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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怪物、变态、不祥之物,一个"双性人"如何...

京港台:2023-11-27 19:01| 来源:北青深一度 | 我来说几句


逃离怪物、变态、不祥之物,一个"双性人"如何...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等待打零工的王梓淇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王梓淇唯一重要的事就是确定自己的性别。作为一个天生的“双性人”,幸运的是,她很早就知道自己更想成为女性,就和她染色体检测的性别一样。不幸的是,在试图成为一个普通的、拥有确定性别的人的过程中,她一次次地失败。

  现实的残酷在于,没有人能真正自如地同时活在两种性别中,我们所以为的“雌雄同体”也不过是种局外人的想象。在现实世界,身体同时拥有两种性别的王梓淇,被周围人视作“怪物”和“不祥之物”。直到今天,她34岁了,尽管身份证早已改成了女性,但她始终未能从两种性别带来的冲突中逃脱,她对自我的寻找依然悬而未决。

  

  王梓淇和她在城中村的家

  隐秘的不同

  “你挂的是男科诊室啊,你知道吗?”生殖医学科分诊台的护士核对着电脑屏幕的挂号信息——女,34岁——抬头、皱眉,很不解地和穿着粉色长袖、扎着辫子的王梓淇确定了两次。

  “就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她并不意外护士的疑问,也不想多做解释,拿着挂号单等在了诊室门口。十月初,王梓淇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现在,她要找医生问诊。

  今年以来,她不计后果地把自己又一次暴露在公众面前。她想筹钱做手术,成为纯粹的女性,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快,或者说唯一有效的方式。尽管她已经在深圳另一家医院做过相同的检查,但面对人们的质疑,她觉得,要在不同的医院重新做一次诊断,再次证明自己是“两性畸形”(指一种先天性染色体、性腺和表型性别的发育异常或不匹配)。

  按照国际标准术语,2006年,就已经用“性发育异常”取代了“两性畸形”的表述。上海解放军411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赵烨德告诉我,这是来自医学界的一种修正,尽量不用带有“歧视性”的语言去下诊断。

  遗憾的是,这种医学上的共识并没有在生活中给王梓淇带来支持。一直以来,她都是人们口中的那个“怪物”。

  出生时看起来更加明显的男性器官宣告了王梓淇最初的性别,这是很多普通人区分婴儿性别的唯一依据,王梓淇“理所当然”被当成男孩养育。但女性的一面却同时发生在她身上,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一个男孩走路姿势扭扭捏捏,会被认为是“奇怪的”——“二刈子”、“二姐”这样的称呼一直伴随着王梓淇长大。

  男孩的说话声音、长相之下,王梓淇有更多关于女孩的秘密。“我是女孩”的想法在内心深处隐秘地生长着,看人家小姑娘穿那些漂亮的衣服,她好羡慕,就买彩色头绳偷偷地戴在手腕上。但她能意识到自己和普通女孩不同,“我知道女的没有那个东西的,我有,我就跟别人不一样”。

  王梓淇说,有记忆以来,她都是蹲着尿尿的。异样直观的外化出来,是突然来了月经。某一天,在教室里,板凳黏黏的,她一摸,是血,“懵懵的,哪懂那些。”有同学看到了,哈哈笑,“你是不是痔疮犯了?”还有人问她,“你是不是受刺激了?”被欺负也是常有的事。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变态、就是怪物。”王梓淇无法回答周围人的疑问,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她甚至无意中听到一个男老师和别人讨论自己是“不祥之物”。

  在赵烨德看来,理想状态下,这种问题越早发现越好,最好在学龄前。早发现并不意味着要早做手术,而是让孩子和家长一起客观的面对现实。家长陪着孩子度过性别认知的摇摆阶段,给予关心帮助,等到孩子逐渐明确自己的性别,再进行手术。

  但在实际经验中,很多父母往往到了孩子青春期,才会意识到异常,“这其实已经有一点晚了”。赵烨德解释,“孩子一般在幼儿园就有了性别概念。女孩子是蹲着尿的,我是站着的,为什么?慢慢地,他会意识到,因为我是男孩子,我就要站着,他内心会开始建立自己的性别概念”。这意味着,如果到了青春期或者更晚去诊治,他们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性别认知困惑。

  这些理念对于王梓淇的父母来说可能太陌生。他们生活在农村,开着一家水果店,像无数普通家庭的父母那样,起早贪黑赚钱,养两个孩子。王梓淇没有从父母那里获得她想要的理解。她问过妈妈月经的事情,妈妈说她“胡吹乱侃”。“你是个男孩,不可能有这些东西,还学人家女孩垫个纸,害不害臊”。

  现在,被问起关于月经的事情时,王梓淇的妈妈否认了,“没有(说过),她小时候没有那种毛病,大了才有。”和王梓淇年龄相仿的同村一个女孩告诉我,她印象中,至少在十八岁之前,王梓淇就是正常的男孩儿。

  时过境迁,如今很难确切知道,别人眼里的“正常”和自我认知中那种隐秘的不同怎样在王梓淇的世界交织。只是她一直处在“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困惑中——没有人能回答。“如果小时候(意识到生病)做了手术,可能现在我早就成家了,就算没有结婚,应该也过得很幸福,是吧?”

  关于“两性畸形”,2019年发表的《性别发育异常中国专家诊疗共识》中提到,性别决定是治疗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多学科诊疗团队、家长和/或患儿本人共同参与和讨论后才能得出结论。“诊疗共识”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说明何时性别选择更好,但无论哪种选择,主要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让决定的性别与最终自我认同的性别相一致,以防止将来可能出现的性别焦虑和性别冲突带来的巨大痛苦,并且能更好的融入社会”。

  但很长时间里,王梓淇都处在性别焦虑和性别冲突中,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啥”。

  

  王梓淇坐地铁总拿着自己的凳子,她不想靠近陌生人

  “豁出去了”

  十多年前,困惑的王梓淇并没有得到科学、专业的诊疗。她印象中,大概是十七八岁,或者成年不久,才第一次去太原一家医院检查。那时,她还是男性,拿着在饭店做传菜员的第一个月工资,独自来到医院。不知道该挂什么科,她只能和护士“实话实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又有女的,又有男的(器官)。”离开的时候,她回头瞄了一眼,护士也一边瞄她一边和旁边的人说话,“我感觉她肯定在说我,还有这种人?她没见过。”

  “这不符合常理。”在王梓淇的记忆中,面诊的医生也很疑惑,“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怎么能又有男性器官,又有子宫卵巢?”医生甚至指向了一种心理上的病症:“性别错位”,即一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并为此产生的一系列错位症状,建议她尽早去北京的大医院咨询、做手术。

  “天都塌下来了”,第一次诊断,一些陌生的医学名词让王梓淇更混乱了,她一知半解,“男的做不成,女的做不成,我到底是个啥呀?”在这种混乱中,唯一能抓住的是想要成为女孩的渴望,不再遮掩,“豁出去了”。

  成为女孩的迫切心情记录在她的社交动态里,从2012年开始到2014年,反复更新着:“我下定决心要做女人,哪怕只做一天让我去死我也愿意”;“我从行为举止里都能觉得我是女孩……我到底是什么,请告诉我,我就想做个女人就这么难?”

  有人在帖子下问她,你到底是男是女?她回复,“我都不知道我是男是女哦”。时而坚定,时而又陷入自我认知的混乱,是王梓淇二十多岁那几年的生活常态。

  她在QQ群发现了更多和自己“相似”的人。群里流传着中国第一位变性美女张克莎的故事,还有出身贫苦、做变性手术后成为明星的陈莉莉。王梓淇看到了希望,她想让自己成为纯粹的、只拥有一种女性性别的人。

  穿着打扮的改变最容易,她一点点留头发,或者戴假发,把小时候不敢穿的,粉色短袖、黄色棉袄第一次穿在了身上。粗糙的、充满男性气质的说话声音难以掩盖,她就跟着群里一个叫“彩色莲花”的人练习女生说话的方式。据她所知,那也是一个做了变性手术的女孩,但说话声音完全听不出是男的,很好听。

  她一直没有像其他女孩那样如期发育,就把在群里搜集到的方法,无所顾忌地在自己身上试验。有人说要吃药抑制雄性激素,她吃不起贵的进口药,就吃便宜的国产药。十块钱100片的药,别人一次吃两三片,她要吃十片。药物见效慢,她萌生了做隆胸手术的想法。当年为了筹钱,她甚至在医院厕所的墙上贴了纸条,想卖肾换钱。

  在她模糊的记忆里,大概是2012年的某一天,她翻到了父母放在家里的钱。那是她从来没见过的、厚厚的一沓100元,一共两万块,“心理的恶魔一下子就出来了”。她偷拿着钱,连夜去了河南洛阳一家整形医院做隆胸手术。

  她对医院没有更多了解,只是浏览QQ群里的信息时,无意中添加了工作人员的QQ。她没有考虑过可能存在的手术风险,或者对方是不是骗子,对方让她去,她就不管不顾地一个人去了。一开始,她并不适应自己有了胸部,做完手术,想上厕所,穿着一件衣服就出去了,还是护士提醒她,要穿内衣了。回家后,妈妈气得拿擀面杖打她,压着她去医院,又花了八千块,取出了两万块钱做的假体。前后不过半年,“遭了很大的罪”。

  “我真的十恶不赦,对父母太残忍,几个月都挣不下……”王梓淇现在想想“很心疼”,但当时“被冲昏了头脑,我就不管你的死活,想干啥干啥,你爱咋咋”。

  她好像也不在乎自己。为了外表上更像女孩,她又想到了做面部整形手术,举着“死也要做女人”的牌子走在太原的街上和大学校园里,请求大家捐钱帮她。像现在一样,她并不避讳真实姓名。在那个一万多人的村子里,王梓淇的事被传得沸沸扬扬。家人骂她,“丢人败兴、出尽了洋相”。她被更多人议论、取笑。当年的一条动态里,她仿佛在劝自己:别活在别人眼里,别活在别人嘴里,那样会活不下去的。

  34岁的王梓淇眉头紧皱,好像只是想了想,多年前的痛苦就又回来了。她撩起衣服,指了指胳膊上遗留的自残伤疤。她说,自己还喝过老鼠药的。

  在嘲笑声中,太原一家私立整形医院看到了她的经历,免费给她做了面部整形手术。当地一位村民告诉我,他们听说的是,当年她做了变性手术,不知道怎么后来身份证也改了,家里很反对,“觉得有点伤风败俗那意思”,打过,也骂过,后来她走了,这些年很少再回来。

  王梓淇也曾天真地以为,只要她逃离了原来的环境,逃离了她又男又女的外在,就能像正常女性那样开始新生活了。

  

  骑电动车接驳客人,是王梓淇在深圳的诸多谋生方式之一

  逃了又逃

  新的身份,性别女,她选择了随母姓,取名王梓淇。她需要这种来自外界的认可。她说,申请改身份证性别时,户籍科的民警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条一条查了需要准备的材料。她要找“好多好多人”签字,开无犯罪证明,找医院出具性别鉴定书……也是因为性别鉴定,她第一次做了染色体检查,结果是“46XX”——这是生物学上属于女性的染色体,她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这和她自我认同的性别是一致的。

  从正式提交申请到收到全新身份证,她等了二十多天。她说,收到身份证那天晚上,自己睡觉都一直抱着它,这意味着,可以“正大光明地”作为女性去生活了,“我的身体还不好,但法律已经承认了,我是合法的女性公民”。

  于是,女性王梓淇第一次进厂了。在深圳的一家工厂里,她终于可以大方写下自己的性别。以前登记信息时,性别栏常常空着,“实在是写不出那个‘男’”,被人提醒,她就说,你帮我补上吧。

  这份工作底薪2000多元,还给交五险一金,加上工作日的加班费、周末的翻倍工资,每个月能有四五千块。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以全新的身份做一份稳定的工作——王梓淇终于开始了期待中的美好生活。没想到的是,不久后,一个老乡也来这里上班了,跟她在同一个部门。

  “本来我的事情谁都不知道,他就把我的事给我揪出来了。”然后一传十,十传百。没有人说要开除她,但常常被谈话,“你看你这个事情对别的女生也不尊重(比如,使用卫生间)”。

  她无法接受这个理由,自己并没有住宿舍,而且“我已经是女生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耗了一个多月,她逐渐没有班儿加了,周末总双休,只能拿底薪,扣掉五险一金、饭钱、房租后,一千块钱都落不到手里,没办法,她拿着赔偿离开了。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因为“性别问题”被迫逃跑了。

  在还是男性的时候,她就来过深圳的工厂。在一个和她情况类似的QQ网友邀请下,她揣着五百多块钱进厂了。最难捱的是,她被分到了男生宿舍,宿舍里已经住了3个人,好在他们上夜班,她上白班。坚持了一个月,拿到工资,她就搬了出去。

  每月150元,“下雨漏水”的一个单间让她拥有了不用小心翼翼的自由,偶尔可以在家穿上女孩衣服,取悦一下自己。她不像在太原那样无所顾忌,而是选择藏在人群中,小心保持着秘密,“我的身份信息还没改过来,在别人眼里还是个男的,应该再多攒一点(钱)是不是?”

  但是,那一次小心维持的稳定也在一年多后被打破了。介绍她来的朋友攒了点钱,“有点飘了”,王梓淇说,朋友开始明目张胆穿裙子,宿舍里摆着洗面奶、面膜,床铺还拉着帘子。她们常常一起,她自己也“受了牵连”。风言风语越来越多,人们议论她们都不是正常人。王梓淇不得不从工厂逃走了。

  现在,她住在深圳坪山区城中村的一栋握手楼里,一年多前搬来。房间里没有衣柜,衣服叠放在架子上,或者直接挂在窗户的防护栏外。卫生间的地上摆放着她的洗漱用品——这里就像是一个临时的落脚点。得知要拍视频,她从外卖的塑料袋里,抽出了化妆镜,开始整理自己的头发。

  回忆过去,王梓淇总是语焉不详,很多我以为她人生的关键时刻,都是模糊的。关于辍学,她一度坚持读到高中,几次核实之后,才改口是初中。哪一年明确知道自己患有“两性畸形”?她一直无法确定。她的言辞间常常流露出对自己的遗憾,模糊记忆或许是一种自我安慰。

  王梓淇“真的好羡慕几个朋友”:有个武汉的女的,和自己一样的毛病,人家结婚了,还有一个大胖孩子;广州那个女的,在医院上班,是硕士,一个月上万块工资呢……这些朋友都是她通过网络结识的,她羡慕她们拥有的那种稳定生活,而现实生活中的她总是零七八碎的。

  采访期间,她骑着一辆二手电动车,载着我,前往曾经待过的工厂。电动车是她在深圳生活的诸多谋生方式之一——往返地铁口,接驳客人,两公里内10块,有人讲价她就便宜点,8块也行。即便在等人,她也总低着头,很少与周围人目光接触。她的脸部轮廓还有些男性特质,随意扎着一个辫子,浓密的头发让她在人群中很容易被看见。

  二十多分钟后,来到厂区门口,这里聚集着拉着行李箱等待进厂的年轻女孩。王梓淇说,其实改了身份信息之后,她又面试过当年来深圳进的第一家厂,都准备入住了,管理宿舍的人居然记起了她,“你之前不是在男生宿舍嘛,怎么要住到女生宿舍。你到底是男的女的?”她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选择不干了。

  电动车以35、40公里/小时的速度在机动车道上穿行着。她很少进入自行车道,时不时还会摇摆在两条机动车道中间。拉石子的大货车、气罐车带着巨大的压迫感倏忽闪过。王梓淇好像对这一切习以为常,“没事,没事”——她平静地安抚着后座的我,然后一切照旧。

  我从她车下来,刚往住处走几步,身后突然传来撞击声。王梓淇摔在了十字路口,一条腿被电动车卡着,车把完全歪了,电动车的挡风板也被挤压变形。她闯了红灯,与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司机原地停了几秒钟,车都没下,见她自己扶着电动车站起来,一脚油门走了。一个多月前,她才因为骑电动车摔了,伤了脚踝。我让她去医院,她连着摆手,强调自己没事,一直念叨,“还好你不在车上”。

  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王梓淇开着歪把电动车回家了。

  

  王梓淇做“水客”带货,行走在人群中

  “可能活得太失败了”

  自从离开那个工厂后,王梓淇没再做过正式工,到处打短工,做日结。除了在地铁站接驳客人,赶上“6.18”“双十一”,她就去做快递分拣;疫情期间,还去上海干了两个星期保安;也跑外卖,但今年行情不好,一天最多也就二十来单,以前能有四五十单。她不想做了,挣不了钱,还要常常爬楼梯。有一笔收入是固定的,外地户口每个月有一次进出深圳中英街的机会,她就去做“水客”带货。拉车150元,提袋子130元,顺利过关,就可以拿到钱。

  10月20日,我们约好八点出发,但直到快九点她才出现。她并不担心迟到,“晚一会没事,我们都很熟的”。骑电动车十多分钟,再换乘两班地铁、一趟公交,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中英街。

  “水客”队伍里什么人都有,临时来玩的游客,头发花白、弓着腰的老太太,一个看起来患有侏儒症的男孩……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不需要交流,王梓淇走在他们中间没有那么扎眼,过关交货,然后各走各的路,这个带货群当天就被解散了。“150到手了”,她扬了扬手机,要请吃饭。“我这种身份,做起(正式工)不顺心”,吃药让她变得抑郁、嗜睡,她也习惯了这种自由,不用被束缚、审视。

  但现在,她又将自己放到被审视的状态里。一开始,她打听到,想从身体上彻底摆脱“双性”,手术费加上后续保养费得要20多万元。她没有这么多钱,只能选择在网上曝光自己筹钱。这是她唯一的筹码。被媒体几次报道之后,最近,有私立的医院联系她,提出可以减免部分费用,她只需要出几万块即可。她还是希望能多筹一些钱,让自己安稳度过手术以及术后长时间无法工作的状态,“你躺在手术床上,费用一旦超出预期,还咋挣钱?”

  为什么今年这么强烈想做手术?见面第一天,她的解释是,“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剧烈运动过后,腹部总是抽痛,但检查后身体器官没有异常,她推测,是过去十几年激素药在缓慢地“摧毁”身体,而手术可以让她再无需服药。医生也提醒她,应该及时进行手术,以免性器官发生癌变。

  不顾一切要尽快做手术的更重要的原因,王梓淇几天后才说出口——她有喜欢的人,但无法像其他情侣那样正常恋爱。“我对不起他,真的对不起他”。

  在王梓淇的讲述里,他们通过网络结识。刚开始时,每一次见面,王梓淇都很不自在,她特别害怕自己的男性器官被发现。“没有准备好”“身体不方便”……她以各种理由搪塞。在一起(电视剧)大概半年多,她藏不住了,决定说实话。

  对方沉默了很久后说,“这不是你的错,父母把你生下来的,你也不想这样,你也想以一个正常女性的身份去生活。我跟你一起面对,我会一直陪着你。”这是王梓淇第一次感受到被身边人理解、包容,“真的很暖心,真的”。她说,他们现在分隔两地,虽然没分手,但感情不像刚在一起那么甜蜜(电视剧)了,她想紧紧抓住这个人。所以,尽快做手术成了她现在唯一重要的事。

  仿佛宿命般,她又陷入了十多年前那种不管不顾的状态中,在网上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渴求,也接受着那些毫不客气的取笑,类似“给我看看你那里跟别人有啥不一样。”以此为代价,她收到了52000元的捐助款。

  为了做手术筹钱,她甚至不惜和父母彻底决裂。几年前,老家的地被征用,有三十多万的征地费,她觉得应该有自己几万块,但父母不给。为此,她起诉了爸爸。“更多人在背后说我,怎么能跟父母打官司?但把我生成这样,知道我的难处不?”冷静下来,她又有点犹豫,“对父母是不是太残忍了?”11月中旬,法院以材料不符合要求为由,驳回了她的诉讼。

  和家人的联系越来越微弱,爸爸、妈妈、哥哥都已经拉黑了她。我打电话给她爸爸,对方听到王梓淇三个字后,立马挂断了。

  10月23日,在深圳罗湖区人民医院面诊这天,除了向医生索要诊断书,证明自己患“两性畸形”外,王梓淇还询问了关心很久的生育问题。当时,医生没有给出确切答复。根据初步检查结果,她体内的子宫、卵巢发育正常,但这并不代表一定可以生育。手术要先切除阴茎、睾丸,再进行女性生殖器的整形、修复,想要生育,还要妇产科介入,进一步检查、评估。对王梓淇来说,关于自己身体的未来依然不确定。

  离开医院后,她打通了“爱人”的电话,对方正忙着,说了两句就挂了。她又用另外的手机拨通了妈妈的电话,让我替她说,自己这就是生病了,做手术家里能不能给点帮助?妈妈说起自己的委屈,“我偷偷瞒着她爸给她转过钱,我还要咋?她想干啥干啥吧,我也管不了她了,哎呀,不相信她了……”电话很快被挂断,她得去扫马路了,这是她现在的工作。

  王梓淇攥着手机,也不知道该找谁了,她反思自己,“可能活得太失败了”。“我没有真正审视我的病,那会儿年轻,好像也没有考虑很多。有时候也怪父母,他们为什么也不懂?”想起以前,她总觉得“有点可笑”,而现在,“也是无头绪,一团乱糟糟的”。不过,她想,这可能都是暂时的,她期待着手术能把自己带回正常生活的轨道,留住这十多年里,唯一一次被理解、被包容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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