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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迎来关停潮,20多年产科主任掉下眼泪

京港台:2024-3-27 21:41| 来源:谷雨实验室 | 评论( 19 )  | 我来说几句


妇产科迎来关停潮,20多年产科主任掉下眼泪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对于妇产科专家段涛来说,看着产科逐渐萎缩,是一个有点绝望的过程。

  他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教授,从事产科三十多年,今年2月末,他在微博上发出一篇“救救产科”的文章,“如果不改变现状,产科整个学科可能真的就塌方了。”

  

  段涛的微博

  “救救产科”的呼吁背后,是“二胎政策”实行后第7年,中国少了的近1000万分娩量,和不断被系统挤压出逃,或者说,无处可逃的产科科室和产科医生。

  过去一年,“关闭”“分流”“失业”和产科高频地绑在一起,媒体用“产科关停潮”形容产科正在经历的漫长冬天。2022年,全国关闭了十几家医院产科,2023年,在产科关停的名单上,又增添了浙江嘉兴平湖市中医院、广州新造医院、浙江温州苍南县中医院、广西来宾市武宣县禄新镇中心卫生院、江苏新沂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名字,2024年刚刚过去三个月,据不完全统计,就已经先后有3家医院发出产科停诊公告。

  段涛的微博有上千条留言。很多人在这里宣泄着怀孕生子过程中的痛苦和被过度医疗的不满,“先把产妇当个人看再谈生孩子吧,又是没指标不给剖腹产,又是禁止喂奶粉,自己身体自己都不能做主。”也有人觉得段涛是在催生,“产科学科塌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人生如果生了孩子就真的塌方了。”

  

  段涛©段涛

  我们把这些声音念给段涛时,他平静地说了一句“正常”,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声音的一部分,他理解这些多元的观点并愿意承担因为呼吁发声而带来的压力。

  在交谈中,他和我们聊到了他所亲历的产科从繁盛到衰败的过程、当下的艰难处境,以及那些产科医生作为个体痛苦但可能依旧是徒劳的挣扎。

  以下是他的讲述:

  “整个科室都没了”

  前些天,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些产科主任们在一起开会,让我讲讲产科转型的事儿。会上,一个二十多年的产科主任,说着说着,哭了,说她们医院的产科,最近被关了。医院在重新装修,院长对产科一直不是很满意,趁着装修这个时间,产科就关了,整个科室都没了。

  听到那个产科主任说那些的时候,我很难受。产科虽然不受待见,但大多数在那个会上的产科医生,都还挺爱产科的,他们一辈子做产科,也不会做别的。

  产科关了,这群只会做产科的人,咋办呢?

  其实产科的困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去年开始,和很多产科主任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唉声叹气的。2016年的分娩量,是1786万,去年的时候,公开报道的分娩量,是902万,少了将近1000万。

  

  ©视觉中国

  床位是在放开生育之后,政府出面要求医院加出来的,现在分娩量少了,床还在。但这些床创造不出更多的价值,产科门诊诊室的数量和产科床位数量,在一天天变得更少。

  对于这个24小时不眠的科室来说,一个孕妇在深夜中突然分娩,意味着至少要配着两个产房医生、一个麻醉医生、一个新生儿科医生、两到三个护士。

  在医院,院长每天都要算账,产科的收费这么低,成本这么高,麻烦这么大,从各项指标来看,都不划算,哪个正常的院长,会愿意产科做大做强呢?

  这两年,和很多产科主任交流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普遍的困惑,产科越来越沦为医院里“老少边穷”的科室,不被重视,不受待见,工作累,待遇低,留不住人,尤其是年轻人。

  一般来说,医院发的固定的收入,只占医生收入的10%到20%,百分之八九十的收入,得靠自己挣出来。但现在业务量降了一半,还指望能拿奖金?收入少了一大半,不扣钱就不错了。

  即使你想招人,人家总会想去一个朝阳行业吧,大家都要吃饭要结婚买房成家吧?这么苦、这么累、这么多麻烦,还没有钱,你又不是雷锋,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去选择产科?

  留不住年轻人的科室,是没有未来的。越来越少的人愿意选择产科。病人量越少之后,新的产科医生越学不到东西,他们能接触到的临床案例,正在急剧萎缩。

  

  ©视觉中国

  对于年轻的产科医生来说,病人量越少,越学不到东西,遇到挑战的时候,越容易出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闭经指数”

  我母亲是产科医生,我是在产房里,跑来跑去长大的。

  当时很厉害的妇产科专家是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江森,那时的住院医生和进修医生,好多都听过他讲过“妊高征”。那时,科室里还没有投影仪和电脑,没有讲稿,就靠一支粉笔,江森教授可以洋洋洒洒讲两个晚上。俄文、日文、英文脱口而出,典故出处了然于胸,不仅是疾病,还讲疾病的历史和故事,还有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有的东西。

  我们这批六零后做产科的医生,也算是赶上了一些黄金时代。刚起步时,大家也都看不起产科。但那时候,分娩量是一年比一年多,愿意做产科的人也多,好像慢慢也得到了一些国际同行的认可。

  

  ©段涛

  产科分娩量最高潮的时候,是2016年的时候。社会笼罩在一种亢奋的“全面二孩”的氛围里,一个北京的朋友怀孕了,建卡建不上,急得团团转,去了几家医院,都不行,打电话给我,让我找北京的医院问问。

  那时,一个同事也来找我,说想要“限卡”,“限卡”就是限制新的孕妇在我们院建卡做产检。同事说要“限卡”时,我有点纠结。

  结果,去现场一看,很震惊。孕妇生完孩子,直接睡在走廊,床位就紧张成这样。当时一天要接待100多个孩子,那不得跟打仗一样。

  纪录片《生门》里的场景,也发生在现实里,科室里的电话随时可能响起,“没有床了,你懂我意思吗?”“板凳都没有了,走廊都只能坐着。”

  

  ©视觉中国

  甚至在那时候,有一个神秘的指数,在我们医院流行,叫“闭经指数”。

  我们医院那时候有90多个产科医生。年轻的住院医生要轮岗,一轮到产科,月经都不来了,一回到妇科,就都正常了,工作压力就疯狂成这样。

  那年,我们一妇婴的分娩量,飙到3.4万例,在全国来看,都是很高的。还好,我们当年“踩了刹车”,要不,超过4万的分娩量,是非常可怕的超负荷的数字。

  这些可怕疯狂的数字,也会增加医疗事故的隐患。我心一横,那就限吧。但这一“限卡”可倒好,还被人投诉到上面去了,有次开人代会,产科建卡的事儿,还被拎到了会上。

  大家开玩笑说,这是市委书记第一次讲产科。在当时,上到政府到下到百姓,都非常关注产科。正常情况下,院长们都希望多做妇科,妇科比产科的麻烦少,收入还高。而且即使医院想扩大某科室的床位,卫健委也未必允许。那一年,政府迅速做了决定,要求医院增加产科床位。

  不仅从妇科这边挪过去了一部分床位和医生,也投了钱,专门支持产科。

  系统性的困境

  然而生孩子很快从一床难求变成一个人的“包场”。

  大厅里加的床被陆续撤走,病房由八人间改成两人间,再接着,两排病房只有一排会被使用,再然后,两人间也开始住不满了,现在有的时候,产房变成了一个人的“包场”。

  前两天,我看好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说现在生孩子,产房里,就自己一个人,包括手术室,包括病房,就自己一个人。

  实际上分娩量下降的趋势从2017 年的时候,就开始了。经历了2016年亢奋的小高峰。之后,就一年不如一年,每年跌个10%左右,到2023年是902万。

  疫情结束了,生育潮并没有来,龙年到了,生育潮也没有来,和生肖属相比,年轻人更信星座。单纯的龙年,不会有那么多的增量。

  产科还有一个存在很久的历史问题,就是收费标准。

  解放前,还没有公立医院的时候,生孩子,都是接生婆来。穷人要生孩子,富人也要生孩子,解放之后,大家去定接生的价格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是平均的支付能力。

  

  ©视觉中国

  当时,中国的出生人口有 60% 是在县级,或者是更下面的医院,你给它定个高的价,怎么能支付得起呢?历史收费就已经很低了,哪怕后面再增加一倍,从50涨到100,不还是很低么?

  辅助生殖(一种采用医疗辅助手段使不育夫妇妊娠的技术)和产科的收费,是两个极端。辅助生殖一开始进中国的时候,所有的药材、耗材都是要进口的,收费价格都是按照国际标准来收的,一开始就收得很高。你又不用值夜班,风险又不高,即使做失败了,没成功,也还可以收几万块钱,你愿不愿意去?

  但产科医生的收入,是和这个收费标准挂钩的。你不涨价,产科医生的收入,就永远上不去,永远留不住人。涨价了,老百姓不满意,本来大家就不愿意生,接生的价格再往上提,就更不愿意生了。这就是一个悖论。

  对于公立医院的院长来说,悬在头上的另一把“刀”,是国考指标。国考设计的初衷是对的,鼓励三甲医院,能多看一些疑难杂症,多做一些手术,反映收治病例疑难复杂程度的CMI指数越高,四级手术(风险高、过程复杂、难度大、资源消耗多或涉及重大伦理风险的手术)越多。

  很多地方,会拿“国考”结果,来考核院长,你不行,就把你换掉。但抱歉,对于以保障母婴安全为第一准则的产科,它天然是CMI指数的敌人。预防做得好,并发症就少,不需要手术,更别提CMI指数。

  在CMI指数之外,还有一个妇幼保健体系提出的指标,和CMI指数正好是相反的。它希望产科要保证母婴安全,降低孕产妇的发病率、死亡率和并发症的发生率。概括下来,就是鼓励顺产。

  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怪现象,顺产越多,越符合妇幼司的要求,但却越在“国考”上亏。那么,到底该听谁的?

  为了满足“国考”,很多医院,就开始卷“手术”,对于产科来说,就是鼓励剖宫产,能自己生的,不能自己生的,都要到”剖宫产”一游。指标好看了,但孕产妇遭殃了。

  对于院长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医保控费的政策。控费的核心是降费。比如,一个城市某个区域里,顺产、剖腹产费用平均数是啥,然后要求每年的费用的平均数要下降。本来,产科的利润就低,再往下降的空间很小很小。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医院觉得产科不划算,就把产科关掉了。

  但有些医院,为什么没关呢?是因为有些时候,上面觉得,作为一个综合医院,是要有产科这个科室的,有些地方,上面管得不紧的,关也就关了。

  大家不是没想过办法自救。开一些新的营收项目,比如说像产后康复这种,好歹先自己养活自己。

  但类似自救的努力,很快就会被现实弹回来。想开项目,得先有钱购买设备,申请资金的这个环节,就先会被卡住。为啥?审批通过之前,院里会先考核你的营收和盈利,在第一步,就会被pass。

  

  ©视觉中国

  对于产科医生来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困境,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改变的。为啥大家会觉得无奈,就是你明明知道有问题,但你却改变不了。

  对于年轻的产科医生来说,他不做产科,还可以做妇科,对于年纪大、还只会做产科的人,就很难很难了。

  上两天有媒体报道,一个三甲医院的产科科室关停之后,医院让她去泌尿外科继续上班,但她干了两个星期,就辞职了,因为“适应不了,心里别扭,上班就哭”。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产科医生的转型非常困难,大家都在紧缩,产科医生越来越不被需要了。虽然目前还没影响到正常的产科医疗,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产科更多地关停下去,产妇的就医半径会明显地增加,就医慢慢变得越来越不方便。

  “救救产科”的那篇文章发出之后,好多人觉得我是在催生。

  我不是在催生,我是痛心产科已经跌到冰点,我不想我们在冰窟窿深处的时候,再想起来去解决,那时候就已经太晚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没有了产科,没有人愿意做产科医生,谁来帮我们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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