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阴影】--从人格看古代文坛巨人（2）

杜甫

杜甫，现实主义诗人。

我们先来看看杜甫的身世。时下中国人讲“拼爹”，就是看谁爸爸更有势力，而隋唐时期有个类似的有趣现象，叫做“拼族”，看谁的家族有名望，也就是所谓的五姓七望。其中的李唐家族所隶属的陇西李氏，本不在其列，但由于李世民因此大为光火，强行挤了进去。这还不算，李唐王室还玩起了“拼祖”，攀祖攀至李暠、李广，直至遵老子为祖，开了一个很坏的头，群众中兴起了火热的“拼祖”游戏，此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们熟知的李白，自称为李暠之后，明摆着是跟皇家攀亲；白居易更离谱，竟谎称自己是春秋时期楚国太子建的后人，引后世诟病无数。凡此种种劣迹，在当时文人中极为盛行。

杜甫不然，他是三国末期名将杜预的后代，根红苗正。杜预其人，富有传奇色彩，文武双全，据称其打仗的时候，身边的马童必然捧着一部《左传》，足见其痴迷。杜预横扫东吴，是三国归晋的功勋人物，文韬武略历来广受赞誉。杜家自杜预后，屡世为官，这对杜甫对仕途理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跟盛唐很多政治上志大才疏的文人一样，杜甫也认为自己有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相才。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言其诗善于写实，我们就以历史和诗文为背景，从杜甫在官场对待君主和朋友这两个方面，来深入解析一下我们这位诗圣的人格特点。

古人为官，讲究一个忠字，为友，讲究一个义字。杜甫在这两方面，做得都很不怎么样。

公元740年，杜甫第一次参加科举，落第。公元747年，杜甫参加了制举考试。在封建社会，皇帝的诏命称之为制，制举，顾名思义就是皇帝直接选拔人才的考试。制举的周期较长，等级较高，比如北宋的苏轼就是因制举考试的文章太过出色而步入政坛的。但这次制举因宰相李林甫作梗，以考生全部落第的闹剧收场。

相比于第一次落第，杜甫对这次的遭遇长期耿耿于怀。为了实现理想，杜甫开始寻求政治靠山，试图通过权贵引荐打破窘境。虽然因制举落榜自己愤然写过“独耻事干谒”，但是要做官，还是要干谒啊。我们虽鄙视摧眉折腰，但对诗圣干谒，不妨稍加宽容吧！

杜甫找到了前文提到过的张垍，此人虽涮了李白，但对杜甫却青眼有加。据考证和推测，张垍通过暗地里的通风报信，使杜甫得到了一个绝密信息：不良道士称见到老子，得传一部符书献给唐玄宗，玄宗即将为此举行大型祭祀活动。

杜甫第一时间写就三篇吹捧玄宗、连带着吹捧李林甫等权贵的诗赋，引得龙颜大悦：帝奇之……命宰相试文章。

毫无疑问，这是杜甫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机遇，是皇帝专为他一人设立的考场。

杜甫后来不无得意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但是，难得的机遇，热闹的场面，并没有带给杜甫实质的官职，杜甫得到的，只是一个候补官员的空洞结果，这当然令杜甫大失所望。在感谢张垍提携的诗中，杜甫说“顾深惭锻炼，才小辱提携”，从中可见，杜甫认为问题出在自身。

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顽固的政治理想使杜甫变本加厉地阿谀皇帝，干谒权贵。杜甫源源不断地写诗著文，时而劝皇帝封禅，时而拍权贵马屁。尤其是李林甫倒台，杜甫忙不迭调转枪口，对自己曾经赞颂过的宰相大加鞭挞，对新宰相杨国忠及其心腹人等极尽吹捧。后世有冷静客观的文人，认为这是杜甫的一大人格污点，急功近利丧失气节。

在杜甫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得到了一个从九品的官职，官位相当于部队里的副班长，没法再小了。士可杀不可辱，杜甫愤而拒绝。后又得一从八品官职，天天在朋友家混吃混喝的杜甫因生计所迫，只好万般委屈地接受了。

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就任该职，时年四十四岁。十一月，杜甫请假离京探亲，当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爆发。此时战鼓声尚未传至长安，华清宫依然莺歌燕语，杜甫在归家路上写下著名的《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成千古名句。

以前常听说开元盛世毁于安史之乱，杜甫这句诗告诉我们，盛世的光芒下，难以置信的贫富差距早已在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而这，与安史之乱无关。反过来说，一个真正的盛世岂可能如此轻易倾覆于一伙边塞叛军？

战火迅速蔓延至洛阳、长安，在长安以北二百余里的奉先探亲的杜甫没有机会回到长安，就随群众一起踏上逃难之旅。向北逃至鄜州，杜甫听说太子李亨发动政变，于宁夏灵武称帝。杜甫匆匆安顿家人就地住下，匆匆赶赴灵武。

李亨政变之后，玄宗无奈派房琯等送出玉玺。虽然权力顺利移交，但太子党和保皇派的明证暗斗一直在持续。杜甫听说好友房琯留在李亨处继续做宰相，哪管你新皇旧帝，直接投奔去也。

杜甫运气很糟糕，被叛军抓获押回长安。一年后逃脱，直奔李亨当时所在的凤翔。李亨看到杜甫对风雨飘摇的唐王朝如此忠心，就赐官左拾遗，主谏议，正八品。

再一次走近皇帝，对杜甫来说真是天赐良机，但是，杜甫却因为为遭贬的房琯说话，触怒天颜，最终丧失了这个政治机遇。

后人常以此事说杜甫耿直，其实纵观杜甫一生的求官之路，一如其诗，也是极为现实的。所谓耿直，不过是因为自己官职卑微，仕途与其说要仰仗皇帝，毋宁说要仰仗好友，故此为房琯放手一搏。杜甫和李白在政治能力上一样幼稚，只看到房琯因小事贬谪，看不到贬谪背后两派争斗的大背景，出手之前，就注定了失败。

杜甫因而亦被贬谪，此后，终生再未回到皇帝身边。总结杜甫对君王的态度，可谓之愚忠。杜甫写下了那么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佳作，却同时做出了给玄宗上礼赋，劝封禅，战乱时期百折不挠找肃宗李亨等事情。尤其在其五百字诗中一边说“路有冻死骨”、自己的“幼子饿已卒”，一边说自己“生逢尧舜君”，夸玄宗为尧舜，简直不可理喻。又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真是杜甫人性的哀歌。杜甫后来称自己为“乾坤一腐儒”，大概是对自己的愚忠进行反思的一点成果吧？

其实早期儒家的很多理念，并非后来那般僵化，所谓的忠，也不是后世的愚忠。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曾先后任职于秦汉两代的大儒叔孙通，就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其行事之收放自如，足令古今腐儒自惭。

我们再来看杜甫对朋友的义，前文说到房琯事件，似乎杜甫对朋友侠肝义胆，其实不然。

杜甫被贬至华州，由于距老家洛阳不远，杜甫得以回洛阳探亲。其时正值郭子仪与安在绪大战邺城，战火绵延至洛阳。杜甫写下《三吏》、《三别》等名篇，后辞官。《新唐书》说杜甫“关辅饥，辄弃官去”。

在战乱饥荒的双重打击下，唐王朝风雨飘摇，人民流离失所。杜甫携家人经历了数次难以言述的悲惨逃荒，从甘肃天水，辗转流离至成都，去投靠好友，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裴冕，以及时任彭州刺史的诗人高适。而在此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变故，杜甫为一己私利，不惜对好友落井下石。作为古代文人，对皇帝愚忠尚可理解，对朋友寡义，则是难以宽恕的品德问题。

在杜甫做大官的朋友中，有三个布衣之交：房琯、严武和高适。在古代官场上，布衣之交非同小可，同富贵案例比比皆是，杜甫以他们为靠山是很自然的事情。杜甫在向朋友求助这件事上，向来是毫不手软的。也难怪，连自己族中的晚辈都能够连吃带拿，何况朋友？杜甫大概苦日子过怕了，有条件必须充分利用，因此坦然向朋友及朋友的下属一再伸手。

杜甫在裴冕的帮助下修建了著名的成都草堂，总算是结束了颠沛流离状态。后裴冕调离，杜甫的铁哥们严武接任。然不足半载，严武被召回，高适接替。这段时间，杜甫在当权好友的照顾下，生活大有改观，写下了《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名篇。

此时，政局又发生了重大转变，史朝义自杀，其后收复两京，安史之乱很快平息。得知消息的杜甫欣喜若狂，当即写下著名的《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从“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从襄阳向洛阳”来看，杜甫已经不满足于田园生活，准备再度追逐自己的政治理想，要离开成都，返回洛阳。

为什么是洛阳而不是长安？不光因为洛阳是杜甫老家，更因为吐蕃在安史之乱末期入侵，攻下长安，后虽很快被郭子仪收复，然关中受边塞威胁，时局动荡。

吐蕃退兵途中经过四川，打下数个重镇，高适难辞其咎。其时阆州刺史上表，主张两川合并，另派得力官员入主。朝廷采纳，高适因此去职，严武复入巴蜀主持大局。在这件事上，杜甫干得相当不仁义，因为阆州刺史的这份上表，出自杜甫之手。

杜甫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一是因为杜甫跟严武关系最铁，连严武的母亲都很喜欢杜甫；二是时局动荡，朝廷最需要能打仗的将军，而严武的军事才能在当时是名列前茅的，在政治上比高适更有前途。

两川合并，严武再度入川，一时权势熏天，杜甫因而决定留下跟严武干，不失为一种政治前途。严武对杜甫真是没的说，不但让杜甫做幕僚，而且帮其向皇帝讨官职。在古代，官职经常作为尊称，辞世后则以该人平生最大的官职尊称。杜甫被后人称为杜工部，这个工部，就是严武为杜甫讨来的工部检校侍郎的简称，六品，这是杜甫一生中的最大官职。

跟着小自己十多岁的政坛明星兼好友严武做幕僚，官职也立刻提升至六品，杜甫应该大干特干为政治理想奋斗了吧？没有，杜甫不但工作上有怨言，跟严武的部下搞不好关系，甚至跟严武也爆发了矛盾。不知道是严武对杜甫格外宽容，还是其他原因，在战场上杀人如麻、平素里脾气火爆的严武，最终放过了杜甫。

《新唐书》评价杜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事，高而不切……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正史的这个评价，不但给杜甫的为人品行定了性，也给杜甫的政治才能定了性。

人算不如天算，随着严武暴病身亡，杜甫失去了最后的依赖，不得不再次踏上流离之路，直至客死湖南。

杜甫对君王的愚忠，对朋友的寡义，其归根结底的共同原因还是功利二字，这些人生污点与其艺术成就共同聚焦，构成了杜甫清晰的人格分裂影像。杜甫生前背运，诗文的名气也较李白、王维等相去甚远，死后却逐渐为人所推崇，直至明代被尊为诗圣，其中巨大的反差，想来还是与其当时在官场上声名狼藉至为相关。

杜甫虽然愚忠寡义，但如果不以文坛偶像的角度评判，似乎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罪过，但是如果结合他的家庭状况，就不能不令人感叹竟偏执到了如此程度。所谓的人格分裂，一点没冤枉他。

古训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又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只有先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才可能治理好天下。杜甫没有表现出自己吹嘘的政治才能，他的家庭状况怎么样呢？杜甫又是怎么对待家人的呢？

杜甫的家庭状况，说一塌糊涂都是轻的，简直就是惨绝人寰。原因是杜甫一向随地安置家人，在自身和家人没有任何生活保障的前提下，自奔前途，使家人长期忍受赤贫和饥饿，以致出了人命。

长安十年求官期间，大概是无法支付首都昂贵的物价，安排家人在二百里外的奉先居住，等到最终获得从八品官职后一个月，带着月薪回家探亲。一进门发现家人正在痛哭，原来自己的小儿子饿死了，这件事同样记录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

原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光是杜甫所睹，更是所历。

在古代的家庭结构中，男人的重要性是怎么说也不为过的。杜甫离家求官，几乎就是把妻儿推入自生自灭的绝境。无论杜甫怎样在诗中描述自己的念家之苦、丧子之痛，都无法摆脱自己咎由自取的责任。

更何况，儿子饿死不能归咎于战乱，因为当时安史之乱的战火还远未燃至洛阳长安一带。后来，杜甫遭贬谪后辞官，带家人一起千里逃难，比家人在奉先可艰难多了，也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状况，就说明这个家有他没他就是不一样。

在这些背景下，我认为杜甫的官场遭遇和家庭悲剧，很大程度上是自己严重的人格分裂所致。因此，重读杜甫那些反映大众疾苦的诗作，情绪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了：杜诗能够还原时代原貌，并且能在艺术和现实中找到精准的平衡点，这是人们累世赞叹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就是值得追随和效仿的偶像。让我们再来重温杜甫的代表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片段，好好体会一下我们的现实主义诗人那虚幻的理想、廉价的泪水和空洞的呼号。请注意，此诗写作的背景，是杜甫一生中受朋友庇护，过得最为滋润的时候：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注：本文史料部分主要参考书目为《杜甫评传》，陈贻焮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