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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如何做一个令美国人喜爱的大使的
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时都干了些什么。
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除胡适外，没有人更有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窗，尽管国事繁忙，罗斯福常常抽出时间接见胡适，表示美国对于中国亦随时准备与之合作。但是当时美国奉行中立政策，罗斯福也希望胡适能理解美国的处境，不可能为中国走得太远。
中国人怎么说呢。
抗战爆发后，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对美借款问题上耗费甚巨却毫无成效，在国民政府内备受诟病。1938 年 7 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王正廷在美国朝野信用扫地，建议由施肇基接任驻美大使。蒋介石未同意宋子文推荐的人选，考虑到胡适精通美国，且具有崇高声望，遂于 9 月间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
胡适欣然接受，光荣赴任。
胡适出任大使不久就因其在美言论遭到误解而在国内引发争议。1939 年 1 月 25 日，冯玉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会议中宣读了一封私人来函，指述胡适在美国言论不当，“ 倾向于失败主义与和议”。
孔祥熙称其接到与冯玉祥所述相同之报告，正对此查询。冯玉祥还致函蒋介石，请其撤回胡适。王世杰认为“ 此事显有挟嫌捏造之痕迹”，在致蒋介石函中力言胡适“ 近来态度极坚决，对于战事力主苦撑”。1 月27 日，外交部奉蒋介石之命致电胡适查问此事。
胡适在回电中对有关其演讲传言予以辩驳：“ 所谓政府动摇，军队不能再作战等点，完全不确。”他还致电外交部长王宠惠，称他“ 在美国最久，发言之轻重缓急，颇能自己量度，望政府诸公放心”。
蒋介石经过密查了解到关于胡适在美言论的传言为“ 不实之报告”，于是辟谣，在 1 月 30 日致电胡适加以安慰，肯定其“ 努力宣勤，善于折冲”，望其“ 继续努力，以策全功”。
胡适在重庆时，就参加了“低调俱乐部”，任职美国大使期间，依旧延续了之前的政治态度，秉持“ 无为主义”，认为“ 无为不是不做事，只是不乱做事，不求立功”。基于此种理念，他不愿强求美国对华援助，而是着力推动美国政府和公众明了中国待援情形及抗战决心，以便水到渠成地实现中美合作。
胡适的这种观点，也许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一种较为常见的思路，但问题是，那是在抗战第一阶段的关键时期，在国内战局和国际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胡适的外交理念显然不易获得国内人士的一致谅解。因而，在国内国外，都不断出现对他的批评言论，甚至他去职的传言。1939 年7 月，美国合众通讯社就传出胡适因病去职、国民政府准备派颜惠庆继任的消息。
颜惠庆，也是近代中国的一位著名外交家。他于 8 月间作为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开完会以后，就受蒋介石之托，在美开展外交活动，到次年 2 月才离美返国。 他在美国期间对胡适观感不佳，认为这人“ 学究气很重”，而且对争取美援不得力。在回国后，颜惠庆就对外表示自己愿担任驻美大使。
随着欧洲局势的紧张乃至战争的爆发，英、法等国将主要精力放在欧洲事务的处理上，对华援助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降低。 国民政府遂将外交重心转向美国，外交部在 8 月 30 日致胡适电中称在远东问题尤其是中日问题的解决上“ 中国惟美国之马首是瞻，中国之政策视美国之态度而决定”。
鉴于胡适争取美援的效果不显著，蒋介石对胡适的外交实践逐渐失去耐心，蒋委员长就化悲愤为日记，在9月2日的小日记本本上写道：“ 内外军政皆不得其人，不能不令人悲愤，尤其胡适，余令其向美办外交，而彼乃向余辩难办内交”。9 月 11 日的日记，又称胡适“ 太不成事，应速更调”。
在蒋介石对胡适失去信任之时， 美国总统罗斯福倒是对胡适颇有好感。他在 11 月 10 日致蒋介石函中称：“ 我与现任中国大使胡适有过几次愉快的谈话。 国务院官员随时与他保持接触，他在华盛顿维护的良好关系为就远东局势的方方面面交换意见提供了持续的机会。远东局势得到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诸多官员持续、密切的关注。”
到了1940 年 3 月，一个契机来临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去世，院长职位出现空缺。蒋介石遂酝酿由胡适出任此职，以便将其调离美国。 周鲠生从美方人员处得知重庆方面托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探询美国政府是否允放胡适回国改任中研院院长的消息后，在 3 月 31 日致王世杰函中表示更换驻美大使关系颇大，需慎重处理，胡适“ 在美不能谓非适人，如觉其活动不彀，中央尚不妨随时训令督促”。
在这些多方面的压力下，王世杰也妥协了，他致电蒋介石，表示：“ 战时外交人选，非有重大过失不宜常换”，“ 胡适之如被内调，彼或拒绝就职”，并提出胡适的信望在颜惠庆和施肇基之上。他还于 7 月 25 日会见甚为钦佩胡适的陈光甫，商定由陈光甫致函蒋介石，“ 申论美使不可易人”。
对胡适来说，中研院院长那可是“ 学者最大的尊荣”，但为国事计，“ 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 他致函王世杰，表示说，他就算不做大使，也将不担任中研院院长，愿回北大教书。王世杰将此函呈交陈布雷，并请其转呈蒋介石。
经过种种斡旋，蒋介石终于暂时取消了调胡适回国之意。 调胡适任中研院院长风波结束后，胡适的支持者纷纷对其加以劝解。 王世杰在 8月8 日致胡适函中称：“ 兄常常遇着苦闷，政府所给外交训令，往往不甚体贴环境，使兄为难。但是，兄也要常常记念着，抗战的艰苦，不是兄等所能尽瞭，政府情急势急，才将难题的一部分硬叫兄等去做。”
当然，这些年，胡适在美国大使任上也并非全无成就或者收获。最主要的收获，就是他的20余个博士学位了。
当然，胡适的博士学位，除了最初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货真价实的哲学博士以外，其余都是如真包换的荣誉博士。（当然了，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时间是1927年，就在他顶着“哲学博士”的名声光荣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十年之后。）
抗战最艰苦的三年，他拿了25个博士学位，平均每年拿8个博士学位。
对此，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就带着怒气吐槽了一波：“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二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此外，胡适的另一“成就”，就是对美国加大对苏援助，减少对华援助起了很大作用。
这事情得从1940年说起。
蒋介石在不便调离胡适的情况下，于 1940 年 6 月间决定派宋子文为驻美特使（后担任外交部长），“ 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他指示宋子文，“ 关于三国合作交涉，中正已发美大使电其政府与兄在美直接交涉。此事如可不使胡大使参加亦好。”
宋子文到美国后，与胡适发生严重的矛盾。 胡适认为美国领袖的政策为“ 待时演变，待时逐渐展开”，其表现形式为“ 暴敌走一步，然后美国走一步或两步”。他认为在美国政策已定的情况下，在美国的中国外交人员能做的努力实在有限，不过是“ 为国家做点面子”，多让美国了解中国。 而宋子文对胡适的做法则颇不认同，向其直言“ 国内很多人说你演说太多，太不管事了。 你还是多管正事罢”。
这件事情在胡适的拥趸笔下，被描述为“宋子文来美国做太上大使，处处掣肘胡适”，而胡适殚精竭虑，始终在为中美外交做着贡献。但是事实上真是这样吗？
1941年发生了大事情，就是纳粹德国闪击苏联、这年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了关于与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谈话的经过。情况很严峻，按照史汀生的说法，不少人认为，在当时世界大战的格局下，美国援助苏联比援助中国更为重要，而且其中就包括中方的很多人的看法。
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当时中国抗战的补给，严重依赖美国经过滇缅公路的援助，而随着德国进攻苏联、日本袭击珍珠港，世界大战吃紧，美国要考虑减少滇缅公路的物资输送，这将对正面战场上苦苦支撑的中国军民带来极大打击。而且美国人都说了，中国方面也有人支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援俄而非援华，这你让他们往哪处说去？
次日宋子文给 蒋公发了电报（原稿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宋子文档案），报告，原来是胡适博士在匹兹堡对记者大放厥词：
委座钧鉴：适之（就是胡适）最近在毕次堡对记者宣称，美国应尽先以飞机军火供给苏联，中国已抗战四年余，虽无新式武器，亦可支持，云云。昨史汀生谈话中，曾暗示此语。居里亦引以为异，并谓中国步骤未能一致，愿助中国之友人实感困难，等语。
综合前面说的类似事件，宋子文完全有理由认为胡适对争取美援毫无所助。因此，他力图使胡适去职，改由施肇基继任。
蒋介石虽倾向于将胡适解职，但对其不愿奉召回国而仍留在美国颇有顾虑，认为“ 须研究至当方能决定”。 他为安抚宋子文，于1941 年 3 月间允许派施肇基赴美协助宋的工作。
宋子文在调离胡适不成的情况下， 要求蒋介石给予其行政院副院长名义以便对美接洽。蒋介石回复称“ 此案必须经过立法手续，决非如普通提议或一纸手令所能发表”，“ 须待其它官制亦有改革时提出， 乃不着痕迹， 其事较易。”
宋子文在任副院长问题上未得尝所愿，又于 6 月间联络李石曾、钱昌照等人酝酿由施肇基代替胡适。他于 7 月 6 日致电蒋介石，对未能任命其为副院长表示理解，并以需要“ 外交使节同心协力”为由提出施肇基为驻美大使的适合人选。
蒋介石仍未接受宋子文的提议。12 月间，他解除了郭泰祺外交部长职务，代之以宋子文。
胡适面对外界的批评和压力， 出于坚守责任的使命感并未打算去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 苦撑待变”目的已达的情况下流露出去职之意。 自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后，他鲜有机会接触国内来电，辞职之意更为坚决。 他在 1942 年 4 月 21 日与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谈话时强调“ 美国对华借款等事，并非任何人交涉之力，完全为大势所趋，出于美政府之自动”，并表示宋子文“ 性格不易与人合作，相处实感痛苦”，希望熊式辉助其“ 解除现职，救出火坑”。
1942 年七八月间到访中国的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感到蒋介石对胡适的不信任，在与蒋介石交谈中提出两国间“ 选派最可靠之代表”的重要性，并对宋子文的外交方式有所批评，称其“ 每喜斤斤论价，引用压力，遂使彼与军政部间之感情日趋恶劣”。 他建议“ 派遣比较强干之人为驻美大使，俾得面谒罗斯福总统讨论战后以庄严之姿态出席太平洋作战会议，以远大之眼光贡献其见地。”
蒋介石于 8 月 14 日嘱陈布雷告诉王世杰，由魏道明继胡适任驻美大使。 王世杰“ 以宋与胡既不相融洽，原议势难变更，遂未争持”。
1942年8月15日，蒋正式致电胡适，将其免职：兹拟在国内另有借重，俾兄得稍纾繁剧。
经过了一堆事情之后，胡适总算是接受了其去职的命令，但他的风骨仍在，终究没有接受行政院高等顾问的聘请。
对于魏道明继任中国驻美大使，美国方面不甚满意，国民政府内亦有反对意见。王世杰认为魏道明不适任此职。胡适建议蒋介石“ 设法另易他人”，并推荐郭泰祺（这位原外交部长也是蒋公在日记里骂胡适时连带着骂的外交官）与蒋廷黻。 蒋介石并未为反对意见所动，于 9 月间正式任命魏道明为驻美大使。他对宋子文“ 对魏道明使美言行不一，且从中破坏”有所不满，认为其“ 不顾国家地位，惟私利是图”。 蒋介石在表面上称胡适出使美国期间“ 功勋卓著”，实则认为他“ 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
蒋介石在胡适任驻美大使近一年之际即对其争取美援的效果失去耐心，在未能如愿调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任宋子文为特使赴美全面主持对美接洽事宜。 宋子文认为胡适对争取美援毫无所助，力图推动蒋介石解除胡适大使职务。
其实，从包括罗斯福在内的美国各界的态度可以看到，美方对胡适的工作是予以了充分肯定的。然而，一个外交官，被对方国家所喜爱，而被己方国家所不满，这外交官做得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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