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一）上

       县委书记高新华（一）

       认识县委书记是在我下乡后那一年的秋天。我下乡的村子是县委书记的点儿，而我所在的小队又是他的点儿中之点儿，常年都驻有县委工作组。那一年，县里掀起了 移栽小麦的热潮。作为县委书记当然要带头搞实验田，亲自尝尝梨子的滋味。大队为了配合县委的号召，大搞宣传活动，还把村里的剧团聚集起来，赶排节目，以便在现场会上演出。我当时也是剧团的一员，又兼着创作一职，理所当然地从地里调回到大队部，搞起宣传来了。现场会上，我演了几个节目，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 其中的三个节目。一个是天津快板，一个是河北梆子清唱，还有一个是女生舞蹈。好像都是和移栽小麦的内容有关的。当然唱词儿差不多都是出自我手。演出结束 后，县委书记很满意这次的宣传活动，专门走到我们面前和我们一一握手致意。当轮到我的时候，县委书记清晰地叫出了我的名字，还因为同姓，开玩笑说咱们可是当家子啊。在农村，当家子就是远房亲戚的意思，属于同族同宗。不仅如此，还跟我说，“你写的好，唱的好，演的也好。舞蹈还可以演的再柔软些，虽然是栽小麦，但还是要有舞蹈的味道。”周围的人都被他的点评逗笑了。从那时起，我们就算有了一面之缘，我也没太在意。他是县委书记，高高在上，我不过是一个小知青。那时我只有十七岁，说白了，也就一小黄毛丫头。可是没承想，在我后来的下乡生涯里他竟给了我很多意想不到的关照。

       高书记那年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由于常常下乡，脸晒得有些黑，老是风尘仆仆的样子。现在回忆起来，其实他长的很英俊，炯炯有神的眼睛，端正的五官，加上和蔼可亲的风范，很有人格魅力。他是山东人，讲一口地道的山东话，但并不是那种很擅长演讲的人。他讲起话来很慢，一句一句的，总像是在拉家常，但是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严，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高书记常常下乡到我们村里来，但是我却很少有机会和他说上话，每次也就能远远地看着他。他每次来队里都停留很短的时间，来去匆匆的，而且身边总是围着很多人，轮流着汇报工作。但是通过工作组，我知道了他很关心我，每次来都专门了解我的情况。那时我们小队一共有六个知青，都是女孩，我最小，也最不起眼。又由于我们都是中学同班同学，在中学时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总遭到歧视。虽然和这些同学结伴到一个队里，是因为她们还算是善待我的朋友，但是得不到尊重仍是常有的事情，这麽多年早已经习惯了。所以当知道县委书记这样特别的关心我，受宠若惊之余，有了一份难以言表的温暖和感 动。

       自从参加剧团演出后，我就时不时的被派往县城参加一些活动。后来才知道，是高书记怜惜我小小的年纪能写会编，想将来把我调到县委宣传部去，而那些活动都是高书记特意安排推荐的。他曾让县委宣传部调我参加水浒的巡回演讲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走遍了本县所有的公社。还记得我当时负责讲的段子是李逵大闹忠义堂，并在巡讲结束后在全县的万人大会上作汇报演讲。后来县里文化馆主办文学创作班时，我竟也在被邀请之列。在县城混得久了，也认识了不少县里的名人。可那时我毕竟只是个孩子，不太会和人打交道，自我感受还是被人歧视的异类，见了当官的总是绕着走。

       在生产队里，高书记也尽力给我提供经受锻炼的机会，听说他曾提议让我担任小队的会计，最后不知什么原因不了了之。有了这些关照，我在农村的日子过得比其他知青要轻松许多。那时的我，思想激进，争强好胜。毕竟受了共产党那麽多年的教育，很相信毛主席说的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没有像我的一些同学们那样消极的苦菜菜的混日子，而是兴高采烈的融入了农村的生活当中，和当地人打成了一片，不怕苦不怕累，受到了乡亲们的喜爱和称赞，总是被评为劳动模范和优秀知青什麽的。当时县里大抓棉花生产，我们队也成立了植棉小组，组员是一色儿的女孩子，有知青，也有当地的小闺女们。我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植棉组长，被派到县里接受师范大学生物系主办的短期面授班，学了很多种植棉花的技术和经验。后来经过努力，我们的试验田还真的成功地打破了高产纪录，被邀请去各地介绍经验，着实风光了一阵。也算给县委书记争了光，没有辜负他的一片苦心。不久我还被糊里糊涂地当选为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想来高书记在里面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实那年我只有十九岁。

       在县城工作或开会的时候，曾经和队里的领导一起拜访过高书记的家。他的家在县城的小巷深处，是个大杂院，住的都是县里的领导。他的家里很简朴，房子是农村常见的普通平房，中间一个堂屋，两边是卧室。房子不大却干干净净的。他的妻子也是县里的干部，一个同样热情憨厚的人，待人非常诚恳。尤其是他的妻子，每次见到我都说：“咱老高家的人就是老实。” 还嘱咐我有事尽管到家里来找她，不要不好意思。可我从来没有麻烦过他们，也没想过要在他们那里得到什麽好处，因为他们是正直善良胸怀坦荡的人，是难得的君子。我见到过他的孩子们，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是很出息的年轻人。他的小儿子和我的年龄差不多，是个复员军人，也在县里工作。其实他们对我就像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从他们夫妇那里，我感受着一种文革后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