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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陈寅恪所谓的不古不今之学
陈寅恪先生在1933年时曾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诚为他自己思想的最为真实的自述。
“不古不今之学”，依傅璇琮先生解释，是指陈寅恪先生的中古史研究，自可得通。但“不古不今之学”之前有“平生”二字，据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关于陈寅恪先生早年求学条目及回国之初期为学取向及同时人回忆可知，他的主攻方向先是语言学及西北史地之学以及佛学，回国后因国内研究条件所限，才毅然转向中古史研究，则此处的盖棺论定性质的“平生”二字，实无着落。
我们认为，这三句话句式相同、语气连贯，且语意上“咸丰、同治之世”与“湘乡、南皮之间”正处于对应修饰与说明关系，则“不古不今之学”必与此二者有关。其实质是指由张之洞总结而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之体用论引出的中国文化本位论。蔡美彪先生在《陈寅恪对蒙古学的贡献及其治学方法》一文中说：“据我们的理解，这是表明他不同于曾国藩对封建文化的顽固守旧，但比提倡西为中用的张之洞，更加强调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这一分析是恰当的。
曾国藩及张之洞与陈寅恪先生的祖辈、父辈均有关系。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与左宗棠、胡林翼被时人并称为“中兴三大功臣”，其中以曾国藩的功勋尤大。他也是体用论的具体实践者和文化先行者之一。1861年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1865年他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并积极派遣留美学童；而曾国藩的思想又是纯粹的传统儒家，他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兼取众家之长，见识通达，同时，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古文家和文学理论家，被时人视为桐城派的后期领袖。他的为人之道与为臣之道深得时人赞许。这样一位集传统与创新于一身的思想家的问世，是满清王朝在走向衰落之前的一个闪光点。当然，怎么恰如其分地评价他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至今也还在争论不休。张之洞是河北南皮人，同治二年（1863年）殿试一等一名，赐探花、入翰林，在任敢言，被视为清流派。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失败后，他成为清朝洋务运动的主力，在湖北大办新政，竭力维护倾倾欲坠的清政府。他曾撰《劝学篇》，述中西体用之旨，在中国广为流传。1909年他逝世后，他所留下的新政成果——近代工厂、新军、新式学生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曾、张两位满清重臣都有一共同特征：他们都维护中国文化传统和与之相应的封建纲常。在政治斗争时，他们是狡黠多智的；但在根本宗旨上，他们是秉持忠君大伦的。所谓变通之中的不变者，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即儒家基本的伦理观念及文化传统。他们有着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这表现在忠于君主以及这个君主所代表的政权上，但他们永远也解决不了近代化的军事工业与民用产业及文化教育和传统专制制度与伦理规范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使他们终归于失败，他们的努力也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近代中国经过传统与现代的断层，激进的知识分子们对传统进行全面抨击，并真诚地希望能通过批判的过程把中国思想文化引向现代，从而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本身。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如果没有了传统，则现代也无从谈起。现代的转换必须建构在传统的范型之上，有物才能转变，如果摧毁了物自身，则剩下的只是虚无。余下的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文化虚无主义，一种则是由另一种异于传统的强有力的外来意识形态填补空缺，在传统失落的迷茫中它应起到类似于宗教的作用。前一种可能即使存在也不会很长，后一种可能却是现实。总之，传统被摧毁了，而现代依然还在彼岸。
陈寅恪先生是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除了与文化传统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外，他也敏锐地感受到现实的偏差对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危害。
作为一个出生于书香世家而又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他深深明白在中国进行改革的意义和困难；作为一个严谨而具有卓识的历史学家，他又非常清楚“过犹不及也”的古训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一切迫使他冷静地去观察与思考现实，从而得出“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坚定信念：对于一个有着长达数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华帝国而言，吸收外来文化必须以本土文化为本，以此为基础，选择最为适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因子，择善而从。现代化的过程不是毁灭，而是改造。如果西化是以损失传统的正确一面为代价，则如买椟还珠，将脏水连着盆里的小孩一起泼了出去。价值因此错位，信仰因此丧失，中国固有的民族性因此消亡，则中国终将成为一个“非驴非马之国”。所以他说：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他的理想是建立“新儒学”，具体而言，即是他所极力赞许并一生倡导的“新宋学”。宋代学术“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而“宋贤著述之规模”又屡为陈寅恪先生所赞许，其融合儒、佛、道之精华而成宋代理学，即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来文化的一次良性结合。所以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一文里说：
吾国近年之学术……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这种“中国文化本位论”与“中西体用说”在表达上有相似之处，陈寅恪先生受其家世影响，素来钦服曾、张二人，则在议论时自然沿用他们的术语，也在情理之中。惟其自认此点，陈先生称自己的信念为“不今”；又因其意识到他与此二人之间实有区别，他又称它为“不古”，遂成此“不古不今之学”。既有立异的成分，又有标新的色彩。这显示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思想走向时代性的成熟与定格，
所谓“不古”，指的是学问中所包含的新的因素——西学，但这里的西学并非全属物质层面，对陈先生而言，毋宁说更多是精神层面，这是与传统体用论相异的；所谓“不今”，指的是这种文化理念在当时的社会已无置足之地，不为社会所公认。“体用论”在当时早已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失去了最后的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大抵以向西方学习为重，而执中论学者则要么孤独自守，坚拒一切外来因子，要么亦认西学为先进与旨归，而以中国传统附属之为第二义。陈寅恪先生的持论，在新学鼓吹者们看来，早已落伍，的确有些不合时宜，所以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又说：
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人莫肯酤，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而冯友兰先生在《悼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也对此分析说：
咸丰、同治之间的主要思想斗争，还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之间的名教和反名教的斗争。……所谓名教，就其广义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太平天国是用西方的基督教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所谓“咸丰、同治之世”的思想。曾国藩也是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和工艺，但是要使之为中国传统文化服务。这就是封建历史家所说的“同治维新”的主体。张之洞用八个字把这个思想概括起来，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所谓“湘乡、南皮之间”的议论。
冯先生这段解释是比较符合陈先生的话语本意的。
陈寅恪先生的这种观念在1949年以前已经不为时人所理解，到了1949年以后更是被视作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异端。当传统的价值取向失落之后，陈寅恪先生以其个人之力，独守其旧，不为外界所左右，以其独特的学术理性和文化心境构筑了现实中不复完卵的价值取向，以他天才而杰出的研究成果和独步而独立的学术结论证明了中国文化本位思想是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永恒价值尺度，并最后与他的选择勇敢地同归于尽而九死不悔。用他本人悼念王国维先生的自尽时所说的话来说，即：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变，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挤击，而已消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则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读来尚有字字见血，句句见泪之力量。
王国维先生以投湖自尽而“与之同命而共尽”了。
陈寅恪先生以他特立独行之风彩——目瞽、足跛、病躯，受批判、受压制之身，借着他对古代诗文（代表作如《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和历史文化研究（代表作如《金明馆丛稿》、《二稿》和《寒柳堂集》）之笔，向他所神往的文化理想和价值尺度发出了最后的冲击，实现了他的“与之共命而同尽”的信念。在文化价值和文化理念及其相就的文化体系全面崩溃的文革时代，晚年的陈寅恪先生是痛苦的，同时也是高傲的。他以一己之身承受了他的整个信念在现实受到的全部重压，如磐石般不可移易。
这中间，大陆经历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批俞平伯、批胡适、反右……直至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是悲剧的高潮，它以超乎常规的扭曲的形式践踏了残留下来的所有传统，也践踏了陈寅恪先生的高贵的精神。他是含冤死去的。在他去世后，在经历了又一系列世变之后，他的思想才在世人面前显露出它的价值，但，世间已无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是独一无二的，没人能够取代他。从他的经历到家境背景，从他的学问人生到精神风貌，从他的学术贡献到生命情调……这一切的一切，都成就了一个横空出世而又堪称绝后的一代学术伟人、思想大师的他，傲然挺立在三种社会形态转型之时，为人类文化和思想留下了重重的一份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