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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井是当年日本举办的收罗大小汉奸的兴亚院的负责人，收集中国情报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负责人，作为特务头子他的回忆录具有很高史料价值，但必须结合当时历史来分析否则会被误导，岩井在回忆录中写了他与潘汉年袁殊等中共情报员共同工作经历，明确了几个事实，一是潘汉年主动找日本特务机关提供情报，二是潘汉年主动通过袁殊告知日方其真名和中共代表身份，三潘通过岩井向日军提出中共和日方停战，四是潘汉年在南京和汪伪日本总顾问，日本大本营代表影佐祯诏少将谈判后，由影佐介绍和汪精卫会面。岩井书中说1939年底兴亚院主管袁殊介绍潘汉年来见面，袁殊告诉他，中共一位和周恩来一起工作的人想和他会面，他化名胡越明，真名是潘汉年，你不要揭穿他，请注意，如果没有得到授权袁殊向日本人提供潘的真名那等于叛变，必然被中共制裁，岩井说和潘见面后潘提供了一些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这里的情报应该是国军和重庆政府的情报，但日方怀疑潘的真实动机对潘进行了试探，岩井在一次会面中要求潘提供中共的军事政治情报，他以为潘会断然拒绝，没想到潘沉思了一会儿，答应了，过了两个月潘提交给日方一份名为新四军作战经过和建军目标的长篇报告，日分经过分析认为情报可靠，而且这份情报已经在日本外交史料馆中被日本学者找到了，之后，潘和日本合作进入蜜月期，日本对潘提供的情报价值给予极高的评价，从1940年每个月给潘秘密经费二千港币，1940年上海一位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探长年薪也只有400多港币，获得日方信任后，潘介绍了许多中共人员进入岩井公馆工作，岩井提到了几个人，其中之一是廖承志，潘还以方便收集情报为由要开办刊物，一次就拿走一万港币，日本人大方给钱唯一的原因是潘提供的中国军政情报具有很高价值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一天潘向岩井提出想和日本军方会面商谈停战，岩井书中说他对此大吃一惊，说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估计不行吧，这是掩盖，他应该向日军转达了潘的建议，而日军拒绝了，拒绝理由无外乎不相信潘的身份和当时日军处于强势对停战不敢兴趣，后来他又说自己是那种对于别人托付哪怕再困难也要办到的人，岩井去南京找了日本大本营派驻汪伪最高顾问，汪精卫太上皇影佐祯诏，最后影佐同意见面，而影佐同意见面肯定要先请示东京，潘也必须拿出能够证明其延安代表的可信证据，岩井回上海就安排袁殊陪同潘去南京和影佐谈判，谈判结果和内容是什么，岩井含糊其辞只说双方谈了三天，潘提出中共军队不骚扰日军破坏日占区，不破坏日军交通线，日军也停止对中共根据地进攻放松封锁，允许中共在日战区购买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交通线，谈判后，影佐介绍潘汉年和汪精卫主席会面，双方对某些议题有默契，以后的事实证明如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3年日军转入防守，从中国抽调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日军收缩防线，放弃了苏北七个县，而这七个县都被中共接收，双方配合默契日军走共军来，和平交接就差一个交接仪式。
潘汉年和袁殊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叛国投敌的汉奸，但这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还是受命所为，因为中共档案没有公开不能下结论，有一件事可以反证毛和中共高层知道潘的所作所为，新四军负责人饶漱石从新四军情报渠道得知潘和日汪和谈的情报，电告毛，怀疑潘已经叛变，要求召回潘汉年审查，毛迅速回电，而且是以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任弼石康生集体名义回电，潘是可信赖的同志，不要相信敌伪的造谣，说明了什么？在中华民族抗战最危机时刻，潘汉年和他代表的势力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和侵略者合作换取一党的私利，这种行为比公开当汉奸还要可恶，一分抗战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才是这个自封的中流砥柱在抗战中真实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