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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团》就在身边也就在眼前
自从走资派邓小乎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后，《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的《还乡团》就回到了大陆的工人农民的身边。《还乡团》就是走资派和右派，加上台湾岛上的国民党。
走资派特色政府为什么要出卖大陆的工人农民的利益，极端地推出《惠台政策》？因为台湾岛上有《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的魂魄祖宗。走资派就是《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政府。
所以，几近灭亡的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和过气的马英九要和走资派习近平凑合一起，大陆走资派的习近平国民党拉一把台湾岛上的国民党。
《统一》也是大陆习近平国民党和台湾岛上的马英九国民党的《统一》。“我们国家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大陆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
大陆的工人农民们和台湾的工人农民们愿为此而去拼命吗？
所谓《还乡团》，就是在《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拥有八百万军队的盛世时，国内革命战争中，返回家乡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地主武装，并不局限于解放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苏区和解放区、根据地的敌我拉锯战中，《还乡团》是一直存在的。
如果我们把《还乡团》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站在整部中国革命史的角度来看待，不难发现这背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可以用“艰苦卓绝”四个字来简单概括。说得再通俗点，那就是非常不容易。
1840年之后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且核心问题在农村。不把亿万农民从落后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共产党就无法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砸碎一个旧世界，再建设一个新世界，使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型，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尽量争取有利地位，完成原始积累，走向民族复兴的强国之路。
而农村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也是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土地归谁所有。
外国资本大举入侵之下，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被洋大人及其买办阶层所鲸吞，地主和佃户能够分配的，只有他们牙缝里漏下的残羹冷炙。佃户原本用于弥补生活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在洋货倾销浪潮中基本破产，已不足维持基本生活，更无法负担地主的地租，老实缴租就可能饿死。而地主阶层在洋货生活的刺激下，生活标准大为提高，维持消费就需要加紧剥削。
以河南南阳为例，这里的佃耕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大佃，耕牛和大小农具都是佃户的，收获的粮食，主佃各得一半；第二种叫劈子佃，耕牛和大小农具全是地主的，收获的粮食，小麦二八分，秋粮三七分，地主占大头。
传统产业中的农民，是最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一有天灾人祸，水旱汤蝗，除了等死，就是造反。而地主阶级也分化严重，随着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逆向淘汰淘汰日趋明显，“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土豪劣绅成为农村的统治阶层。他们架设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盈利性经纪体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却无可化解。
于是，革命来解套了，旧有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必然被打破，地主阶级作为农村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自然首当其冲。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当然为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所仇恨，而为广大贫苦农民阶级所衷心拥护，敌我双方的斗争是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双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此消彼长。
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逃亡地主、恶霸土豪，憎恨一切终结他们万年江山的“僭越者”，为重新夺回自己失去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组织队伍回乡报复。
逃亡地主、恶霸土豪们高呼：“各位父老乡亲们，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正如今，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若是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帐，那得一笔一笔慢慢算。”《还乡团》回来了。
这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逃亡地主、恶霸土豪们的台词，却是二十二年中国革命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和斗争反复性的写照。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和毛泽东的红军对比悬殊，蒋介石国民党军手中大批美械、日械“剩余物资”就不说了，而毛泽东的红军完全是叫花子跟龙王爷比宝，国共之间军队员额的差距也高达4:1，国民党狂妄叫嚣：“三个月消灭共军”，所以毛泽东的红军只能放弃一部分根据地，大踏步向北撤退。名曰《长征》，实则逃亡。
当然逃亡出来的毛泽东的红军，这是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战略决战的不得已之策，但对这些地区留下来的党员干部、进步群众，乃至普通老百姓而言，却意味着一场灾难。惨遭《还乡团》的杀害。
相较此前，解放战争时期的《还乡团》的成分更为复杂，除了逃亡地主、土豪劣绅和当地土匪外，还集结起了以往和解放区军民有血海深仇，以反共反人民为职业的日伪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分子。
如果说逃亡地主的主要要求在于追租追田，而过去投降日本鬼子的大小汉奸及为非作恶的特务分子，在求财之外更求“命”——为保自己的命，去要别人的命，土豪劣绅和土匪则是他们的积极追随者和帮凶。
所以，这部分《政治还乡团》，对根据地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疯狂程度，性情之凶狠和手段之残忍，完全刷新了“人”的底线。
因为这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并不因为你说不说这些，人家就不这么干。阶级和阶级斗争是血淋淋地存在。
关于这点，国民党内部也有认识，蒋介石就有特别训令，要求：“至对奸匪政训工作与情报宣传等工作，更应特加研究，积极增强，以加速军事之效果。惟剿匪平乱，必须军事与政治互相配合，收复区内之地方行政工作尤为重要。”
怎么抓政治工作，怎么收复地方行政？
那只能依靠以往跟解放区军民打生打死，完全没有和解可能的汉奸和特务，他们知根知底，更“坚决坚定”啊！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英烈，这就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烈士。杀害刘胡兰烈士的，就是山西文水县当地的“奋斗复仇自卫队”。光是听听名字，就能感受到《还乡团》们身上浓重的血腥气。
这支“复仇队”的队长吕德芳，是恶霸地主，他的哥哥吕善卿，时任文水县三青团书记长，是“三料特务”、“三朝元老”—抗战前是阎锡山的特务，后来跟了鬼子，光复后又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整个文水县，针对我军民开展的“复仇”行动，基本都是这兄弟俩为主，勾结阎锡山所部驻扎该县的72师所为。
别以为犯下这些罪行的只有“还乡团”们，国民党军队虐杀红军及平民的“兴趣”，并不比还乡团差。72师师长艾子谦就专门训令配合“复仇队”行动的215团1营：“该营此次开展工作进行松懈，做法太软。今后做法要硬，去掉书生习气，勿存妇人之仁，速将陈德照、刘胡兰等扣获归案法办！”
不独“山西王”阎锡山的军队如此，大名鼎鼎的中央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对还乡团也完全是纵容的态度。随该部行动的鲁南还乡团，在当地大开杀戒，手段极其残忍，以致中央社的随军记者翁鲜豪都看不下去了，规劝几个还乡团团长无效后，将虐杀现场拍了照片，找张灵甫告状。希望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名将”，能够出于爱护“党国”声誉，更好更快怀柔地方的需要，约束下这些家伙，总不能学着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到时候民心丧尽，地方上怎么长治久安？
结果却遭到了张灵甫的讥笑：“他们分人家的田、抄人家的家，土匪一样，人家当然要出出气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这些记者真是书呆子啊!”（温靖邦：《大崩溃》）
张灵甫部队长官都是这种态度，底下人的做派也就可想而知了。张灵甫的整编74师进入解放区后，论残害老百姓的花样和力度，并不比还乡团差。在临沂张官村（今属山东莒南），发现了几双绣有红五星的鞋垫，整74师就将做鞋垫的9名妇女全部枪杀。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包围时，他们将附近许多村庄烧毁焚平不算，还把来不及逃跑的村民也一律枪杀。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张灵甫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下令“就地补给”，纵兵抢掠百姓的粮食，对敢于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枪杀。
隔壁李天霞的整编83师更没书呆子气，不但没有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此前还带着还乡团干各种坏事之外，掘了抗日英雄罗炳辉烈士的坟墓，把忠骸拖出来，百般凌辱。
如果说国民党军队是 “虎”的话，还乡团就是为虎作伥的“伥”。在还乡团的配合下，国民党政权确实在不少新占领地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旧有的“秩序”。以华中地区为例，我各级留守党组织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从1946年秋至1947年3月，华中第一、第二地委的党支部就由1641个锐减为989个，党员由84498名减少到71206名。从1946年9月到1947年11月，华中第九地委的党员由37907名减少到13715名。（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共江苏省组织史资料简本》，P211）
熟悉历史的朋友不少都知道，1968年，美国在南越搞了个“凤凰计划（Phoenix Program）”，中情局赤膊上阵，帮着南越伪政权版的还乡团，对越共进行“整肃”。
从账面来看，越共组织受到了极大伤害，然而同样肆无忌惮的暴力虐杀，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导致了越南南部群众对美伪政权的刻骨仇恨。而且南越伪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一样腐朽堕落，战术层面的胜利，对战略决战并无太大帮助，反而让更多的群众看清了美帝的反动本质和伪政权的走狗底色，选择支持“抗美救国战争”，抵制美国侵略，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
而当年在中国，美帝国主义也曾积极支持国民党方面的类似行动。1946年8月，“苏中七战七捷”中的五战丁堰、林梓，在歼灭军统武装交警总队后，在丁堰（今属江苏如皋）缴获几屋子数不尽的镌刻有USA字样的脚镣手铐，这些东西的用途，不言而喻。
这一地区的还乡团，也的确对得起美国人和军统。泰县（今属江苏泰州）姜南区三太乡的还乡团，在一夜之间，抓捕了该区108名乡、村干部及土改积极分子，当夜就活埋了28人。黄桥地区浩堡乡的还乡团，一次就烧掉61户民宅，将6户人家无论男女老少，悉数灭门。（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P360）
苏中的老百姓说：“想‘中央’，恨‘中央’，‘中央’一到民遭殃，奸淫还比鬼子坏，烧杀抢掠胜‘二黄（伪军）’！”
这样的《还乡团》，与其说是竭泽而渔，不如说是为渊驱鱼。还乡团所过之处，就连原先对共产党红军持中立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不理解，暗中企盼国民党卷土重来的一般士绅、地主和富农，也被逼得不得不倒向我党。他们固然不喜欢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但两害择轻，还乡团和国民党军的倒行逆施，更让人难以容忍—善财难舍，但还是命更重要。
有的地主甚至被逼到给共产党的干部写信，说还乡团是狼入鸡群、胡作非为，必然难以长久，虽然你们收回了土地，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赶快打回来，不然这日子没法过啊！
海安、高邮和宝应等地的老百姓，私底下也都唱起类似的民歌：“蚕豆开花，干部回家；蚕豆排挂，新四军要来；蚕豆结英儿，还乡团翘壳儿。”
应当承认，因为某些地方的执行有问题，一开始部分群众对我党的土改政策是有看法的，但“还乡团”们来了之后，很快就用自己的暴行给大家上了一课，于是大家立刻就明白啥叫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了。无数的农民团结起来集结在我党的领导下，拼了命也要推翻国民党，憋足了劲也要找还乡团报仇。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进行，解放军各个战场陆续发起大反攻，国民党正规军大批被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还乡团，自然也随之土崩瓦解。
那些曾经横行乡里的武装的“还乡团”，他们已经被人民子弟兵永远地从这块土地上消灭了。但这些年，有一些《还乡团》，手里面没有拿着滴血的刀枪，但却借助媒体的力量杀了回来。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想必不少朋友都能感受到，《还乡团》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潍北县委写给华野九纵的那封信里，还有一句说：“潍北县广大人民把复仇求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自己的军队身上。”
我们如今要战胜新时代的《还乡团》，战胜历史虚无主义，希望首先要寄托在自己身上。时不我待，舍我其谁，这是持久战，是人民自己的战争，是工人农民自己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