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

                                        那个“年”

在中国古老的传说中，“年”是一种头长尖角，凶猛异常的怪兽，每到除夕，便出来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人们或是门户紧闭，或是逃往深山，以躲避“年”的伤害。后来人们发现“年”兽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于是，每年的除夕，家家都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灯火通明，守更待岁．就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过年”，而春节就成为了家人团聚，喜兴，兴旺，和对来年的期盼。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年”不是灯谜对联，不是爆竹连天，不是家人团聚，不是年货美食， 而是那个酸涩的“年”。

那些年，在部队大院里过年是和平常百姓家有些不同的， 部队里的等级制度把“年”也圈在了院子里。在年前一、两周，院子里就可以看到谁谁谁的警卫员、谁谁谁的老部下在院子里走动，一包包年货随着军车或是悄悄地、或是大张旗鼓地进入了谁谁谁的小楼里。小年过后，大院里就开始准备春节会餐， 号称“一食堂”和“二食堂”的会餐宴是大院里绝对的权力和等级的象征，“一食堂”和“二食堂”的会餐宴的大盘小碟也因此而有区别，连两边的大厨都连带着配有不同的军衔。

“一食堂”是上级军官食堂，其会餐宴自然也是为这些军官准备的，大堂里可以摆下近十好几张大圆桌子，一张桌应该是十二个人。“二食堂”是下级军官食堂，其会餐宴是为那些军官准备的，而“一食堂”军官的家属也会被安排在这里进餐。于是大院里“官”们便按照其军衔、部门排队轮流进餐。这场会餐宴也就连轴地开了两三天、三五天的。可以在“一食堂”会餐宴的第一餐里就座的是军区的、大院的、还有地方上的官员们和为数不多的家属，还有就是有军功的官兵和烈士的家属。

我们这些大院里的毛孩子自然是蹭不上餐桌的，但没有不关心自己的父母会被安排在哪个食堂的哪一餐，当然就抻着脖子、扒着窗户往里看，更是等着哪位伯伯叔叔的拿着饭盒出来给我们“打赏”，到了晚上再跑到大礼堂去猜灯谜、玩游戏、看电影，不亦乐乎， 而有没有自己个人家里的年夜饭也就不在乎了，事实上那时也根本看不到老爸老妈的身影的。

这种看不到和后来的看不到的意义是不同的。这一年，蒙古沙漠上的一声巨响为中国带来了“永远健康”般的毁灭。随之而来的等级和权力的转换到了那年的春节时，一切都摆上了桌面，“一食堂”会餐宴的餐桌上没有了老爸老妈的座位，倔强的哥哥他们几个半大的孩子也不再嬉皮笑脸地等着“打赏”，昂着头，斜楞着那些对我们指指点点的人，一听到“那不是谁谁谁的儿子哦”便破口大骂，后来更是揣着扳砖从大院里打到大院外，那一年，我哥哥一伙给人家开了瓢，自己也被人家捅了刀子，大过年的不到十岁的我守在急诊室外，听着那些曾是那么可亲可爱的，曾经抱过我的叔叔阿姨们的申斥和训骂，急诊室外依旧是爆竹连天，“一食堂”会餐宴依旧在轮流进餐，而我哭泣着、蜷曲地在走廊上的长凳上孤零零、饿着肚子度过了那个“年”。

从那个“年”里醒来，撕破了那一层层的画皮，看透了人间的冷暖，学会了笑谈人生，要自立自强，一步步地走出那个大院，再也没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