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击天安门一案的众多疑点

炮击天安门一案的众多疑点

1950年9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北京逮捕了6名外国侨民，包括意大利人李安东（James Walter and Sons Co.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日本人山口隆一（台基厂北京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意大利人马迪懦（天主教易县教区主教、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北平代表）、法国人魏智（Henri Vetch，台基厂北京法文图书馆经理）、意大利人哲力（教员）、德国人甘斯纳（德国宝世公司Robert Bosch Co.Ltd.北平代理人）和一名中国人马新清（曾任美军翻译），称其为美国政府收集情报的间谍，受到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武官包瑞德上校的指挥，企图在10月1日国庆大典时用迫击炮等武器轰击天安门城楼检阅台，谋杀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死刑；马迪懦（1887-1961）被判无期徒刑（1954年被驱逐出境）；魏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甘斯纳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马新清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宣判后，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立即被绑赴天桥刑场，执行枪决。

 同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将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驱逐出境。

一些文章对该案存在的众多疑点提出质疑：

    “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对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案起诉书”中指出查获的关键罪证是“在李安东的住所中搜出阴谋武装暴动所用的六零（60mm口径，圆柱炮腿）迫击炮一门”，但是报纸上所登载的迫击炮照片为民国20年式82mm迫击炮，采用平板分离式炮腿。

    关键证据炮弹被混在子弹裡一起计数，而手榴弹却单独分开计数。在人民日报登载的物证照片上，炮弹只有一枚。

    另一罪证——山口隆一绘制、寄给东京的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天安门草图，描绘以金水桥头为起点的射线（山口本人解释为说明进口消防压水机的功能）。从金水桥上架设迫击炮射击，完全不具备可能性。

    用准确度较低的迫击炮从1800米外的李安东、山口隆一住处（甘雨胡同乙十七号）炮轰天安门，需要两次试射，又无法公开进行准确测量，因此几乎不可能准确炮击。

    同案犯马迪懦主教的被捕比李安东晚7个月，却既不销毁情报底稿也不转移暗藏的军火，本人也不逃匿，完全不具备间谍的特征。

    周恩来曾在1971年表示，指控包瑞德卷入炮击天安门案件是个错误，欢迎包瑞德来中国访问。

    据山本市朗著《北京三十五-一个日本人眼中的新旧中国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一书的资料，1950年5、6月间，作者所在的厂曾生产了国产消防车，并在天安门前与当时进口的日本消防车进行了射水试验，二者射水高度差不多。位置就在金水桥，由于从金水河中取水还拉断了石头柱子赔偿了30元修理费。消防队因此采用了他们的国产消防车。这个小资料可能能解释当时山口描绘的天安门草图中，为什么要向天安门射水的原因。当时的天安门还不是那么的神圣不可侵犯，试验时就是对着天安门城楼射水的。

“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对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案起诉书”说：

“在李安东的住所中搜出阴谋武装暴动所用的六零迫击炮一门”。

在起诉书所附的查获罪证实物清单中也清楚写明：

“（１）山口隆一测绘射击天安门图稿一幅；（２）六零迫击炮一门……”。

这毫无疑问地表明作为炮轰的工具是６０ｍｍ口径的迫击炮。然而，翻看近年来出版的报刊 杂志和书籍上说法，几乎众口一致都说美国间谍使用的是８２ｍｍ迫击炮。

例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９月出版北京市公安局编写的《炮击天安门阴谋案侦破 记》中就写道：

“在二处办公室，一名侦察员把这黑呼呼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啊！’ 众人被这东西所震惊。室内一片沉默。原来对这起案件犹豫不定的人，顿时目唬口 呆。过去认为敌人没有这么大胆的同志，这时也哑口无言。这是一枚八二迫击炮弹。 ”

北京市公安局保留有此案的全部档案，是不应该搞错这种问题的。

再如２００４年７月“法制日报”记者根据外交部解密文件编写的文章：“５４年前炮轰天安 门真相”一文中说：

“当时，间谍分子想用来‘炮轰’天安门的工具是一门８２迫击炮。据这份外交部档案记 载，美国特务机关在北京解放前夕，把这门８２迫击炮掩藏在救济物资中交给李安东。李 安东又将这门迫击炮和炮弹分散暗藏在自己和马迪懦家中。”

“法制日报”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管理，是中国 目前唯一一家向国内外发行的中央级法制类日报，因此，有关该案的报道，应该是具有 权威性的。还有其他数不清的有关该案林林总总的文章中也都说是８２ｍｍ迫击炮。这岂不 是太可疑了吗？作为这样一桩轰动全世界的大案，竟然有着如此大的证据误差，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该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登载在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８日《人民日报》上。落款日期分别是１９５１年８ 月９日和８月１７日，距离侦破此案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因此，对于证据的调查和确认 应该是有着充足的时间，所以可以认定应该以起诉书和判决书的说法为准。炮击阴谋的 工具不是８２ｍｍ迫击炮，而是６０ｍｍ迫击炮。然而怎么来解释北京市公安局和法制日报的说 法呢？

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８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此案查获的迫击炮照片。笔者就该照片咨询一 位熟悉迫击炮的朋友，朋友马上就说，这是中国的民国２０年式８２ｍｍ迫击炮，改自法布朗 德１９３０式８１ｍｍ迫！因为这门炮的炮架是独一无二的平板分离式炮腿，在世界上，只有中 国民国期间生产的８２迫和少量的１５０迫采用这种炮腿。法国布朗德１９３０式８１ｍｍ迫原设计 采用的是国际通行的圆柱炮腿，中国引进后改为扁平炮腿，并将口径改为８２ｍｍ。其他国 家均无这种设计。而各国（包括中国）二战期间生产的６０迫全部都是圆柱炮腿。估计这 就是北京市公安局文章的依据。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疑问，美国间谍为什么要使用中国制造的迫击炮呢？这里还要补充的 就是，８２ｍｍ口径的迫击炮只有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生产，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 家在这个等级上生产的都是８１ｍｍ口径迫击炮。

为什么起诉书和判决书上说是６０迫呢？这门迫击炮究竟是６０迫还是８２迫呢？百思不得其解。

这次炮轰天安门的行动方案，按照公认的说法是：

“根据东京盟军司令部情报机关老牌特务鲍尔德上校的指令，他们正详细研究策划１０月 １日那天炮击天安门的行动计划：当那天中国党政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宣布国庆大典开始 并鸣放礼炮时，从李安东家的院子里用迫击炮向西南方向的天安门发射三发迫击炮弹。 ”

再来看看用迫击炮炮轰天安门从技术上讲是否可行。迫击炮是曲射炮，几乎没有射击死 角，这对于翻越天安门屋脊，击中主席台是有利的。但迫击炮的缺点是炮弹初速低，炮 弹飞行时间长，导致准确度较低，弹着点散布很大。也就是说，尽管瞄准的是一个地点 ，但炮弹落点可能偏离瞄准点很大距离。这主要是由于气温、风向、风速、火药温度（ １千米以上射程需要附加药包）、炮筒磨损等各种非人力因素引起的。根据苏军炮兵教 程（美国没有８２迫）《迫击炮》，８２迫在１千米的射程上，弹着点散布范围为４７米Ｘ １２０米的椭圆形。因此，在所有迫击炮教程中都特别重视试射和弹着点校正。标准教程 是要有两次试射的。从李安东、山口隆一住处（炮击处）到天安门约有１８００米，在这个 距离上，弹着点散布范围更大。这样大的散布范围对于射击仅有数米宽的天安门主席台 来讲，没有现场试射和两次以上的弹着点观察校正，那是几乎没有可能命中的。

李安东、山口隆一住在甘雨胡同乙十七号，位于天安门东北方向的东四附近。从那里是 无法直接看到天安门主席台的。因此只能采用间接计算瞄准。有关资料都说是山口隆一 负责这个测算。例如法制日报的文章就说：

“定下行动计划后，山口隆一在５月到７月间，经常亲自跑到天安门去测量广场周围的地 形”。

当时并没有现在使用的激光测距仪等先进仪器。山口又不能明目张胆的拿出尺子丈量， 他所能做得也就是目测和步测。就算山口能登上天安门步测。从天安门城楼到甘雨胡同 不知要拐几个弯，走多少步。这种测量的精度，无论怎么说，也很难保持在２－３％之 内。而１％的误差就有近２０米，即使不考虑弹着点散布，光看这测量误差，炮弹也十有 八九打不中仅几米宽的主席台。不是落在屋顶上，就是落在城楼下面，很难威胁到主席 台。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照片上看，作为呈堂证据的这门迫击炮部件也不齐全，连底座都 没有，炮尾直接座在地面上。这样的迫击炮虽说仍然可以发射，但是绝对谈不上什么准 确度。是否李安东隐瞒了炮座的隐藏地点呢？根据判决书所说，李安东自己已经交代了 炮击的“阴谋”，那他还隐瞒一个炮座干什么？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李安东等人想用这门迫击炮来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实在是奇怪。

此案的另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山口隆一绘制的“炮轰天安门”草图。这份草图也登载在 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８日的《人民日报》上。据《炮击天安门阴谋案侦破记》所记载：

“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８口，山口隆一寄往日本东京都的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航空封，均以 英文拼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机打印，内装有１０封信。在这些信中，有一张绘制有天安门的 射击图草稿。”

对于这张图上的内容，通常都说画得是炮击射线。而从图上看，那条射线是以金水桥头 为起点，抛物线的终点越过了天安门屋脊。图上还有另一条直线箭头，指向天安门城楼 中央，并画出了毛泽东站在中央的位置，这被认做是炮轰的目标。

然而，从实用上讲，这张图对于美军情报机构是毫无价值的。一来所谓的炮击射线是根 本不现实的，任谁也不会妄想光天化日之下在天安门金水桥上架设迫击炮射击，何况是 戒备森严的国庆游行之日。可以确认的是，山口的迫击炮是决不可能放到金水桥头来进 行炮击的，而且也不应打过天安门屋脊。因此说这曲线是表示炮弹射线非常奇怪。山口 完全没有必要画这条莫名其妙的射线。二来，毛泽东等领袖国庆在天安门上站立的位置 是公开的消息，美军东京情报部门可能要比山口知道的还要清楚，何苦要山口亲笔画图 呢？在这张图的右上角，山口清晰地亲笔签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作为间谍情报图，这 也是十分难解的做法。没有任何间谍会采取这种既没有必要，又会危及自身安全的做 法。山口如果是真的用这张图来示意炮轰天安门的话，那么他可是愚蠢到家了。

山口为什么会画这张既无用而又危及自己生命的图画，并用普通航空信寄出呢？山口自 己解释说这是为说明进口“消防压水机”功能而画的，寄给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 作为订货信件的附加说明。

北京市公安局《炮击天安门阴谋案侦破记》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这张图：

“一是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 ’。第二个目标指向天安门顶上，右边也用日文写着：‘从日本买来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屋顶’。

如此，从图的内容和信件内容上看来，山口的灭火器解释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合乎逻辑 的。画出毛主席的位置只不过是为了进一步强调消防龙头有越过那个位置的功能，这也 解释了那条射线为什么越过了天安门屋脊。

“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老板是日本大财阀涩泽敬三，曾任战后日本币原内阁大藏 相。这样一个大型综合企业，在业务中有消防器材进出口是不稀奇的。要查清山口说的 是否实话，非常简单。只要搞清楚以前是否有过在天安门试用消防压水机这件事，并且 查清楚山口以前的通信记录中有无此事的记载就可以了。如此简单的事情，在判决书中 竟然没有提起，也没有对山口的辩解做出有力的批驳，比较令人遗憾。

作为同案犯，“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北京代表”马迪懦的表现也令人费解。 根据该案起诉书所说：

“我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二日在乃兹府甲六号将被告马迪懦予以 逮捕，并曾查获马迪懦为充当美国政府特务间谍的李安东隐藏的迫击炮弹、步枪子弹、 手枪子弹等二百五十九发，手榴弹八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二百七十三 件以及他为李安东、黎培里搜集的有关我军解放‘四平街战役’等情报底稿六件。”

这样看来，马迪懦被捕时距李安东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７日被捕已经７个多月了。但在这么长的时 间里，马迪懦既不销毁情报底稿也不转移暗藏的军火，本人也不逃匿，令人很难理解。 而这些都是间谍的基本常识。如果马迪懦是间谍的话，也是一个十分蹩脚的货色。

还有一点难解的就是在所有关于本案的资料里，从来没有数据和资料显示究竟查获了多 少发迫击炮弹。而是笼统说“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等二百五十九发，手榴弹 八枚”。这让人感到有些不正常。炮弹应该是炮轰案的重点证据，却被混在子弹里一起 计数，而不是十分重要的手榴弹却到单独分开计数。在人民日报登载的物证照片上，几 乎可以看到所有的子弹和手榴弹，独独十分重要的炮弹只看到一枚。十分奇怪。

李安东不可能蠢到只用一枚炮弹去炮轰天安门，但是他有多少炮弹，都在哪里呢？

还有更怪的事，就是被指控为这次炮轰阴谋的直接指挥者，美军驻东京间谍头子包瑞德 已经被中国免去了这个指控罪名。

１９５１年８月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本案的起诉书中说：

“右列各被告在北京解放前后，先后分别受日本侵略军、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蒋介石匪 帮、美国政府的间谍机关美国战略情报局、日本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和前美国驻华大使 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指使，破坏我国人民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对人民 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进行阴谋破坏与间谍活动。在北京解放以后，被告李 安东、山口隆一等在上述美国政府间谍机关及其代理人的指使之下，不仅继续进行潜伏 活动，刺探我国军事、政治、经济机密，并阴谋武装暴动，隐藏军火武器。被告李安 东、山口隆一等妄图于一九五○年十月一日我国国庆大典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谋杀 我国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