。当年9月，她生下了一个健康漂亮的混血男孩。

　　差不多同时，给她提供冻卵服务的医院联系她，说一位有生殖障碍的女士想用她的卵子生个孩子，问她愿不愿意。医生告诉霏菲，冷冻卵子的复苏率为8:1，也就是说她至少需要分给那位女士8颗卵子，对方才有可能孕育一个孩子。霏菲同意了这一方案，医院为她免除了接下来5年的储存费。后来，霏菲被告知，那位女士成功孕育了一个健康的小男孩。“能帮到别人，我挺开心的。”霏菲说。

　　冻卵的过程，被霏菲拍成了纪录片。视频中，她把这一趟塞班之旅，称为“单身女性寻找行之有效的‘后悔药’之旅。”将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后，获得了大量网友点赞评论，也有一些女性网友咨询冻卵问题，她知无不答。

　　现在，霏菲还想生二胎。“也许可以用那些卵子再生个娃，人生总是充满变数，以后的事，谁说得准？”不过，她依然倾向于自然孕育。按她的计划，如果自己生完二胎，那13颗卵子仍然没被用上的话，她就捐给有需要的人。“不管自己用，还是捐给别人，都不算白费。”

　　2021年9月17日，北京，国内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权利案在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第二次开庭审理，当事人徐枣枣（化名）在法院外。

　　因为单身，她在国内冻卵被拒

　　2018年，徐枣枣30岁，人生进入一个节点。

　　一方面，周围的人不断提醒她：“你的黄金生育年龄，已经所剩不多了”“你以后的卵子质量，会断崖式下跌”……这些话让她焦虑，她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生育倒计时，整天都在被这个倒计时催促着。

　　可另一方面，从一个二十出头、初入社会的女孩，逐渐变成一个在工作中崭露头角、进入上升期的职场女性，她感觉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当时在北京做新媒体，已经做到了中层管理者的一个位置。要不要换个城市？要不要转行？要不要出国读书继续深造……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我并不想在这时候，因为一个人为设置的时间表，去加快我的生育进程，或者放弃我的发展机会。”徐枣枣对《中国慈善家》说。

　　她也见过很多女性朋友，因为“再不生，就生不了”的压力，仓促结婚，结果往往不好。她不想迫于生育压力去将就，更不想因为生育焦虑催促男方赶紧结婚，“我觉得这样对男性也挺不公平的。”

　　但生育时钟无声向前，从来不等人。徐枣枣也怕等到自己一切都准备好时，却错过了黄金生育年龄，面临生不了或者很难生的困境。为了不被生育时钟钳制，她决定冻卵，来延迟生育时间，暂缓生育焦虑。

　　冻卵属于辅助生殖技术，徐枣枣听说北医三院的辅助生殖科是全国最领先的，打电话咨询，医院的接线人员告诉她，挂这个科的号需要结婚证。“所以，我连这个医院这个科室的门都进不了。”徐枣枣回忆说。

　　她转而选择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这次，挂号没人问她要结婚证。可面诊时，医生说，单身女性在国内不能冻卵，但可以给她做一系列卵巢方面的检查评估。这些检查中，激素六项需要等到经期的第二至四天进行。因此，徐枣枣还需要再去一趟医院，才能把检查做完。

　　徐枣枣想：“这位医生既然同意我去做检查，再见面时跟他聊聊，或许还有希望。”

　　复诊时，医生说她的身体状态很好，适合怀孕，劝她抓紧时间结婚备孕，而对于她的冻卵诉求，医生一句也没问。

　　徐枣枣努力跟他表达，想通过冻卵，给自己以后留一个可能，留一个选择权。医生却告诉她，因为有政策限制，公立医院都不能做。医生所说的政策，指的是2003年我国健康卫生部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其中有一条“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和医生交谈后，徐枣枣得知，目前社会上单身女性对冻卵的需求较强，冻卵在国内也不是一个技术难题，就卡在了这条政策上。“你得等，我预判将来是肯定会放开的，但具体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二胎生育政策已经放开了，三胎也快开了。单身冻卵放开也是早晚的事，就看你等不等得住。”医生说。

　　从北京妇产医院出来，她甚至有点EMO（心情不好），两次被医生拒绝，感觉很无力。“感觉自己的生育权受到了限制，没法自主行使。”她向《中国慈善家》回忆说。

　　2019年12月23日，徐枣枣的“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于北京开庭，这也是国内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权益案。图为徐枣枣在接受采访。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成为“单身女性冻卵首案”当事人

　　2019年初，徐枣枣听了一个关于单身生育的讲座。在讲座上，她认识了一些单身妈妈，以及对单身冻卵感兴趣的人，还有一些法律界人士。

　　现场一位教授讲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生育政策和女性个体经验的关系，让她感动又振奋。“他的论述里，完全把我（女性）从一个被管控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有自主性的主体。这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事情，没那么无力了。”

　　现场的法律界人士还提到了影响性诉讼，即具有一定社会基础、并能反作用于社会现象的诉讼，影响性诉讼一般能干预立法、司法尺度，进而能调整或缓和社会矛盾。他们希望通过影响性诉讼来推动“单身女性冻卵”一事，但却很难找到当事人，这个当事人还要有被医生明确拒绝的材料作为物证。徐枣枣想到病历本上，医生写着“咨询冻卵”四个字，心里琢磨着：“我会不会就是律师说的当事人呢？”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2019年过完年，徐枣枣便开始着手联系律师，准备诉讼。律师给她打预防针，说：“这类有倡导性质或公益性的案子，胜诉的可能性很低，走到立案成功那一步都很难。”

　　果真如律师所料，徐枣枣两次以“医疗纠纷”为由在北京两个不同的法院立案，都被拒绝了。2019年9月，徐枣枣新找的代理律师于丽颖修改了案由，以“一般人格权”为案由发起诉讼，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得以立案。开庭之前，徐枣枣给人大代表寄了63封信，都没有收到回复。

　　于丽颖很佩服徐枣枣的勇气，之所以接手这个案子，也是觉得这个案子非常有意义，“在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方面，很具有公共价值。另外，我自己也是单身女性，也有这方面（冻卵）的需求。”这个案子，让于丽颖也多了一些反思，如果自己能早想到“冻卵”这个思路，对待婚育就不会那么焦虑、那么着急了。

　　开庭前，徐枣枣曾发布过一篇公众号文章，有人在下面评论：“谢谢你为我们做的这些。”徐枣枣意识到，这不是她一个人的诉求，她的身后，站着一大群有同样诉求的单身女性。

　　该案在2019年12月和2021年9月先后两次开庭审理。诉讼中，徐枣枣认为，其检查结果确认身体状况符合冻卵需要，却遭到了医院拒绝。这种行为是对其女性身份的歧视，违背了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男女平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等相关规定，侵害了其一般人格权。她还认为， 婚姻只是实现生育的手段，不是前提，我国在法律上并未否认单身女性享有生育权。

　　被告北京妇产医院辩称，根据相关规定，该院只能对因病不能自然妊娠及因病需要保存生殖力的女性实施包括冻卵在内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而不能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健康女性实施以延迟生育为目的的冻卵技术。此外，该院并非因原告是女性而拒绝实施冻卵，而是基于以推迟生育为目的的冻卵可能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以及考虑到一系列社会问题，为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法规规章、技术规范的要求，拒绝为原告实施冻卵。

　　2015年7月7日，广州，荔湾区广医三院，医务人员向媒体讲解冻卵过程。图/视觉中国

　　2022年7月22日，徐枣枣收到一审判决书，法院驳回其所有诉讼请求。徐枣枣和律师随后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目前二审还未开庭。

　　案件经媒体曝光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于丽颖说：“我们获得了很多支持。支持我们的人中，不光有大量单身女性，也有已婚女性，还有很多男性。”

　　很多单身女性联系到徐枣枣，说自己此前完全不知道有“冻卵”这回事，觉得加注在女性身上的生育时钟是没办法改变，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事。

　　“这就是一个公众话题，大家很需要一个由头来讨论它，分析它背后的种种问题。我的案子，刚好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由头。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法学专家，在利用这个案例，讨论辅助生殖的问题。”徐枣枣说。

　　但也有很多人表达不解，有朋友问徐枣枣：“你直接出国去做不就完了嘛，干嘛要起诉？”徐枣枣也不是没考虑过，但据她了解，冻卵如果能在国内实现的话，其成本价只有两三万元。而出国冻卵，哪怕去邻近的东南亚国家，至少需要十万元；去美国，可能要20万出头，还不算时间成本——请假数十天去国外冻卵，这对于工薪族而言，很不现实。

　　作为“当事人”，徐枣枣还在等着二审结果，她仍有期待，“哪怕案子本身不能够胜诉，但如果能对于相关议题的社会讨论度有进一步的影响，这也就够了。”

　　她仍寄希望于国家对单身女性放开冻卵政策，自己和其他有需要的单身女性能“赶上这趟车”。但从2018年咨询冻卵至今，5年过去了，徐枣枣也已逼近35岁，她还在等，如果还是不行，也不得不考虑先出国冻卵。

　　对“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就放开单身女性冻卵组织征求专家意见”的消息，徐枣枣和于丽颖都表示：“拭目以待。”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除于丽颖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