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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两截人”:他是胡适弟子 人品有多差

京港台:2024-2-14 06:39| 来源:读史 | 评论( 3 )  | 我来说几句


著名的“两截人”:他是胡适弟子 人品有多差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1909年出生的浙江义乌人吴晗,就后世评价而言,可说是著名的“两截人”:

  前半生,矜矜业业于书堆,讲道著书,是学术圈励志的典范;而后,学而优则仕,入朝为官,不仅身败名裂,阖家惨死,还留下了一个欺师、灭祖、媚势、篡史的恶名,至今让人不齿。

  1949年前后,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吴晗个人命运彻底“反转”的时间焦距所在。

  在那一年前后,他“觉今是而昨非”,差不多就是告别了学术,也挥手诀别了往日的师友们。

  他的恩师胡适,当日毅然登机南下前,还大兴感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

  吴晗听闻颇不以为然,公然说胡适脑子进水了。可仅仅20年后,吴晗就跟着妻子死于非命,死前头发都被拔光。

  再10年后,他的爱女吴小彦也跟着自杀,才22岁。

  吴晗的人格问题,吴晗的命运悲剧,实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缺钙导致后遗症的集中反馈。

  平实地说,吴晗这个人,并非不学无术。他其实很早就在学术圈成名,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尤其精深于明史。

  查阅下他20岁时写下的《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看看他中年之际谈皇权与绅权的那些议论等等,即可明白,他资质之好,为人之聪慧、识见之敏锐,确实是不可多得之人才。

  

  他自学写下《胡应麟年谱》这般文献扎实的著作时,也才20岁。胡适看到这本书稿,欣喜若狂,着意栽培,收归门下,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时学界,整体都很看好他,顾颉刚就直接认为,假若吴晗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学术之路上稳步前行,必将会成为明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

  吴晗是明史专家,是现代研究明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主要著作有《朱元璋传》、《投枪集》、《学习集》、《春天集》、《灯下集》、《吴晗文集》、《吴晗杂文集》、《海瑞罢官》、《海瑞的故事》、《读史札记》等100多部。

  

  吴晗1928年入清华大学史学系,1937年,年仅28岁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0年到西南大学执教,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吴晗参加接管北大(专题)、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代表,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二、三届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以及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从1949年11月起,他还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

  

  只是可惜,他这个人,出身虽贫苦,但“改变命运”的渴求也太急切了,在时代巨变面前,一切就都显得太无节操了。为了荣华富贵,欺师、灭祖、媚势、篡史,样样都来。

  时事既翻云覆雨,与时俱进的他,也就自然跟着面目前非起来:

  批判一手提携他的恩师胡适,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

  老友沈从文落难,在博物馆扫地,见到吴晗,想着照旧握手,直接被视而不见;

  章罗问题上,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拿出1948年秘藏的老友私信,污蔑构陷,给予这些前好友们以最沉重的打击。

  落井下石的种种举动,真的太多了。

  更别说,诸如他挖皇陵、主持拆毁北京城墙、为了映射史学不惜篡史等等行为,那是更让后人一想起,就愤愤不已的了。

  他如此卖力出卖师友亲朋,却最终是家破人亡,惨死的结局。

  

  有一则文苑掌故说,1990年代,学术圈大佬们开会,有人说起吴晗全家的惨状,一向不问世事的钱钟书,忽然对着邻座的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吴晗对北京的文化教育、学术活动、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迹的保护等方面,做出了有失历史学家身份的行为。

  他的一生有四大过失,分别叙述如下:

  首先,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

  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林徽因与梁思成

  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

  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她(指林徽因)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北京的牌楼今日早已随着那场浩劫一同烟消云散,但林徽因当日的金刚怒吼,必将永远环绕在每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国学者心头。

  其实,这只是林徽因与吴晗之间,一次面对面的激烈冲突。此前,她的丈夫梁思成因提倡保护北京古城已与北京市政府发生多次冲突。

  新华社记者王军撰写的《城记》中,披露了围绕“拆牌楼”的争论和动因:1952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公安局交管理处认为,大街上的牌楼影响了交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这一年,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门前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更是让“拆牌楼”很快地列入了议程。

  1953年7月4日,北京同意拆除交民巷的两座牌楼。关于帝王庙牌楼,文物部门的意见是最好能够保留,或易地重建。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

  郑振铎说:“如有要拆除的牌楼,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但吴晗绵里藏针:“全国性的问题才需请示中央决定。”

  林徽因的态度很鲜明,坚决反对拆文物,“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

  梁思成也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这类似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林徽因、梁思成与吴晗们的争论在持续升级。据当时在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梁思成数次在会上被气哭。最后,毛泽东的一句话给争论定了性:“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毛泽东当时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以后从这个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

  基于这样的建设思路,彭真曾提出,“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至此,拆与不拆,已不单纯是建筑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这意味着,梁、林在这场"战斗"中是注定的失败者。

  从1954年1月起,北京牌楼开始被大规模拆除。北京内城原有的9座城门,只余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北京外城原有的7座城门,则无一遗存。1969年,内城城墙被尽数拆除。

  

  西直门 1969年被拆

  林徽因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并参与了中共国一系列重要设计。例如,参与完成国徽设计;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1952年,参加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修设计。

  

  病重中的林徽因曾绝望地追问:“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

  在抑郁的情绪中,林徽因开始拒绝吃药。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仅51岁。

  

  林徽因去世约半个世纪后,北京城开始复建中轴线上的永定门,以恢复古都风貌,据称每年投资1.2亿。

  拆掉的永定门又重新建起来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正如林徽因所说,“充其量这也只是假古董”。

  吴晗失去了文人的骨气,做了政治的应声虫。

  其二,他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是个反右英雄,是个急先锋。

  1957年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

  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钱钟书几十年后对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1957年7月7日,吴晗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火力十足并声色俱厉地讨伐所谓章罗联盟。

  吴晗控诉道:“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最后说:“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

  他的发言博得了“长时间的鼓掌”,调门之高令人侧目。

  另据李辉在《碑石》中披露,一个与吴晗共事过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正是吴晗的斗争坚决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历经磨难达20载。

  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李辉表明:在反右运动中,因吴晗愤怒“控诉”而深受伤害的不止一个人。

  

  长陵

  其三,在他的积极主持下,挖掘了明十三陵的定陵。

  1935年初夏,北平清华园中的古月堂。即将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田野考古实习的历史系学生夏鼐,和他的同窗好友吴晗踏着绿茵茵的草地在亲切交谈,畅述着自己日后的志愿。

  夏鼐问打算留校任教的吴晗:“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什么古迹?”

  以研究明史崭露头角从而成为胡适爱徒的吴晗,不加思索地说:“当然挖明十三陵。”

  两人相视一笑,握手言别。他们谁也没有想到,20年后,这次看似无足轻重的闲聊,竟成为现实,并由此引发起一场纷争。

  1955年10月4日,政务院秘书长的办公桌上,平放着一份刚送来的报告:

  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

  政务院:

  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我们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飞快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我们请求对十三陵中的明朝统治者朱棣的长陵进行发掘。

  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死后陵墓中都有大量殉葬品。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儿子,他在世时迁都北京,是十三陵的首陵,殉葬品可能多于其他陵墓。通过对长陵的发掘,以活生生的事例与实物,进行历史探索,并可利用这些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陵墓发掘后,就原址建立博物馆,将出土器物整理陈列。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方针,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可进一步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丑恶面目,加强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同时也可增加首都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内容。

  当否,请批示。

  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

  1955年10月3日

  

  消息传开,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大惊。当他们得知这份报告的发起人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时,便急忙前来劝阻并希望其收回报告,一场纷争由此开始。

  “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发掘长陵后,可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同时将出土文物整理后,就地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

  郑振铎听罢吴晗的叙述,从椅子上站起身,急不可待地说:“中国目前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

  未等郑振铎说完,吴晗接着反驳:“全国已经解放五、六年了,有老一辈的考古专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学生,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

  夏鼐见二人难分胜负,便及时地出来为郑振铎助一臂之力。他先是不动声色地望望面前的这位同乡加同学,诙谐地讲道:“老吴,眼下全国都在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考古人员严重不足,今天西北告急,明天东南告急,我们的人全所出动,配合基建还应付不了局面,又怎能主动发掘皇陵呢?再说出土的许多古物都要保存和复原,这方面的人手更少。你应该从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老兄!你已经不再是清华园那个吴晗了啊!”

  整整一个下午,纷争仍无结果。发掘明陵对于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吴晗来说,既然决心已下,就很难有外来的力量予以改变。

  郑振铎、夏鼐走后,吴晗怕有变化,便立即找到郭沫若、邓拓等赞同挖掘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加紧了对发掘长陵重大意义的宣传和鼓动。

  

  与此同时,郑、夏也间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对长陵发掘的不同观点,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

  五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周总理已经作出裁决并在报告上签字。

  巨人的抉择,使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要在这一页上书写。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鼎力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不过,在后来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队遇到了不少难题,始终找不到明长陵地宫的入口。

  最后,对于明长陵的考古发掘只好宣告暂停,经过多次研究论证,这才将考古发掘目标转移到了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

  

  定陵很快就被发掘了。

  当一位工作人员打开孝靖王皇后的棺椁时,手碰到孝靖王皇后的遗体,他吓得一哆嗦,忙往外跑。

  他说:“尸体没腐烂,还感觉到了肌肤的弹性。”等再回去看时,才确认那是只是衣服。

  之后,新鲜空气进出棺木,里面的尸体和衣物迅速氧化腐烂。

  

  明定陵开棺后的一瞬间,考古专家郑振铎查看里面的情况

  从历史文物保护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大规模人为毁坏,令人非常痛惜。

  因为按照当时的考古条件,根本无法承担这样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存。

  

  

  万历皇帝定陵地宫被打开后现场老照片,皇帝瞬间成了一堆骨架

  从这个方面来讲,对于明定陵的考古发掘是一次失败的考古,留下了很多遗憾和惨痛的教训。所以,从此以后,国家再也没有批准过任何考古发掘皇帝陵的计划。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那个皇帝和两位皇后的骨架被腾升的烈焰,顷刻化为灰烬的消息传来时,吴晗才清楚地认识到,在10年前那场争论中,郑振铎、夏鼐两位铮友的远见。此时,假如郑振铎、夏鼐出现在眼前,他会爬起来抓住他们的手说:“如果那时我能看到今天,也许不会……”

  流逝的时光不会再一次到来了。今天,属于他的,只有悲愤和无尽的悔恨。

  其四,就是他的“海瑞罢官”。

  学习海瑞精神,本来是毛泽东提倡的。

  1958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一个人物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人物就是明代的海瑞。

  毛泽东专门把《明史》找出来看,他对直言敢谏,忠心耿耿的海瑞很感兴趣。

  那为什么毛泽东又支持批判《海瑞罢官》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精神,是要党内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讲话,不要怕这怕那。

  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更明白地说,他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

  毛泽东当时提出来,就是现在党内风气不好,说大话,说假话的人多,我们要找一些人敢跟我们党内提意见,他说在历史上啊,这个海瑞就敢提意见,还敢骂皇帝,他说我们怎么这些党员,都不如一个历史上的这个人呢?所以要找人写一写,后来他就说那就找这个研究明史的,就找到吴晗了,所以吴晗就这样子来写海瑞的。

  在胡乔木的建议下,吴晗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随后又发表了《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等。

  京剧演员马连良看了吴晗的《论海瑞》后,找到吴晗,请他写一个海瑞的戏,吴晗考虑再三决定“破门而出”。

  马连良是当时四大须生之一,四大须生,谭言麒马:谭富英,言菊朋,麒麟童(周信芳)和马连良。

  吴晗每天熬夜,下班回家以后,稍微迷瞪一会就一直干到凌晨4点。经过近一年的写作、修改,完成了剧本的创作。

  1961年的11月京剧《海瑞罢官》公演,赢得一片叫好。

  毛泽东还把饰演海瑞的马连良请到家里吃饭,称赞戏好。

  沉醉于赞扬声中的吴晗并不知道,他的境遇将会因这出戏而发生变化。

  1962年的时候,江青就找四个部长、副部长谈话,要批这个《海瑞罢官》。

  后来周总理来找吴晗,然后对他说,人家说你海瑞罢官搞影射。吴晗说没有,周总理说如果没有的话,你写个报告说明一下。

  到了1965年,周总理对吴晗的命运又多了一分担忧,一次宴会后,他把吴晗叫到自己的车里说,吴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你原来不是想搞学术研究吗?还是回社科院吧,发挥你的专长,专心干研究,正好你的爱好,可能想躲开这个风口。

  吴晗不明就里,说:是,是,是可以,我原来就这么想的。

  不明就里的吴晗继续他的工作,而此时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正在秘密酝酿中。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

  姚文元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曲开始了,吴晗也做了阶下囚。上海的周信芳因演“海瑞上疏”也开始遭到了厄运。马连良于1966年12月16日不堪批斗,抄家而自尽,吴晗于1969年10月11日死于监狱,周信芳也于1975年逝于上海。

  平实地说,要说吴晗多坏,肯定不至于。他人格上的主要问题,类似郭鼎堂,在于急功近利、投机及势利。而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自知之明走仕途吧。做官,他趋之若鹜,可真的不擅长。

  你说,历史上的读书人,跟风搞政治的,有几个能有好下场的呢?读吴晗的一些文章,想起他这个人,我想敬佩他的聪明,也常感慨,都说读史使人明智,可从他后半生荒唐行事来看,他家书柜上的那些史书,真的都白读了呀!

  从这一点看来,吴晗虽有文丑之嫌,却又是需要被我们永远铭记的。一个经典的反面人物,比起任何典范人杰,都更有警示意义吧。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7日)

  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义乌人。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为了仕途,他整了很多人。最后,他自己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批斗,1969年,吴晗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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