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勇与钟南山

2020-03-21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与同系名誉助理教授龙振邦3月18日在香港《明报》联名发表文章，题为“大流行缘起武汉 十七年教训尽忘”，就目前一些关于病毒名称，起源及野味市场等发表看法。文章首段有一句“星，港，澳及中华民国皆免于大疫”，但两位作者当日下午即致函《明报》把“星，港，澳及中华民国皆免于大疫”修正为“星，港，澳，台暂免于大疫”，并表示该文与政治无关。

文章刊出后反映强烈，香港网民赞之刚正敢言，亲中媒体及内地网民则骂其亲美港灿“卖国贼”，“中华民国”之言有“台独”或“鼓吹两个中国”之嫌，又指文章“污名化中国”，“引起仇恨和歧视”及为美国“歧视政策辩解”等。到当日深夜，《明报》发文指两人撤回文章，并引述当事人说，他们是科学家，终身追求科学真理，不了解政治，也从来无意卷入政治，“文章表达不适当，用词甚至有错误，并非原意，希望外界不要把我们卷入政治，留给我们一个空间研究”。

撤稿后袁国勇接受深圳卫视等媒体专访，对于文章被舆论“误解，甚至被骂被黑”没有说太多，只强调自己作为科学家，最重要是面对真相，“我们要有个谦卑的态度，能面对自己的短板”，“开头我们有的地方做得不好，我们要承认的，不要回避真实”，并表示“或许没人比我更爱国了”。他在专访中也指出欧洲和美国由于漠视中国的疫情，反应迟缓，而欧美人不戴口罩，不愿将大型社交活动如足球赛事延期，都加剧了疫情。

作者在《明报》文章中对疫情及病毒名称，认为“科學研討或學術交流，必須用官方名字COVID-19稱此病或SARS-CoV-2稱呼病毒。市民日常溝通及媒體用語，則可以武漢冠狀病毒或武漢肺炎稱之，通俗易明，方便溝通。”疫情在去年12月集中在武汉爆发后，官方媒体及民众都称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1月份发现是由冠状病毒所引起后而简称武汉肺炎或武汉新型冠状肺炎或武汉冠状病毒，而武汉肺炎最为通俗使用，后来世界卫生组织取名为2019-nCoV，2月中又改为COVID-19，而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也在2月中从更专业的病毒分类法把病毒命名为SARS-CoV-2，随后中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及对病毒有深度研究的石正丽研究员等又在医学权威刊物《THE LANCET》发文认为应叫HCoV-19。连科学家都对这名称有这么多不同看法，对绝大部分并不懂得什么细菌，衣原体，病毒，冠状的含义及区别的民众来说一直沿用的旧名武汉肺炎确实更为通俗易明，方便溝通，没有什么更深的政治因素考虑，但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污名化中国”及“引起仇恨和歧视”了呢，要这样说的话，那官方媒体之前不也一直在自己“污名化中国”及“引起仇恨和歧视”了吗？以前的西班牙流感，日本脑炎，水俁病（以日本熊本縣水俁市命名），近期的莱姆病毒（Lyme virus，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Old Lyme县命名），西尼罗病毒（West Nile virus以西尼罗河命名），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以刚果的埃博拉河命名），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猪流感，非洲猪瘟病毒等不也都一直这么叫的吗？

对疫情起源，作者以“庚子大疫，始於武漢”为小标题，写道“約75%之新發傳染病源於野生動物，而數隻能感染哺乳類動物的冠狀病毒，其元祖病毒（ancestral virus）則源於蝙蝠或雀鳥”“以基因排序之法尋源，查得一隻蝙蝠冠狀病毒株（RaTG13）與武漢冠狀病毒極為相近，其排序高達96%近似，故相信此病毒株為武漢冠狀病毒之始祖。此病毒株於雲南的中華菊頭蝠（Rhinolophus sinicus）身上分離得之，故相信蝙蝠乃武漢冠狀病毒之天然宿主。流行病學研究明確顯示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為初期擴散點（amplification epicenter），病毒很大機會在場內由天然宿主交叉感染中間宿主，再於中間宿主體內出現適應人體之突變，繼而出現人傳人之感染。”这些话很专业不易理解，但他明确表示“網傳病毒源自美國之說，毫無實證，自欺欺人，勿再亂傳，以免貽笑大方。臨大疫而不亂，首重資訊透明，冷靜理性分析，勿人云亦云，以訛傳訛。沙士後沒有雷厲風行關閉所有野味市場乃大錯，欲戰勝疫症，必須面對真相，勿再一錯再錯，諉過於人。”简言之就是作者认为疫情起源于武汉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的野生动物。但“可惜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早被清場，研究人員抵達蒐證取樣本之時，場內之活野味早已不知所終。”国内科学家们对疫情起源于武汉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的野生动物原来是几乎一致认同的，但后来有研究表明虽然最初病例集中在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但也有病例却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因而有科学家认为海鲜市场可能不是唯一源头但对源于武汉未见异议，直到2月底钟南山说疫情确是先在武汉发生，但没有证据显示源头也在武汉，在钟这样说后，国内也还有一些科学家如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医生明确表示如果疾病是由外國传入中国，則應該出現中国多個城市同时发病的情況，他又指病毒的源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是一定要有确切的依据，故不认同病毒来源自中国境外。但钟的说法间接地引起外交部发言人说是美军将病毒带入中国从而进一步引起中美外交战。袁国勇教授大概也是以科学家身份对此作一回应。

文中还以“野味市场，万毒之源”为小标题，说自03年SARS以来“十七年矣，惟野味市場禁而不絕，而且愈趨猖狂。中國人完全忘記沙士教訓，讓活野味市場立足於先進城市之中心，明目張膽售之烹之吃之，令人側目。活野味市場內動物排泄物多含大量細菌病毒，環境擠迫、衛生惡劣、野生動物物種交雜，病毒易出現洗牌及基因突變，故須禁之。”及“武漢新冠狀病毒乃中國人劣質文化之產物，濫捕濫食野生動物、不人道對待動物、不尊重生命，為滿足各種欲望而繼續食野味，中國人陋習劣根才是病毒之源。如此態度，十多年後，沙士3.0定必出現。”呼吁“改革街市為防疫重點，中國政府及港府必須迅速改善環境、加強通風、滅蟲滅鼠。在完全淘汰活禽市場前，必須妥善處理禽畜糞便，減少病毒洗牌機會。”本人曾在2月初作有一文“武汉肺炎与野生动物”观点与此相近，不多述。

国内民众现在对钟南山和高福很熟悉了，但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袁国勇为何许人。钟南山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赞为2003年抗非典及今年武汉抗疫英雄，高福为中疾控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另有7项其他国家外籍院士头衔，共8院院士），学富五车，发表过450多篇学术论文，为国内不多的学术大伽，若仅就学术论文方面来说，高福的成就要高于钟南山，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今年64岁的袁国勇教授的学术成就甚至要高于高

福。袁国勇是国际公认的传染病权威专家，香港政府防疫專家顧問團成員，也是2005年中国在香港大学设立的大陆以外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除了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香港科学院院士外，还有5项英美外籍院士头衔（共7院院士），发表过70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许多在国际顶级或权威刊物上，是世界上论文被引用最多的1%科学家之一。他的团队曾发现超过50种新病原体，包括了人类冠状病毒，蝙蝠冠状病毒等，这些病原体都以香港或中国命名。

可能更重要的是他在2003年非典及今年疫情的重要贡献。在2003年非典初期，国内科学界一筹莫展，刚组建一年的中疾控中心认定病原是衣原体，但疫源地广东省一线医生们包括钟南山团队发现用治疗衣原体肺炎的方法完全无效因而认为可能是一种新病毒但无法确定是什么病毒。香港由于在2月下旬受到一位“超级传播者”从广州把病毒带到香港而饱受非典肆虐（2003年非典中国大陆共死亡349人，而香港一城死亡249人），袁国勇教授及其团队竭力奋战抗疫第一线，于3月下旬在世界上首次从已传播到香港的非典病人肺部样品中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并认为是真正的非典肺炎原凶，研究论文4月12日发表在医学权威刊物《THE LANCET》上，再加上美国加拿大科学家的成果，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非典病毒已找到并命名为SARS病毒。袁国勇教授的成果成为全球扭转疫情关键，为非典肺炎奠定了新的治疗方向，获得了世界科学界的盛赞并被香港政府授予银紫荆星章，为抗击SARS立下不朽功勋，真正的抗SARS英雄。

去年12月武汉爆发疫情以后，由于对全新的疫情不了解及瞒报等原因而致疫情迅速扩散，国家卫健委12月31日及1月8日两批到武汉检查的专家组给出的结论是“无人传人”及“可防可控”，直到16日的结论还是“无明显人传人证据”。而作为香港政府防疫專家顧問團成員的袁国勇及时建议香港政府在12月31日就采取应变措施，1月4日提升到“严重”应变级别，而第一批专家组组长，中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院士知道后还不以为然，对香港《大公报》记者说病毒威胁水平有限，绝不会出现因为春运发生大扩散的可能性。由于香港及早防范，使得与大陆联系频繁且人员流动性极大的香港无须采取极端的封城战而不致疫情扩大，避免了03年SARS悲剧重演。袁国勇教授还是世界上第一位证实武汉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科学家。2020年1月10日起，香港大學袁国勇教授團隊研究一個在港大深圳醫院求診的7人家庭群組，他们中有6人曾经去过武汉，返回深圳后有5人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其中1人为无症状感染者。另有一位未到过武汉的家庭成员因与其中4名家人接触后感染了肺炎。研究者对6位患者的流行病学、实验室、放射学和微生物学结果进行了研究，并对这些患者的遗传序列进行了系统分析，證實病毒人傳人，整個群組有6人確診。團隊亦根據群組的發病日期，分析出新病毒潛伏期約3至6天，研究成果于1月24日在《THE LANCET》上刊出，是世界上第一篇证实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研究论文。1月17日，袁国勇把人传人研究结果书面报告中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及广东省疾控中心，是抗疫战的真正转机，于是才有了卫健委1月18日紧急派到武汉检查以钟南山为组长的高级别专家组，这也是为什么专家组中有一位大陆境外专家袁国勇的原因。之后1月20日在得到最高层点头后由钟南山宣布“肯定人传人”，开启了抗疫新篇章。

但在国内，人人皆知钟南山，那个晓得袁国勇。前些日子，媒体登载了钟南山戴着口罩率领新党员抗疫火线宣誓入党的照片，表明他不单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名忠诚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说的话当然也会有政治背景。而袁国勇是香港的基督教徒，像他自己说的“不了解政治，也从来无意卷入政治”，他也曾在2015年7月31日以 “一名科學家，無受過政治訓練”為由主動辭去香港大學校委會會員一職。或者可以说，他是一位搞纯科学的科学家。钟南山是2003年抗非典及今年武汉抗疫英雄，但袁国勇更是功不可没。

中国的事情看不懂，且不说那些已倒台劣迹斑斑，贪腐千万上亿的贪官是如何登上高位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疫情中提醒医生同学注意防护感染而被公安部门训诫，那位被武汉作家方方称为“欠下了武汉人一笔债”的“可控可防”王专家却与李文亮医生同榜获防疫“先进个人”称号，而袁国勇教授这样真正在两次举国抗疫大战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却被骂为“引起仇恨和歧视”的港灿“卖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