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石 之二

2.

       在这个店里，一些奇石看着像食物，这始终是流行的中国艺术主题之一，我认出一些以前很喜欢的：一棵石头白菜，一片石头火腿。然而在我紧张的情绪中，所有的形状看上去没什么分别，我随便挑一块，问一下价格。

    “两千元，”店主说。他看我缩了手，那差不多是两百五十美元啊。“但是我们可以卖便宜些，”他很快地补充道。

    “你看见吗，”戈迪对我说，“其它东西没有一件掉下去会碎。”

   他说得很对，真是不折不扣的奇怪透顶。首先为什么玉船会摆在那儿呢？作最坏的打算，我希望戈迪的个子可以阻吓暴力，他六呎一吋高，个头很壮，剃平头短发，有着一个中国人觉得很帅的德国高鼻子， 但我从没遇见比他更温和的人了。我们谦恭地拖着脚步朝门口挪动，那些人依旧站在那儿不动。“很抱歉，”我说，“我们什么都不想买。”

店主指着那堆绿色的碎片，“怎么办？”他很温和地说。“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戈迪和我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五十元起跳，他从皮夹里取出钞票，相当于六美元，店主不出声地收下了。穿过停车场的一路上，我期待着感觉有只手会搭到我的肩膀上。我发动了切洛基，转动轮胎，掉头回到110国道上。当我们到达张家口的时候，我还在发抖。我们把车子停在一个货车停靠站吃午饭，我大口地喝茶来使神经安定下来。听说我们是美国人，女招待变得很兴奋。

“我们老板去过美国！”她说，“我去叫她!”

这老板是个中年人，头发染得和皮鞋一样黑，她到我们桌子来，张扬地递给我们一张名片，这名片一面是中文，另一面是英文：

     美利坚联合资源公司

     金芳栁

     业务副经理

     中国

上面烫金的是美国总统的徽章，看上去很像是真的，就只差那只老鹰了：这只张家口老鹰短翅膀、粗脖子、拖着两条棒槌腿，即使它扔掉盾牌和弓箭，我很怀疑它是否还飞得起来。 名片的一角，有小字型印着：

     荣誉主席

     杰拉德-福特总统

“这是个什么公司？”我问。

“我们在张家口这里做餐馆生意，”这女人说。她告诉我，她的女儿住在维吉尼亚的罗诺克，经营着另一家餐馆。

我指着名片的角上。“你知道这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骄傲地说，“他曾经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这个餐馆有什么关系呢？”

“只是一个荣誉职位，”金女士说，她挥着手，意思是说，无须告诉福特先生有关我们这个张家口的货车站的事！金女士给了我们折扣，告诉我们随时再来。

我们在集宁市停下过夜，气温跌到华氏十几度，雨已经变成了雪。我开进我所能找到的第一家旅馆，它有个蒙古名字，叫乌兰喀布，大堂大到居然有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了，旁边尽是球和瓶撞击的声响，到此刻我才知道这次旅行是朝哪里走的。

和戈迪一道旅行总要预计到风险，有意思的事儿总是在他在场时发生，可他却一点也不以为意，他的安全警戒线是低到完全没有判断力的地步。在我所知道的和平队里的中西部难民中，他可算是最出格的。当我们这一组在旧金山会合出发时，戈迪带着最小的一包行李出现，随身带着不到一百美元的全部积蓄。

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西南部，从小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他的母亲十九岁时就有了两个孩子，此后她竭尽所能到处找工作，在酒吧调过酒，在办公室工作过，还在假日酒店里做过女侍；最后在明尼苏达的沃廷顿，人口一万人的小镇，她得到一个工厂生产线的工作，专门制造面包袋所用的钮结。他全家住在一串拖车和出租公寓里，摩托车经常地和家庭生活为伍，科迪的母亲是个狂热的摩托车手，夏日里他们参加中西部各地的哈利-戴维森摩托游行和牛仔民俗大赛，他观看母亲的朋友们参与的诸如“猴子上树”的竞赛，在这种游戏中，一个妇女从飞驰的摩托车后座跃起，抓住一条低悬的绳索，她必须悬空摇荡直到摩托车通过一个障碍区后回到原地，让这个妇女完美地落回到后座上。 另一个竞赛是，看哪个坐在飞车后座的妇女可以从悬挂在绳子上的热狗上咬下最大的一口来。戈迪告诉我这些比赛之后，我才知道我还没有在中国见过比这些更加奇怪的事儿。戈迪说，他一直不喜欢摩托车。

他是他家里唯一喜欢阅读的人，高中毕业后，他在莫里斯的明尼苏达大学读英语专业，然后进州立大学的曼塔科分校读研。 还在读硕士时，他就申请进和平队；因为他小时看到过广告，觉得那是免费出国的最好办法。

在中国，他被分配到四川南部的小城乐山教英语，和其他两个志愿者一起，他排了一个话剧：学生版的“白雪公主”。 不久，学校领导看到这是个宣传学校的机会，便组织了巡回演出。 其他两个和平队成员很快就洗手不干了，但是戈迪无论什么都会玩得很带劲，他和“白雪公主”一道上了路，乘着巴士到了全省的许多小城镇，在中学里一天演上三场。按照原剧本，“林间隐士”是个坏人，但是学院的领导坚持话剧应该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观点为结局，所以，“林间隐士”作了“自我批评”， 进行“改造”。作为演出的一部分，一位学生唱了理查-马克思的“在此等候”，管乐队演奏了“国际歌”，戈迪带着吉他上台演唱了“带我回家，乡村的路”。每到一处他都被群众簇拥着要求签名。在一路巴士的颠簸中，“白雪公主”剧组的演员们嚼着甘蔗，尽情唱歌，把甘蔗渣吐得满车都是。戈迪说那是他在和平队服务的最漫长的十天。

他的汉语学得很快。刚到中国时，和平队给我们进行了两个半月的密集训练，以后，如果我们还想学，可以请辅导老师。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出去逛逛，跟街上的说话。戈迪天生有着这种性格，很耐心，很好奇，也不怕累， 而且，他还，像中国人喜欢说的，有个好酒量。

有一年秋天，戈迪到中国西部的新疆去旅行，他在天山下露营，有一天他跋涉的途中，爬过岩石时，手指被蛇咬了一口， 起先只是手指肿胀，后来肿到手掌。 他花了四小时才回到首府乌鲁木齐，那时，肿胀已经蔓延到整个手臂了，而且疼痛难忍。他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打电话给在成都的和平队的医务官员。 她知道这些症状：像是一种组织毒性的毒蛇， 告诉他必须赶紧上医院。

他向周围的人问路，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提供了帮助，她的英语说得极好，这一点就很不寻常，她穿着一件鲜橘色无袖毛衣，松松垮垮地罩在身上。 那时戈迪也想到那女人有点怪怪的，但已经顾不上担心这些了。她陪他上去了医院，医生把他被咬的手指切开。他们用了某种中药，戈迪看见盒子上画着蛇，觉得是个好征象，医生们用杵臼把药丸研碎，把粉末直接涂在切口上。 

肿胀继续在蔓延，戈迪的肘弯处已经变成淤紫色，蛇毒从毛细血管里溃破出来了。到了夜里，他发现那个穿橘色毛衣的女人真是疯了，她把自己的行李拖到医院里来，拒绝从他身边离开。她告诉每一个人她是戈迪的正式翻译，却不回答有关她自己的个人问题，戈迪始终搞不懂她是如何学的英语，每当问到她的名字，她回答说，“我的名字是……朋友。”每次这么说，总是更令人毛骨悚然，直到他放弃追问。她在他的床尾的一张椅子上过了一夜。第二天，医生把他的手切了三刀，涂了更多的药粉，疼痛依然剧烈，但是戈迪能够说服护士把那女人赶走。第三天以后，肿胀才开始消退。他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星期，他竟拮据得身无分文，以致和平队的医务官员不得不汇款去付他的医疗账单，不到一百五十美元。他的手完全复原，也再没有看见那个穿橘色毛衣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