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该期盼伟人

这是篇摘自华夏文摘的文章。删了第一段，也改了标题。尽管同意她说的不该期盼伟人的说法，但对她对戈尔巴乔夫的评论我不认同。在我看来戈氏和华盛顿属于人类少有的“圣人”。他们对全人类都在追求的金钱，权力等等都看得很轻。戈氏虽没能体面下台，但他完成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

为什么我们不该期盼伟人
　　马克思·韦伯把政治家分为三种类型，超凡魅力型的、传统型的和法理型的。超凡魅力型的政治家受递减律的影响，最终超凡归于平凡，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就 是一代不如一代。其归宿有两个，一是回归于传统，一是回归于法理。回归于传统的有可能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恶性循环的周期率，如中国。回归于法理 即走向宪政，如英国、美国，如现代的韩国和中国的台湾。

　　宪政国家很少出现超凡魅力的领袖，因为那里的人民不相信领袖只行善而不作恶， 即使这些国家的总统、总理、首相出自于善良的动机，那里的人民也担心播出的龙种收获的也会是跳蚤。他们对制度的忠诚远远高于对超凡魅力的祈盼。温斯顿·丘 吉尔在二战中贡献卓著，魅力超凡，可二战结束之后，英国人民仍然没有选举他连任首相，与其同一期间的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美国人民认为罗斯福是“我们时代 最伟大的人。他是作为这场战争的英雄死去的，他的的确确做到了为美国人民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可美国人民在他死后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修正案规定：“无 论何人不得当选总统职务两次以上；无论何人在他人任期内担任总统职务或代理总统超过两年者，不得当选担任总统职务一次以上。”他们认为总统无论如何终归是 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不可否认，在特殊历史时期，总会出现超凡魅力型的领袖。古代的不说，近现代的例举式的法国有拿破仑、俄国 的死宁、英国的丘吉尔、美国的罗斯福、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索尔兹伯格里在他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里称邓小平是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索氏 称一见到邓小平“如遭雷击”，至今对此印象深刻）这些超凡魅力的人在历史时期确实能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说英雄创造历史是夸张的，但优秀的政治家在关 键时期的识时务、应天理、顺民意的天才政治决断能力却无法否认。邓小平在1978年改革开放和1992年的南方谈话可作为人们熟知的注角。

　 　正如西方的民主法治传统对西方的当代政治有深刻影响一样，中国人的政治传统对中国的政治走向也有着深刻的政治影响。西方的民主法治传统使得人民总是对那 些位高权重的人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中国人性善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好皇帝充满了斯德哥尔摩般的迷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 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他们无视皇帝的专权、滥权、侵犯人权、三宫六院、妃子无数，只要是一个好 皇帝，他们随时献出自己本来神圣的生命。当人们看到他们希望的好人不能满足自己心目中的好人形象时，他们又祈求新的好人的出现。

　　一个不从历史经验吸取教训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人求好人政治求了几千年，也没求出一个真好人。人们的希望都寄托在包青天身上，好皇帝身上，好人身上。国内的思想者几千年没有什么进步，一天到晚守着人性善的破碗如孤魂野鬼般地到处游荡。中国有一首歌叫《东方红》，其中有段歌词写道：“东方红，太阳 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可就是这样一个超凡魅力的大救星，建国之后做了什么呢？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 命”，毛泽东做的哪一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幸福在哪里？尽管这些错误的发生不能怪到毛泽东一个人头上，这些错误是领袖与群众互动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的产 物，更是专制制度使然，可毛泽东本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时至今日，仍然有人用死人压活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对建立普世价值，反对建立民主宪政。他们的 屁股上印着封建的纹章暴露了他们的本质，他们义愤填膺神圣表达掩盖不住遗老遗少的真实面目，他们对伟人政治的强烈呼唤遮挡不住他们孱弱的灵魂，他们对英雄 的渴望屏蔽不住他们内心的懦弱，他们通过对强人的祈求来满足被阉割心理。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许章润认为：“至晚从邓公仙逝以降，中国社会的‘奇理斯玛’（即超凡魅力的领袖）便已一去不返，即便君心有意，私淑再三，也无重启强人政治的现实可能性了。自此以还，遍寻国中，无人得当这一角色，或者说，再也不存在造就强人政治的社会历史条件了。造就绝对权威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不再，绝对权威随之不存，犹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察于此，模仿强人，甚至自以为强人，徒落笑柄而已。（许章润：中国步入训政初期）

　　有时候，政治家的软弱是国人之福，正是当时英国国王的无能与软弱才使得英国的民主宪政成为现实。正是有了戈尔巴乔夫这个所谓的软弱的政治家，才使得解体之后的苏联各国及东欧在政治上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就说，“非常幸运，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软弱的政治家，一切进展顺利。”

　　这是一个呼唤强人的时代，这是一个驱逐强人的时代。呼唤强人是人治使然，驱逐强人是法治使然，时下的中国，正处在人治与法治、专制与民主十字路口，是进是退，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壮大和政治家的决断，取决于维权与限权的博弈。

　　我宁愿选择越来越平庸的人当选国家领导人，而不愿选择超凡魅力的领袖如朝鲜金氏族般地代代固守权力，为家国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我们选择人治，那我们就得随时做好进入地狱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