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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共请苏联空军进驻上海将国民党空军打得落花流水
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国民党空军凭借舟山群岛等地的机场对上海进行了20余次空中攻击，投弹360多枚，毁坏房屋2300余间，造成伤亡2300余人，其中1950年1月7日至2月6日，连续4次集中对上海的电力生产单位和城市重要设施进行了重点攻击，其中以2月6日的“二六轰炸”为最猛烈。
空战期间，国民党空军在1950年2月6日发动了最为猛烈的轰炸，炸毁了杨树浦电厂、闸北水电公司、华商电气公司和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一度使上海停水停电，死伤惨重。此事被称为“二六轰炸”。
二六轰炸后，苏联空军派混合集团军入华参战，同时带来了百余架各类战机和若干高射炮，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并击落了数架国军战机。由于国军统帅部决策优先保障台湾地区的安全，从舟山群岛撤军，失去了对上海轰炸的据点，无力再对上海进行成规模的空袭或骚扰，空战也因此告一段落。
2月6日日中午12时25分到下午1时53分，中华民国空军派遣主力飞行员，共派遣4编组批次17架轰炸机——含12架B-24“解放者”重型轰炸机、2架B-25“米切尔”中型轰炸机、2架P-51“野马”战斗机和1架P-38“闪电”战斗机——在上海市区投弹67枚，对多个上海重要的电力、供水、机电等生产企业进行轰炸，其中以当时上海最大的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厂区共遭到15枚炸弹命中，其中有9枚命中发电厂的厂房及设备，输煤设备全部被炸毁；另有13台锅炉和6台汽轮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一台主发电机严重受损，电厂当时的15万千瓦的正常负荷迅速下降至零。
同日下午1时20分，位于南市区南车站路的华商电气公司也被轰炸，10余条出线的配电中心受到破坏。闸北水电公司但只被炸毁了5号锅炉，厂房部分烧毁。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也遭严重轰炸。
上海市的发电能力从25万千瓦下降到4千千瓦，造成上海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大多数街区电力供应中断，高层建筑电梯断电悬空，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大上海“十里洋场”陷入一片黑暗，灯火管制使得每户家庭只能每天点一盏电灯半小时。另由于上海的自来水生产单位也遭到空袭破坏，使上海自来水供应出现困难，市民的马桶、厕所都无水冲洗。此次空袭共造成了1148人伤亡和1180间房屋损坏。
由于当时中共方面的空军力量弱于国民党方面，中共请求苏联方面给予空中力量支援。
当时，中苏正在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苏联以签署《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为条件，为上海提供防空援助，迫于防空状况和国际环境，中方最终让步。1950年3月，由中方聘请，在巴季茨基等将领率领下，编配了两个驱逐机团、一个混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一个对空情报雷达营的混合航空集团军进驻上海，包括108架各类战机组成的混合集团军，帮助中国大陆加强空中防御，其中还包括有38架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亚音速战机——米格-15战斗机。随后在当年3月至5月的4次空战中苏联战机击落了6架国军战机，迫使国府方面停止了对上海的进一步攻击。
之后，由于舟山群岛国军失去制空权，无法保障机场飞机是安全，同时国民党统帅部为优先保障台湾地区的安全，于是从舟山群岛撤出12万国军。
由于没有临近的机场起降，国军空军无力再对上海进行成规模的空袭或骚扰，上海空域争夺战结束。
（转载）
上海防空集团司令员，帕维尔·费多罗维奇·巴季茨基中将，后来晋升至苏联元帅、防空军司令员。
苏军驻上海空军部队，可以看到苏军官兵穿着的是解放军的50式军服
1950年苏联空军在上海参战记实
1950年，国民党空军的实力颇为强大，虽然在几年的战争中，国民党空军由于连续的损失和消耗，实力在1949年到1950年降到了一个低谷，但仍拥有大约300架飞机，其中158架战斗机，65架轰炸机。因此国民党空军牢牢掌握制空权的局面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
也正因为如此，国家领导人将目光投向了北方邻国。在“二六大轰炸”之后，刘少奇即将情况急电汇报给正在访苏的毛泽东主席。经过双方领导人紧急磋商，2月12日傍晚，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员莫斯卡连科上将紧急召见军区参谋长巴季茨基中将，宣布将组建上海防空集团前往中国参战，并任命巴季茨基为集团司令员。1950年2月14日，也就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正式签订的这一天，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正式下达了组建上海防空集团的命令。
2月16日，巴季茨基与若干司令部人员先期飞赴北京，他们受到了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接见。巴季茨基向朱总司令介绍了上海防空集团的编成：抽调各路精兵强将的上海防空集团主力为第106歼击航空兵师（近卫歼击航空兵第29团、歼击航空兵第351团、混成航空兵第829团），尤其是近卫第29团是在卫国战争中履历战功的精锐部队，先后涌现出8名苏联英雄，在1949年成为率先列装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的部队之一。
此外，集团还包括高炮第52师、近卫对空搜索第1团、独立空情观察、报告与通讯勤务第64营及其他勤务部队。整个集团配备39架米格-15、40架拉-11、10架图-2、25架伊尔-10和4架里-2，此外还有400余车辆、10 部警戒兼引导雷达及各种探照灯和通讯设备，兵种齐全的防空集团足以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独立遂行作战任务。朱总司令向巴季茨基介绍，为了配合苏军，解放军也在上海周边部署了4个高炮团。
就在上海防空集团紧锣密鼓的组建和移防的过程中，国民党空军于2月21日再次窜入上海，轰炸闸北等地的发电厂，上海形势进一步恶化。陈毅市长协助先期抵达的巴季茨基中将在淮海中路1189号开设了防空集团指挥所，同时动员军民整修大场机场和江湾机场。3月7日，第106师第351团率先从大连转场徐州；3月上旬，先期抵达的高炮、雷达、探照灯部队分别入驻上海市区、市郊、启东、苏州等19处阵地，初步形成了绵密的地面防空网。
配备米格-15的近卫第29团经由铁路在3月3日抵达徐州，在接下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进行组装、试飞和训练。防空集团所辖的航空兵部队要在徐州机场将完成参战前的最后准备工作。为了严格保守机密，除少数高级军官，防空集群大多数官兵都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很多人都是在乘坐火车通过中苏边境时才知道自己要到中国执行任务。而且苏军军人在出发前都上交了个人证件，不得穿着和携带军服，以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公开身份配发了假的证件。
在进入中国境内后，所有官兵均更换解放军50式军服，飞机也改成了解放军空军式样的涂装。有趣的是，甚至每个苏军官兵都起了一个中国式的化名，据当时来华参战的格拉切夫上尉回忆，他的化名是“江华”。而在各部进入指定位置之后，解放军除了部署警卫部队之外，还在夜间为苏军各部架设了电话通讯网络，以减少无线电通讯遭到监听的可能。
出人意料的是，苏联空军和国民党空军的首次交锋发生在徐州。3月7日，第351团在徐州机场开始战备执勤，3月13日，国民党第12中队的1架B-25侦察型（F-10）窜入徐州附近侦察，第351团的西多罗夫上尉驾驶拉-11率队起飞。国民党空军此前几乎从未遭到过敌机的拦截，面对苏军歼击机的拦截几乎毫无防备。
此时正在徐州机场以南巡逻的西多罗夫编队发现了来袭的敌机，在得到地面指挥所的许可之后，西多罗夫随即发起攻击，从800米接近到400米时连续两次开火。这架B-25带伤逃离徐州机场，但最终因伤重在南京西北方向的群山中坠毁，这是苏军来华参战后取得的第一个战果。
然而，国民党空军并未意识到有新的力量加入空中战场。3月14日，第12中队再次出动1架B-25侦察型，毫无意外的再次被苏联空军的拉-11击中。这架飞机拖着浓烟在徐州东大湖车站附近迫降。机上1名射击员阵亡，其余6名机组人员孙希文分队长、方振中上尉、刘鸿业、范士奇、许肃常、郭子振被俘。
3月下旬，随和近卫歼击航空兵第29团全部和歼击航空兵第351团一部先后进驻大场机场和江湾机场，上海防空集团主力基本在上海及周边地区部署完毕。可能是此前的损失加上上海附近的一系列战备行动，让国民党空军察觉到了解放军方面的异动。
3月20日，地面雷达发现2个不明目标，苏军2架拉-11迅速起飞拦截，发现是2架P-51窜扰上海侦察。不过这次国民党飞行员颇为谨慎，见势不妙就迅速向外海方向撤退。见此情况苏军飞行员不得不放弃追击，这是因为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防空集团的作战区域在以虹桥机场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范围内，位于长江南岸到杭州湾北岸，且为了避免飞机被敌缴获或飞行员被俘，苏军战机不得飞越海岸线追击（参加朝鲜战争的苏联空军也有类似的限制命令），苏军和国民党空军在上海上空的第一次交锋就这样匆忙结束。
上海地区空中出现“非美制飞机”的情报令国民党空军大为担忧，参战的无论是解放军空军还是苏联空军，对他们来说都不是好消息。为了继续执行封锁上海的任务，国民党空军急需摸清对手的实力，因此，1950年4月2日，在抵达舟山定海机场的第二天，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第22中队中队长李长泰少校就急不可耐的出发。奇怪的是，李长泰并没有选择通常担任其僚机的陈燊龄一起出发，而是选择了第4大队监察官，飞行经验稍逊的王宝翔上尉——这个决定倒是无意中为国民党留下了一位后来的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一级上将。
他们的任务是驾驶P-51前往乍浦附近侦察。尽管此前已经有了解放军出动飞机的报告，但1941年毕业于空军官校第十一期，曾担任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高又新僚机，且宣称击落过4架日本飞机的李长泰对此并不在意。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飞行员，李长泰在1944年和1949年先后两次被击落跳伞，但都幸运的大难不死。然而李长泰少校肯定想不到，他的好运气今天到头了。
上午9点20分，2架P-51从定海机场起飞，在飞临杭州湾北部的嘉兴附近时，李长泰发现地面有几辆正在行驶的汽车。由于国民党空军的反复空袭，长三角一带的地面运输当时已经基本转入夜间，国民党飞行员在白天很难发现可供空袭的目标。兴奋不已的李长泰马上命令王宝翔掩护，自己俯冲而下准备扫射。殊不知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李长泰俯冲攻击之际，一串串炮弹突然从僚机王宝翔旁边掠过。
心知不好的王宝翔马上向李长泰告警。李长泰告诉王宝翔：“你马上撤退，我从后掩护”。然而就在电光火石之间，李长泰座机的左侧机翼中弹，先是冒出阵阵油雾，紧接着其左翼突然断裂，而飞机就此失去控制向右滚转，当即坠地化作一团火球。王宝翔大惊失色，慌乱地四处观察，却连敌机的影子也看不到。
可恰在此时他的座机也发出一阵“砰砰砰”的闷响，紧接着发动机冒出一股股浓烟。王宝翔也顾不得许多，驾驶负伤的座机加速脱离战场。当座机飞临杭州湾时，王宝翔发现了正在附近巡航的国民党海军“太昭”号护航驱逐舰，此时P-51已经无法继续飞行，王宝翔被迫跳伞，随即被海军救走。
尽管此前已经有2架B-25侦察型被先后击落，但由于空勤人员均未能生还，因而被国民党空军判定是被地面炮火击落，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一次2架P-51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出现的敌机击落。更令可怕的是，根据王宝翔的报告，击落他们的是米格-15。第二天下午，第4大队大队长张光蕴就亲自驾驶P-51从台湾赶到定海，安抚军心并查明情况。
国民党方面认为，米格-15在1950年初才交付给解放军，对手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战斗力，参战的必然是苏联人。国民党方面的判断只能说是对了一半，当天击落李长泰和王宝翔的确实是苏联飞行员，但并非是米格-15，而是第351团的I·古热夫大尉拉-11双机编队。
4月8日，上海周边地区在连续多日阴雨之后终于放晴，张光蕴马上亲自率领12架P-51飞机前往上海实施威力侦察。他们在机场上空依稀看到几架“后掠翼飞机”正在升空，然而几番纠缠之后P-51却对速度迅疾的敌机望尘莫及。
回到定海之后，张光蕴上报发现上海机场驻扎了米格-15，这一次轮到时任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的王叔铭亲自驾机，他驾驶B-25赶到定海机场。尽管当天参加侦察行动的12名飞行员都信誓旦旦的说，共军已经在上海部署了喷气式飞机，但不知道王叔铭是不愿意相信还是不敢相信，他只是反复地说“你们还是太紧张了……太紧张了”。
王叔铭嘴上说着不信，可也不敢掉以轻心。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国民党空军第12中队连续出动P-38/F-5E深入上海各个机场侦察。4月28日，近卫第29团副团长科列尼科夫驾机起飞拦截1架国民党军的P-38侦察机，在追击过程中将其击伤。
该机飞行员驾机勉强飞回了定海机场，但飞机最终坠毁在距离跑道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据称在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之后，在定海机场附近还发现了这架飞机的残骸。 这架P-38据说是米格-15在实战中取得的第一个战果，不过尽管付出了代价，国民党空军还是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上海地区确实部署着米格-15战机。
这个发现震惊了国民党军高层，国民党军能够封锁沿海全赖海空力量，而一旦双方制空权易手，不要说无法继续封锁上海，连舟山群岛这个立足点也岌岌可危。国民党军参谋本部和空军总部马上利用两周时间商讨应对对策并制定作战计划，最终决定先发制人，企图趁苏军立足未稳之际突袭上海机场，将米格-15炸毁在地面。
由于在前几次的行动中已经损兵折将，白天空袭上海只能是白白送死，国民党空军决定改为夜间空袭。为了保证空袭成功，此次行动由第8大队大队长李肇华亲自指挥。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有趣，1937年淞沪抗战之际，李肈华曾驾机在黄浦江上空侦察日军军情；抗战胜利之后，已经升任大队长的李肈华也曾率部驻扎在大场机场。
出人意料的是，曾在1937年来华助战的苏联空军如今仍是中国天空的捍卫者，当年抵御外侮的国民党空军反倒要轰炸曾经保卫过的城市。没有人知道李肈华中校在起飞之前到底是怎样的心境。
5 月 11 日晚7点，2架B-24M从新竹机场起飞，保持无线电静默的状态在海面低空飞行，以15分钟的间隔先后进入上海。然而，当李肈华率队飞临上海附近时，发现整个城市几乎漆黑一片——设置在安国路76号的解放军雷达队已经发现了来袭敌机的信号，全城马上实施灯火管制，地面探照灯、高炮部队早就严阵以待，近卫第29团的8架米格-15迅速在中队长I·申卡连科的率领下迅速起飞。
李肈华情知不好，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临时改变了预定航线，从崇明岛绕了个圈进入长江，打算由西北方面进入上海市区。可是当B-24进入上海市区之时，地面探照灯突然开灯。此时上海的夜空犹如漆黑的舞台，巨大的光柱罩住了今晚的主角B-24M。申卡连科迅速瞄准其中1架飞机，N-37型37毫米航炮炮弹在夜空中划出耀眼的弹道。
在第一次攻击未能得手之后，申卡连科调整飞行速度，再次开炮，这一次笨拙的B-24终于无处可逃，当即在夜空中化作一团巨大的火球，李肈华中校以下8人全体阵亡。跟在李肈华后边的僚机见长机被击落，把携带的炸弹全仍在长江口，然后转弯逃之夭夭。
5月11日夜空的战斗，为上海上空的空战划上了一个短暂的句号。实际上，早在再次空袭上海的前一天，即5月10日，蒋介石就已经下定了从舟山撤军的决心。5月11日上海空战的失利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军坚守舟山的信心。蒋介石在当天下达了从舟山撤军的手令，并派蒋经国、海军司令桂永清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前往舟山督阵。
5月16日，经过一场被吹嘘为“远东敦刻尔克”的大规模海运行动，十余万国民党军和被裹挟的民众全部从舟山撤离。5月19日，舟山群岛被解放军彻底解放，国民党军赖以反攻大陆、空袭上海的立足点就此彻底丧失。
1950年10月，苏军上海防空集团在将部分武器装备移交给解放军之后正式撤出上海。尽管进驻上海只有几个月，且击落的国民党军飞机绝对数量并不多，但苏军防空集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对上海经济建设的恢复和社会生活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除了多名苏军飞行员荣获了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之外，在苏军撤离之际，为了表彰苏军官兵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保卫大上海的特殊功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向全体参战官兵颁发了上海防空纪念章。
（转载）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计划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美国国务院（2019年4月）批准总价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宣称此举体现对台湾维持足够防卫能力的支持。随后，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急切切表达“感谢”，并赤裸裸袒露心迹称此次军售“来得及时”。以台制华与挟洋自重各怀鬼胎、一唱一和，使本就复杂严峻的台海局势更趋恶化。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坚定的。本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不断打“台湾牌”以遏制中国，尤其在对台军售与美台军事交流方面动作频频，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方再度挑动台海敏感神经，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引起两岸中国人强烈愤慨，日前就有台湾团体和民众举行抗议，谴责美国对台军售，诉求“不要战争，要和平”“台湾不当美国棋子”。在此，我们要奉劝美方，认清对台军售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纠正错误，信守承诺，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对于美国此次对台军售，权力摇摇欲坠的民进党当局喜出望外，仿佛得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近期，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不断拉高挑衅大陆调门，极力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公然叫嚣“寸土不让、坚守不退”“务必第一时间强势驱离”。面对明年的岛内“大选”，为保自身权位，抢抱美国大腿，甘当马前卒，不惜让台湾充当外部干涉势力的棋子，罔顾台湾百姓安危福祉，此人此党不仅错判形势，更背离民心，已难逃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的可悲下场。
美国的武器保不了台湾的安全，蔡英文和民进党靠挟洋自重、恐吓人民也保不了他们的权位，狂言叫嚣只是色厉内荏。我们要正告蔡英文、民进党和“台独”势力，不要玩火，想都不要想，倒行逆施者注定是孤家寡人。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