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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巨型水库大坝工程 引发冲突

京港台:2020-12-8 02:00| 来源:法广 | 评论( 15 )  | 我来说几句


又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巨型水库大坝工程 引发冲突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王维洛:老祖宗留下的自然生态遗产一点都不能丢。

  一、两本书

  在讨论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工程之前先介绍两本书:一本是Patrick McCully撰写的《Silenced River》(麦克考利的《沉默的河流》);一本是Brahma Chellaney撰写的《Water – Asia´s new Battelground》(切拉尼《水——亚洲的新战场》)。

  麦克考利在三峡大坝工程上马之前曾说过:三峡工程是斯大林主义的最后一个工程。但是他没有看到,在中国有了三峡工程之后还会有其他更大、更加疯狂的斯大林主义工程。切拉尼在书中指出,未来的战争不是争夺石油的战争,而是争夺水资源的战争。最可能发生争水战争的地方是在亚洲的水塔——西藏高原。

  二、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工程

  据中国能源报微信公众号报导,2020年11月底,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董事长晏志勇在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提出“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近8000万千瓦。其中,下游的“大拐弯地区”在5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形成2000公尺的落差,汇集近7000万千瓦的技术可开发资源,规模超过3个三峡电站(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晏志勇称,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近6000万千瓦水电开发后,每年可提供近3000亿度电力,每年可为西藏自治区带来人民币200亿元以上的财政收入,并称这将是一项生态工程、国家安全工程(水资源安全、国土安全等)、民生工程、能源工程和国际合作工程。晏志勇特别强调指出,开发案已经敲定,因为文件中写得很清楚是“实施”。

  2020年12月2日中国驻印度使馆发言人嵇蓉参赞就中国将在雅鲁藏布江下游进行水电开发有关报道答记者问时称:中方对跨境河流开发利用一贯秉持负责任的态度,实行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政策。任何项目都会经过科学规划和论证,并充分考虑对下游地区的影响,兼顾上下游的利益。目前雅江下游开发尚处于前期规划和论证阶段,外界没有必要过分解读。嵇蓉的这个回答没有任何信息含量。

  中国水电开发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一个从东向西、从汉族居住区向少数民族居住区、从国内河流向国际河流逐步推进。一个工程都是几起几落,最初反对意见大,然后反对意见渐渐消声,什么科学规划和论证都是为决策者的注释,是决策在前,论证在后。

  三、墨脱水电站

  晏志勇所说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工程就是在媒体中、在网路上传播已久、而且不断更新消息的墨脱水电站。2019年就有报道说:墨脱水电站将在2030年至2035年开建,2045年前建成,作为建国100年的献礼。

  最早提出开发雅鲁藏布江下游水能资源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进入西藏高原的科学综合考察队。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陈传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建议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陈的方案大致是: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上修建水库,抬高水位,然后打一条16公里长的隧洞引水至支流多雄河,落差达到2300多米,可以开发3级电站。2002年,陈传友又在《工程科学》上发表文章,再次探讨大拐弯建设水电站的问题。陈传友建议的坝址与现在的方案不同。

  2006年8月19日至22日,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后任水利部副部长)率领考察组对毗邻印度实际控制区边界的西藏林芝地区墨脱电站背崩乡厂址进行考察(西南诸河水资源管理和开发规划归长江水利委员会)。陪同蔡其华一行考察的有西藏水利厅厅长白玛旺堆、林芝地区水利局党委书记洪强、墨脱县县委副书记张海波、墨脱县水利局局长杨郓等。当时提出的开发规划大致如下: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段水电站由二级水电站组成,包括一级林芝水电站和二级大拐弯水电站,总装机约5260万千瓦(两级水电站的总装机相当于2.3个三峡工程,不是3个三峡工程)。这样的设置主要是考虑到支流尼洋河在大峡谷入口的派区(海拔2900多米)上游约40公里处汇入雅鲁藏布江干流。位于尼洋河畔的藏南重镇八一镇(距尼洋河河口20公里,海拔2980米),在军事上、经济上、交通上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异地搬迁没有可能,所以二级大拐弯水电站不宜设高坝,而只能设低坝,水库正常蓄水位不能超过海拔2975米(保证八一镇不被淹没)。

  一级林芝水电站的坝址位于尼洋河河口上游约60公里处,作为龙头水电站,坝高150米至200米,或者更高,总库容和调节库容待定,但考虑到此段雅鲁藏布江地形和水文条件,此水库肯定要具有年调节性能,库容不能过小(三峡水库不具备年调节性能),发电装机容量36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150亿千瓦时。

  二级大拐弯水电站位于尼洋河口下游约20公里的德阳,大坝为低坝,坝高约50米,正常蓄水位以不淹没八一镇为标准。水电站利用250公里大拐弯约2200米的天然落差,截弯取直开挖4至6条长约20公里隧洞引水发电。引水隧洞的出口在山南的一条山谷里,利用山谷的自然走势,设置9座阶梯水电站(见图示)。九个阶梯水电站总落差2200米,总装机约4900万千瓦。(70台7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约3200亿千瓦时(考虑每一个水电站的装机容量均小于三峡工程)。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还有其他设想,在此不做一一介绍。

  四、雅鲁藏布江干流水电开发工程

  实际上雅鲁藏布江干流水电的开发并没有从水能资源最丰富的下游段开始,而是从中游段先动手。在加查峡谷段短短38公里的河流上要建设五座水库大坝(加查(最大坝高84.5米)、藏木(最大坝高116米)、街需(最大坝高117米)、大古(最大坝高124米)、巴玉(最大坝高145米)),如果再加上下面的三级(冷达、仲达、朗镇),在不到100公里的河流上建设八座水库大坝。水库大坝的密度足以使河流生态系统窒息。藏木水库大坝已经在2014年11月23日开始发电,2015年10月13日全面运行。加查水库大坝首台发电机已经在2020年8月11日开始发电。大古水库大坝现在称DG水库大坝,目前正在积极施工之中,预计在2021年投产发电。朗镇大坝下游就是一级林芝水电站的坝址。

  在雅鲁藏布江支流上的水电开发则是更早的事情,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开工建设的羊卓雍湖水电站。

  晏志勇说西藏目前水电资源开发程度极低,仅为技术可开发量1%左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目前西藏已经是一个水电外输的省区。至2020年9月27日,西藏已经向外输送水电突破40亿千瓦时。仅雅鲁藏布江干流上的藏木水电站发电机容量51万千瓦,加查水电站36万千瓦,大古水电站66万千瓦,加上果多水电站16.5万千瓦,苏洼龙水电站120万千瓦,就已经远远超过技术可开发量的1%。2020年8月21日徐佳成在《我国水电行业面临问题和后续开发方针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截至2019年底,西藏自治区已在建水电装机仅占该区技术可开发量的2.6%,装机总规模约150万千瓦,徐佳成尚未考虑2020年间完成的发电机容量。

  五、实施墨脱水电站的可能性

  这里讨论的实施墨脱水电站的可能性,不是实施墨脱水电站的可行性。

  与2006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考察墨脱水电站坝址的时机相比,晏志勇所说的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工程的可能性是增加了:

  第一,政治决策层治国理念的不同。习近平与胡锦涛相比,其治国理念更加接近斯大林主义,习近平是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长起来的,头脑中的改天换地的大无畏精神也是来自斯大林。习近平上台八年,除了把百万贪污官员关入监狱外,经济上没有什么大建树,特别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更是一个笑话。对比前几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有三峡工程,胡锦涛、温家宝有南水北调工程,习近平也急于干出一两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第二,中国知识分子比先前更加识时务,认清迎合政治决策层比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更为重要,认为个人的名利比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更为重要。当年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有黄万里、陆钦侃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而如今对许章润、蔡霞、方方、耿潇男等人的处置,已经使独立知识分子失去发声的可能,甚至失去生存的可能;

  第三,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压力。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并不乐观,要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就只能回到加大对基本建设投资的老路上来,用投资来拉动GDP的增长,保证就业。所以水电大开发、长距离调水工程等都是决策者优先考虑的项目。近几年中国在西部地区的水电开发热情接近疯狂,除西藏以外的其他省区的水电资源几乎开发殆尽,唯一剩下的就是西藏自治区,而西藏自治区的水电资源集中在雅鲁藏布江下游;

  第四,西藏自治区领导的积极性。晏志勇称,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投入运行后,每年可以为西藏带来200亿元以上的财政收入(2019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仅为221.9亿元,中央财政补助1901.2亿元)。如果按照三峡工程论证的方法,每发一千瓦时的电可以创造12元人民币的GDP,晏志勇说的每年3000亿千瓦时的电量可以创造3.6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就像当年郭开推销朔天运河工程时对西藏自治区领导说每年可以为西藏带来2000亿元以上的财政收入一样,这些地方政府的领导、特别是是汉族干部,一定会对这项工程大力支持;

  第五,减排的压力。中国政府承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於2030年达到峰值,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建造大型水库大坝工程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措施,但是真正在提高能源消费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做得很少。如果国际上把大深水库增加的甲烷排放也算入二氧化碳排放量中,中国政府的努力则是白费了。可惜目前还没有把大深水库增加的甲烷排放量计算其中,所以中国政府还会抓住开发水电这根稻草;

  第六,交通条件的改善。青藏铁路已经建成,从拉萨延长到林芝站的铁路,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2022年建成通车。拉萨到林芝站的铁路,也是川藏铁路的一部分。川藏铁路从成都经雅安、康定、昌都、林芝、山南到拉萨,部分区段已经于2014年底开工建设。另外通往墨脱的公路也已经有很大的改善;

  第七,高坝技术的成熟。雅鲁藏布江干流水电开发工程要依赖坝高200米甚至更高的大坝,这些地区地震风险很高,地质条件也不好。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建造高坝技术超级强国,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放弃了这项技术。比如大渡河上双江口大坝坝高312米(一说314米),雅砻江上的锦屛一级大坝高305米,两河口大坝坝高295米,澜沧江上的小湾大坝294.5米,金沙江上白鹤滩大坝高285.5米。今后还有更多甚至更高的大坝在西藏高原出现,最后达到坝占西藏高原的目的;

  第八,隧道技术的引进和成熟。1997年中国从德国引进隧道掘进机(tunnel boring machine缩写TBM)用于西康铁路的秦岭隧道开掘。利用引进、共同生产、逆向开发和弯道超车,中国已经能够自己生产隧道掘进机,并大量投入国内外工程的使用,比如从金沙江调水到昆明的滇中调水工程。在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工程必须采用长距离、大规模的隧道技术,长江水利委员会原来计划也可能更改,引水发电的隧洞可能不是20公里,很可能会更长。

  上面讲了有利于墨脱水电站实施的条件。下面谈谈反对墨脱水电站实施的原因。

  六、墨脱水电站的风险

  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工程的风险很大。

  第一,基础数据不足,特别是雅鲁藏布江的水文资料不完善。都说雅鲁藏布江在出境处年径流量达1654亿立方米(墨脱县巴昔卡,图2中右边最下方)。这是中国政府承认的中印两国边境线。右下方突出的这一块地区,就是中方所说的藏南地区,但是目前在印度的实际控制下,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墨脱县巴昔卡在印度的实际控制区内,在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内。

  雅鲁藏布江主要水文站分布示意图 © :【刘剑、姚治君、陈传友:雅鲁藏布江径流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载《自然资源学报》第22卷第3期(2007年5月)】

  图2、表1来源:【刘剑、姚治君、陈传友:雅鲁藏布江径流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载《自然资源学报》第22卷第3期(2007年5月)】

  雅鲁藏布江主要水文站径流年变化值 © :【刘剑、姚治君、陈传友:雅鲁藏布江径流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载《自然资源学报》第22卷第3期(2007年5月)】

  如陈传友等在文章中所表明的,中国境内最后一个主要水文站是奴下,位于尼洋河入雅鲁藏布江的河口处,多年平均径流量605.71亿立方米(一说601亿立方米,已经包括尼洋河流量),就是加上帕隆藏布与其支流易贡藏布的年径流量372.2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径流量一共不到1000亿立方米,而雅鲁藏布江在出境处年径流量达1654亿立方米,两者相差600多亿立方米。

  中国的科学家谁都不敢涉及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问题,是一个天大的政治问题。2018年6月27日习近平在会见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im Mattis)时明确表示,“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但是涉及到墨脱水电站工程这个具体问题时,这又是一个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技术问题。发电厂到底安置在什么地方?到底按多少径流量来进行设计?没有习近平这座一尊发话,中国的科学家,就象晏志勇一样,只敢说雅鲁藏布江在出境处年径流量达1654亿立方米。但是按照这个数据进行规划,工程上是必错无疑。从工程上来说,必须在坝址处、在中印实际控制线处新设水文站,实测和收集水文数据,十几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后才有可靠的水文数据基础;

  第二,地震、地质灾害风险。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是强烈地震高发区。最近的一次大地震发生在2017年11月18日,地点是林芝市米林县,震级为6.9级,震源深度约为10公里。1950年8月15日,墨脱/察隅发生一次8.6级大地震。地震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南迦巴瓦峰东侧东喜马拉雅构造结雅鲁藏布江断层带的墨脱断裂上,这是中国有仪器纪录以来所纪录到的震级最大的地震,也是已知由聚合板塊邊緣碰撞所引起的地震规模最大的地震(参见维基百科1950年阿薩姆-西藏地震)。墨脱地震最大地震烈度可能达到12度,地震波及整个西藏及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附近的西藏墨脱县、察隅县和印度阿萨姆邦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在中国境内造成了约4000人死亡,在印度境内的死亡人数也达到了1526人。该次地震所引起的山崩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震山崩。中国媒体没有公开报答,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正在建设中的武都大坝产生13处贯穿性裂缝。震后经修补,大坝投入使用。2020年长江5号洪水和嘉陵江2号洪水淹没重庆部分市区,紧急转移26万市民。造成长江5号洪水和嘉陵江2号洪水的一个原因就是四川的震损水库在遭遇暴雨情况下的紧急泄洪,特别是武都大坝。

  最近的一次大滑坡、堰塞湖发生在2018年10月17日凌晨,林芝市米林县派镇加拉村附近雅鲁藏布江峡谷发生山体滑坡,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随即启动林芝加拉村雅鲁藏布江地质灾害Ⅰ级应急响应。堰塞湖最大滞水量超过5.5亿立方米,蓄水高达超过30米,受灾居民超过6千人,受影响居民超过1万人。几天之后,10月29日10时11分许,又有滑坡体滑入江中形成堰塞湖,造成第二次堵江。

  滑坡体位于奴下水文站下游约70公里处,距墨脱县城约175公里。这里距离二级大拐弯大坝坝址下游不远处。根据刘传正、吕杰堂等的《雅鲁藏布江色东普沟崩滑-碎屑流堵江灾害初步研究》,依据调查访问和历史卫星影像解译,雅鲁藏布江则隆弄冰川、色东普冰川活动引发的崩塌滑坡碎屑流堵江事件已多次发生:

  1950年,墨脱震级8.6级大地震引发则隆弄冰川跃动,冲入雅鲁藏布江;

  1968年,则隆弄冰川活动引发两次直白沟冰崩泥石流事件,堵江后造成水位壅高;

  1984年以前发生过大规模堵江事件,后从左侧自然漫顶过流;

  2014年,色东普冰崩造成大规模堵江事件,堰塞坝不断累积,后从左侧自然漫顶过流。

  以及2018年10月和11月的两次滑坡和两次堵江。

  如果实施墨脱水电站后再次发生这样的大滑坡和堰塞湖灾害,无论是在大坝下游还是大坝上游,都将是灾难性的。但是决策者无法确定,这样的灾害在将来不会再发生。

  第三,气候变化风险。自然资源部地灾防治中心首席科学家殷跃平指出,气候变化是西藏高原山体滑坡多发的诱因之一,在2018年林芝米林的山体滑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殷跃平表示,经专家组鉴定,米林滑坡的重要原因在于冰崩,冰崩体带着冰丘一直堆到江边,把雅鲁藏布江阻断。由于气候持续变暖,青藏高原暖湿化加剧,雪山雪线也随之后退,冰川或者冰湖后退,意味着冰雪更多地消融,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冰碛物累积、更多冻土溶解。这样一来,高原河谷的崩滑事件势必增多。殷跃平说,中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所发布的科考成果,也印证了青藏高原暖湿化加剧这一诱因。近50年来,青藏高原升温率超过全球同期平均升温率的两倍,青藏高原及其相邻地区冰川面积退缩达15%,高原多年冻土减少16%。冰川雪山的退缩消失,在短期内会增加源自青藏高原河流的水量的增加,中长期来看,那是毁灭性的,河流的水量会大幅度减少,趋向枯竭,引起下游严重干旱,甚至是地理环境整体改变。

  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戴定忠在《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及泥沙问题浅析》的讲演中指出,三峡水库投入运行后,库区自然生态状况发生变化,比如2006年度库区平均降水量为877.6毫米,较常偏少244.6毫米;库区平均气温18.8度,较常年偏高1度,高温日达40天至60,重庆大部分地区极端气温达38度至40度,破历史最高纪录等等。墨脱水电站工程的建设,必然会增加大峡谷地区的平均气温,加速雅鲁藏布江两岸冰川、雪山的融化。

  此外,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通过雅鲁藏布江峡谷进入喜马拉雅山北侧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包括拉萨、日喀则、林芝、山南等地,使得这里还有相当多的降水。当墨脱水电站的几百米高大坝矗立起来之后,大坝阻挡了暖湿气流向大坝上游地区的推进,大坝上游地区的降水会明显减少。葛优在《不见不散》的电影中描述了牟其中的一个梦想,在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缺口,让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进来,使得西藏变为塞北江南。建造墨脱水电站的作用,正好是用大坝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喜马拉雅山的这个自然缺口人为地封堵起来,增大西藏地区沙化的风险。

  最后,雅鲁藏布江的江水被大坝阻挡,然后进入引水隧洞去推动水轮机。那么大坝下游的河道怎么办?成为干涸的河道?若要保证河道里有足够的水流,就必须有一部分水不进入引水隧洞,不能直接用于发电。这样就必须会减少发电装机容量,减少年发电量。但是这些问题在蔡其华、晏志勇的计划中并没有考虑到。

  第四,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全球抬升最快的地区,这里有从高山冰雪带到低河谷热带季雨林等9个垂直自然带,集合了最丰富的动植物、微生物资源,它是世界上山地垂直自然带最齐全丰富的地方,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缩影之地。大峡谷有维管束植物3768种,鸟类232种,昆虫1500种,还拥有大量大型真菌、两栖爬行动物、哺乳类动物、锈菌等等,可以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地球上物种的宝库。中国著名的生态环境保护家杨勇在中外对话论坛上发表题为《雅鲁藏布江水电开发面临的挑战》的文章,指出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的水电项目恐将威胁其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杨勇写道:“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20世纪最重要的地理大发现,它被称为基因多样性的宝库、水汽输运机,还蕴藏着丰富的水能。但我在考察大峡谷的过程中发现,壮丽的峡谷自然环境不容乐观。这里的地质构造还很年轻,地质活动依然活跃,再加上生态脆弱,开发工作面临巨大挑战。人类活动会在此引发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可能导致生态系统无法恢复。”按照目前已知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水电开发计划,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三峡工程、超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如茅于轼先生在批评三峡工程决策时所指出的那样,为什么不见论证它寿命结束时的状况和后果?目前核电站在全世界前途不妙,为什么,就是因为其退役后这块土地永远不可使用了。再比如三峡的景观,现在看来它的价值不及发电,但再过几十年呢?也许到那时几十亿度电很容易获得,也许电已为其他能源替代,可三峡不会再有,失去的就永远失去了。判别的标准是有时代性。茅于轼先生这样的思考也适用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水电开发工程。

  在秦岭别墅案的处理中,显示了习近平对秦岭生态环境价值的重视,对秦岭生物资源保护的重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生态环境价值,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生物资源绝对不会在秦岭之下。习近平说,“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那么老祖宗留下的自然生态遗产也是一点都不能丢。

  第五,水资源用途的矛盾。许多读者一定还记得,就在2017年、2018年,王浩等六位院士在全国大力推广水资源最优配置的“红旗河工程”。据说红旗河工程是水资源综合利用与开发工程,有发电、灌溉、旅游、防洪与航运、国土利用等综合效益,可以根本扭转中国西部地区缺水局面,一举解决影响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瓶颈问题、能源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以及就业稳定问题等。完工后有可能开发出8亿亩沙漠土地,可以再造半个中国。仅此一项,完全有可能提前若干年把我国的GDP上升到100万亿级别台阶以上。这个红旗河工程调水的初始点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水电开发计划中的二级大拐弯水电站的位置重叠。试问: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流水是用于发电呢还是用于解决西部地区的缺水问题?到底是听王浩等六位院士的还是听晏志勇的?

  第六,筹集资金的困难和用电需求的不足。徐佳成在《我国水电行业面临问题和后续开发方针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近15年以来,大型水电站单位千瓦装机投资增长了1倍,比如雅砻江上的两河口水电站的单位千瓦投资高达22152元,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三峡工程的单位千瓦投资额。按照单位千瓦投资2万元和晏志勇所说的6000万千瓦发电装机容量计算,工程投资额将高达1.2万亿元,是6个三峡工程的投资额。中共政府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依靠征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来承担了三峡工程的造价,民众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投资回报。中共政府又通过继续征收重大水利工程基金来解决三峡工程遗留的移民和生态环境问题。三峡工程之所以能够“挣钱”,是因为它不用支付利息和还本,它的投资是民众“无偿贡献”的。那么墨脱水电站工程的巨额资金哪里来?中共政府还能再割一次韭菜吗?

  自从2011年以来,中国水电产能过剩的问题越来越显露出来,四川和云南两省的水电站弃水现象特别严重,大渡河水电站弃水率高达50%。果多水电站投产后就无人问津所产生的电力,随即出现投资亏本的现象。将来谁来消耗墨脱水电站产生的巨大电力?晏志勇说这是国际合作工程,意思是指墨脱水电站的一大部分电力将出口到国外。从中共出口到东盟的电力来看,其价格远远低于国内的电价。就是说用中国百姓的钱来补助电力出口。这样水电开发工程有意义吗?

  第七,藏人的反对。在这里向读者推荐兰州大学韩雪梅的《论藏区习惯法对环境的保护及其特点——兼论青海地方环境保护法制对藏区习惯法的借鉴》一文。韩雪梅指出:藏族人全民信教,藏传佛教在藏区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佛教中的行善、惜生、因果轮回的观念对藏区人民的生活方式、人生价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万物都具有成佛的根据和可能性,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因此,人只是生物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没有“人是万物之主”的观念,能平等对待一切生命。

  在西藏人的心中,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神居住的地方。雅鲁藏布江是藏人的母亲河,是西藏文化的摇篮。韩雪梅说:在藏族原始宗教苯教中,敬畏自然生态观的“神圣”观念对藏人的影响最深。藏族人认为青藏高原是一块“圣地”,“神圣”的神山神湖是本民族的祖先和保护神。出于对这块“神圣之地”的崇敬规定了各种各样的禁忌规范人的行为。如对神山的禁忌有:不能在神山上挖掘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树或者将神山上的任何物种带回家去;对神湖的禁忌有:不能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不能在湖(泉)边堆脏物和大小便;不能捕捞水中动物(鱼、青蛙等)。违反这些禁忌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神的惩戒,带来灾难。藏族人对神山神水的禁忌“已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或公约,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坚定信念。”

  藏人认为人只是生物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没有“人是万物之主”的观念。这与古代汉人对自然、天地人的理解是一样的。老子《道德经》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它自身为法则。人、地、天、道、自然的地位次序是十分明确的。

  前面提到西藏自治区的第一座水电站羊卓雍湖水电站,当年班禅大师就坚决反对西藏水电开发,担忧水电开发会对西藏气候以及高原生态带来的负面变化。班禅大师在世,中共政府只好暂时搁置了这个计划。。班禅大师一圆寂,李鹏把羊卓雍水电工程项目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西藏自治区政府,接着武警水电纵队作为施工队伍进入了西藏。

  2004年9月位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境内(交界)处大渡河上的瀑布沟水电站发生数万居民阻挠工程建设的群体事件,最后中共政府动用军队进行镇压。参与抗争的民众中有许多藏人和彝人。

  目前在四川、云南、四川等地建设水库大坝工程,移民涉及许多藏人,但是工程一般不录用藏人移民参与工程建设,担忧藏人会破坏工程设施。

  所以,藏人绝对不会支持墨脱水电站工程的建设。

  第八,战争的风险。源自西藏高源的雅鲁藏布江是一条国际河流,流出西藏进入印度境内之后被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在藏南地区又称SIANG河),从印度流入孟加拉国称贾木纳河,最后流入印度洋。

  很多中国民众不知道,2000年中印两国差一点进入战争,原因是堰塞湖的溃坝和双方信息的不互通。2000年4月9日,中国波密县境内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易贡藏布江峡谷周边的山体突发滑坡,超过3亿立方米的滑坡体从海拔5500多米的山体上崩塌下来,在易贡藏布江峡谷内形成了一个长3000多米,宽1500米,最高处达90米的巨型大坝,坝后形成一个巨大的堰塞湖。两个月后的6月份,堰塞湖的湖面面积已达34平方公里,蓄水量超过30亿立方米。6月10日晚上7点,滑坡体形成的大坝体承受不住不断上涨湖水的压力,发生溃坝。溃坝洪水形成了高达100多米的水墙,一路下泻。溃坝洪水流入印度实际控制区内,使SIANG河的水位上升30余米,超过50万人的房屋被冲毁,损失十分惨重。由于中国没有报道易贡堰塞湖溃坝,中国政府也没有通报印度政府。印度媒体以为是西藏地区某一人工大坝的溃垮而造成的洪水。一时印度国内群情激愤,反对中国的呼声高起,两国边境部队为此进入警戒状态,差一点触发战争的按钮。经历这次洪灾之后,印度方面十分关注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修建水库大坝一事。

  其实印度政府一直以来也计划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建造水库大坝,其中最大的一个大坝工程位于藏南地区SIANG河上游、发电装机量为1100万千瓦的水电站,其规模仅次于中国的三峡工程和巴西的依泰普工程(指21世纪初的情况)。该工程是印度国家25年建设计划内的重点工程,当时可行性研究的勘察和调查正在进行,环境影响报告也将完成。SIANG河的中游和下游也计划各建一座水库大坝,但规模比上游大坝略小。据印度报纸和国际河流网络报导,印度方面从2003年12月就已经开始进行第一阶段工作,清理施工现场。水坝的高度,将只考虑是否会淹没阿鲁纳恰尔邦内的国家重点文物,包括TUTING僧院和迪汉-迪邦河生物圈保护区。这个工程规划受到拖延,原因是当地居民和环保组织的坚决反对。

  对于印度政府的这些水电开发计划,中国政府表示坚决的反对,因为水库的蓄水将增加西藏墨脱地区和雅鲁藏布江峡谷的洪水风险,并对墨脱水电站的规划设计产生不良和不可估计的影响。当时一些中国民众也是群情激愤,有人呼吁中国政府摧毁这些大坝工程,如果印度政府将大坝工程付诸实施的话。

  郑州大学闫昭宁在《中印水资源之争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以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为例》一文中指出:中国和印度是两大崛起中的亚洲国家,两国对水资源需求量的持续增长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之间的跨界河流,因对其有限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对该跨界河流的开发利用,从而引发两国之间水资源纷争问题。闫昭宁认为,水资源的纷争涉及两国间的政治互信及领土争端,跨境水资源问题由此演变为水政治问题。

  《水:亚洲的新战场》的作者切拉尼是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所的教授,他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水电霸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修建的水坝比中国更多,并且中国修建的水坝数量要比其他国家修建的总和还要多。由于中国国内河流修建的水坝已经饱和,中国越来越倾向于在其流向邻国的国际河流上修建水坝。而且中国在水资源利用和水坝修建方面越来越习惯于采取单边主义做法,在修建水坝工程时,不乐意事前与邻国商讨新水坝的修建会对他们造成何种影响。中国政府有意避开水资源方面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并且拒绝解决邻国的疑虑。最后切拉尼指出,在多年否认计划在亚洲主要河流之一布拉马普特拉河上修建大型水坝的计划后,中国最近宣布即将开工(笔者注:当时指藏木大坝)。布拉马普特拉河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最大水源,任何河水改道对两国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为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提供水源,而这个地方恰好又是中印最大的领土争端所在地。如果中国的水坝建造计划通过,那么就很可能引发安全局势紧张和水资源的政治化。所以切拉尼在书中指出,未来的战争不是争夺石油的战争,而是争夺水资源的战争。最可能发生争水战争的地方是在亚洲的水塔——西藏高原。

  无论是中国学者闫昭宁还是印度学者切拉尼都认为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的跨境水资源问题将演变为水政治问题。如果两国政治家缺乏智慧,那么如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Der Krieg ist eine bloße Fortsetzung der Politik mit anderen Mitte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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