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梦。（记北京四中文革前的四清）

 近年来，有一批“老红卫兵”掀起了“道歉”行动，比如宋彬彬，陈小鲁（已去世）等人。如果他/她们可以找到当年无人性的殴打的深层原因，那是可接受，可肯定的行为，到底，他们感到了羞耻。

  可是，如果他/她们只是求得自己道德的完满和灵魂的安慰，像“复活”中的涅赫留道夫，那就是虚伪！因而，被欧打至死的，师大女附中校长的亲人，理所当然的拒绝了“道歉”。

正好友人传来在美的四中学长关于1964年的四中“四清运动”的回忆，联想到那个岁月，于是成此小文，算是不那麽广为人知的内情吧。随心所想，随意坦言，必有所失。

我认为：文革确实发生在文革之前。

四中的学潮与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予演。

我以及我一样的学生，都曾都被深深的伤害，伤痕是如此之深，没有忘却的可能。

但是今天只谈伤害，根本不够。回顾历史，究其内因，看到未来，才是更该有的态度。

我想把当时的一些行动和事件，复述出来。事情是亲见，亲闻。虽是学长提供，但我保证他的真实性。评论是我个人的看法。极力公正客观，但肯定有不同意见的。我接受摆事实，讲道理的评说，批评，批判。不接受人身攻击。也不于回应。

背景

  1962年，刘少奇在7千人大会上，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和刘的矛盾，在党内高层公开化。

  1964年暑假，毛泽东和毛远新有一个《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到九月开学后，不少学生通天的，就知道了。军队干部，大量是站在毛一边，而党政系统的，更多在刘和邓一边。

 有个小例子，大概是1964年的国庆，北京日报有一张毛和刘的在天安门的合影。可在他二人中间后面，是更高大的彭真。记得某总政副主任的孩子，大声叫起来：“TMD,彭真算老几？凭什么站中间。有一天他得滚蛋１。我们听了，很惊诧。

  1964年的下乡劳动，是在南口农场，而附近就是坦克师的驻地。我校那时已开始了大学解放军，所以请师的政治部主任讲话。他倒是老实不客气，开口第一句：你们四中就是资产阶级当政，就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我们都有点发楞。带队的教导主任，面有难色，可对当兵的这一番喝斥，不敢反对，叫我们回校讨论。可那些将军元帅的孩子，好像心有成竹，面露微笑。可我的感觉是：有一个不祥的翅膀在远处煽动。内心在颤抖。因为我家不是长征的。而班里，副部以上就不少。要是抓资产阶级，自己不排第一也是第二。老天爷，怎么过这关啊？

学潮

国人大多不知道，当年的四清运动，个别中学也搞过，例如北京四中，这个名牌中学就经历过一场社教运动。

 四中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名牌中学。从刘少奇，林彪开始吧。陈毅的小儿子初中是四中，高中没考上，就去八中了。王岐山所在的35中，功课一般，但他们学校的情商不错。这场社教的发生与四中的高干子弟有直接关系。

 这些高干子弟，他们填写家庭成份是‘革干’，基本是副部以上，官方的标准是13级以上。‘革军’一般是准军，上校以上吧。反正这都是文革后期，我们班主任透的。

我本人是望洋兴叹：再有过草地的机会，我爬也要爬过去。

 干部子弟，都有一种刻意的朴素。穿的很破。有补叮他们大部骑自行车上下学。营养充足，身强力壮，身材很高。他们的父母能在战争中存活下来，身体都是很好的。这也是优选的结果。当然，也有幸运。大多数学习努力、功课不错，但普遍有种优越感，和对普通出身学生的蔑视。

就是他们内部，也以父亲的官位，名气和重要性，分为不同层次。官最大的，是中心，其他的围着转。比如孔丹，其父是中央调查部长，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比其他部长高一等。（可能手里不少他人小辫子吧？）加上他自己说，他小时候，周恩来常抱他。于是真好像他身上有一圈红色光环了。再加上，他本人，确实功课好，400米800米跑的不错，再再加上，他还是不多的中学生党员。和校党委（可能是支部？）一起开会。校长对他都很客气。像现在说的：不但高红帅，自己还努力。可当光环散去，西纠垮台，他也就是一学生。从他身上，我认识到，不要被光环把你吓住，迷惑祝

课余时间，这些干部子弟喜欢不分班级地扎堆，谈论国内外大事，传播小道消息（其实，还真是正确的消息）。按陈元（陈云之子）的说法，他们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这就瞎掰了，就是要接官吧？中国哪有资产阶级法权，只有封建的法权。（这词我造的）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打下天下，他们是当然的坐天下。共和国长子吗。可老百姓的孩子，是什么子？

这些高干子弟普遍喜欢体育，尤其是篮球。说几句我校的篮球队。男校的关系，篮球队员是明星。但打篮球，身高是关键了。校队里，中锋孙捷1.93米，还是北京数学竞赛第三。两个前锋1.90米。后卫都1.86米。（杨成武的儿子）全校上下，没有不爱体育，不打篮球的。每天都要跑2000米以上。这个经历，对我以后是有很大好处的。文革前夕，北大，人大附中，把专业队淘下来的，不管学习好坏都收了，所以兰球就都上升了。他们中锋快2.0米了。我们都不满：那不叫本事。

看来那时候，就有作假的小苗头了。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北京四、六、八中等中学的高干子弟闹起了学潮。这三个中学的高干子弟相互串连，认为学校的阶级路线存在问题，出身不好的干部、教师重点培养出身不好的学生，排斥干部子弟；（胡说八道！）认为学校忽视政治教育，重视分数，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可他们回家，一样玩命学。还请名师辅导）认为应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开展阶级斗争，在学校搞教育革命。此即所谓发生在１９６４年秋季的“４６８学潮”。

 我插几句。他们是瞎说。毛泽东说的是全国，对不对且不论。在大城市。干部子弟上中学大学，没有任何障碍。比如哈军工，省部级的干部子弟，各省和军区，有名额，上是不成问题的。中学毕业时，你的档案中，有一条政审结论。只要你被写上：此生(主要是出身)不宜录取，那你就歇菜了。好的上农校，不然家里蹲大学。哪有“重点培养出身不好的学生，排斥干部子弟”？老师校长敢吗？“出身没选择，道路靠自己”？你出身不好，你就是玩命的表现，你也没戏！除了马克思。以后我谈谈遇罗克的出身论。我们办的报转载的。

学潮爆发于高三４班，语文课上。革干子弟宋扬之（某副部长之子）批评语文课老教师程先生讲授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是宣扬资产阶级情调，并批判朱自清的《荷瑭月色》宣扬脱离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散发小资产阶级情感。这是个标志性事件。而后，过了二、三天，在高中各年级、各班在教室后墙贴满了小字报。有批判白专道路的；有讲阶级路线的；有批判语文教材的。高三３教室后墙看到宋克荒（宋仁穷之子）的长篇小字报：论述党的阶级路线。哈哈，这阶级路线，东北局书记儿子说了算。他妹妹要武也不差，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可现在，他们在美国，可怎嘛执行？我都替他们着急。

高三６班展开了批判本班白专学生鲁生卫的斗争。鲁的父亲是国民党官员、１９４９年国民党起义人员，时任煤炭工业部参事，应属党外的统战人士，但在当时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被视为国民党余孽。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没批。那可是自己填的《农奴主》。因为他们爹发话了：民族人士别动！汉人斗汉人的。

在教室后墙的小字报，周××同学有篇小字报，点名批判鲁生卫，题目是：“撕开伪君子鲁生卫的假面具”，内容开头就是一段耸人听闻的文字：“鲁生卫这个伪君子在中山公园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侮辱妇女，被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撕开伪君子鲁生卫的假面具的时候到了……”。（以上文字经多方核实，完全是歪曲事实，但很容易把人搞臭。文革中，这就更多了。中国人对这事也很有兴趣）。小字报接着说，鲁生卫“出身国民党反动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从不注意改造思想，伪装进步。”等等。

接着在高三６班的一次语文课上，干部子弟张康平站起耒发言，说他的作文得了２分，他念了作文后，质问语文课焦老师：“我的作文只值不及格吗？”（该作文政治立场鲜明，文是太差，而且文不对题）鲁生卫的作文得了５分。

高干子弟苏承德（海军司令苏振华之子）举手发言，分析、批判了鲁的作文政治立场有问题。接着张康平又站起来拿起自己的作文本，走到鲁的课桌前，愤怒地把作文本摔到鲁面前，喝问：“鲁生卫，你说，我的作文应该得几分？，你的作文应该得几分？”在突如其来的事态面前。鲁懵了，没有回答。张康平当时愤怒地大声喊：“你站起来。”鲁站起后，仍然没有说话。这时候，周××大喊，“太嚣张了，把他揪到前面去！”说着，就一手拉着鲁的左臂，一手推着鲁的脖子，连推带桑往讲台那边推。另一同学又抓住鲁的另外一臂，两人一同把鲁推到了讲台。他们用力按鲁的头，让他低头。（武斗的开山史祖，在学校里。农村早在湖南就有了）不知所措的焦老师怯生生地说：“鲁生卫，你当众做个检查吧。”

  苏承德站起来说，“鲁生卫，你必须只检查政治问题，不能避重就轻，转移斗争的政治方向。”（那时苏振华之子怎么就会文革语言了？）鲁慌慌张张、语无伦次地做了检查。终于熬到了下课，焦老师救星般地宣布下课。此时全班把目光转移到了泣不成声的李××身上。有人问李同学：“你怎么了？”李泣不成声地说：“阶级斗争太残酷了，阶级敌人太嚣张了。”然后他突然扑到鲁的面前，抓住鲁的衣服，大喊：“阶级敌人！阶级敌人！”（这种不要脸的戏精，我后来看太多了。说真的，你要是还有一点羞耻心，很难这么不要脸。真的。）

我就想了，这位李XX，真的？假的？装的？在这场运动中，我发现了人，人性和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严酷的形势下，人就不是人，我后面有例子。先摘录一段话：

---最大的黑暗，是人们对黑暗的适应。最可悲的事情，是对光明的冷漠。如果你处于黑暗，你就摸黑生存。如果你发声危险，你就保持沉默。但是，你不要为黑暗辩护，你不要为苟且而得意。你不要出卖比你勇敢的人！---

但有的人，可以无师自通的，干出比东德MFS还恶毒的勾当。这个人，出卖了比他更弱势的同类。看：

一天，庞××同学给鲁写了一页纸的“规劝信”，内容是要鲁认真对待政治运动，要自觉改造等等。于是鲁从作业纸上撕下一小条，简单地写道“谢谢，一定按照你说的办。”意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是庞××下的—个套。

 庞立刻写了小字报，题目是《和风细雨可以休矣》，把鲁回的纸条贴了出来，称这是鲁抗拒改造，抵触运动的实际行动，主张对鲁采取疾风暴雨的打击。接着，庞向鲁索要他写的“规劝信”原件，称要和鲁的小条对比张贴，鲁说找不到了（已被鲁销毁了）。于是庞协同周××，在下午的自习课上，周厉声呵斥鲁离开座位，他们两人动手搜查了鲁的书包和课桌，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次被搜查的屈辱令鲁痛不欲生，到了晚年仍难以忘怀。

  这些李，庞和周们，并不是那些高干子弟的圈内人。他们都有一个党员知识分子的父亲，极力想成为“红外围”和“红政协”，而出卖和陷害就是他们的通行证！

此后，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代表班干部宣布，“从今天起，每天下午鲁生卫不得参加第三、四节的自习课，到阶梯教室写检查。直至检查通过为止。”鲁很庆幸能躲开自习课的骚扰。当时高艳华还指派两个同学每天陪鲁一起骑车回家，一个同学顺路，另一个同学并不顺路，是特别陪同、护送。鲁本人感觉这种安排有“监护”的意思，而当时他脑中确实曾闪过轻生的念头。这种“护送”使他暗存感激之情。使他感到一种人性的关心和鼓励。（多么可怜的人性，多么廉价的关心）

在班里召开的批判会上，让鲁生卫交待反动思想，鲁没什么可交待的，只好保持沉默。批斗会开的十分激烈，周××同学表现得尤为激烈，应是为表现其革命性，但因其并非高干子弟，因此并没能因其十分激进而进入班里的核心小组。为收集鲁的“罪证”，６班七、八个人—哄而起去鲁宅抄家。据苏承德回忆，去鲁家拿走了鲁的日记本、笔记本，没动其他东西。

鲁逢此遭遇，毕业时“政审”过不了关，没能考上大学。文革后苏承德曾两次向鲁生卫诚恳地道歉。（顶个P用！）张康平在文革后经常到鲁生卫家看望，二人都不提过去事，成为相互关心的好友。鲁生卫在逆境中自强不息，自修成研究员，成为机电专家。鲁回忆四中往事，说：对当年的批判“我所没想到的是激烈的程度。“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对过去存在怨气，我发自内心的想法是我怨恨时代。。。。非常不愿意纠结和缠绵哪些不堪回首的过往，受迫害也不是同学的过错，（谁之过？个别人？还是一群人？）那个时候我们还都是孩子（这是什么样的孩子？）……”鲁要求笔者绝对不要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因那是一段太痛苦的经历，他不愿打破心灵的平静，影响正常生活。他说：“半个世纪以来，我肯定和曾经在四中小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同学一样，轻易不愿意去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无论是在当众的场合，或者自己私下里，都有意识地回避回忆，不愿意总是去戳伤疤。”由鲁所吐露的心声，可看到当年对他伤害之深。（注：为着尊重当事人再三要求，以上“鲁生卫”之名是笔者用的假名。）从以上高三６班鲁生卫的个案，可看到当年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潮对青年学生伤害之深。

夺权

 高中的很多班，开始从资产阶级手中夺权。

 其实，就是由高干子弟向家庭出身是非红五类的团支书、班长夺权。由革干、革军子弟接管团支书、班长的职权。没见工人子弟当权的。文革中，倒有几个工农兵花瓶。他们真有实权？你可以信，反正我是不信。这是仿效农村四清运动的夺权斗争。

  高三年级有六个班，其中三个班出现了“夺权”。高三４班，原团支书李峻（干部子弟，其养父在１９５９年被批判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党内斗争，蝴蝶到中学）被刘安东（父亲刘澜波是水电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代替；班长杜文（父亲是中医）被杨东胜（杨成武之子）代替。一天高三４全班开会，刘安东主持班会，宣布了“领导班子”的变化，没有讲任何理由，没有经过改选程序。（自己就把别人免了，凭什么？就拼爹！）党内的专断，不民主，在小小的班上，100%的再现。

同一时间，高三６班的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家庭出身小商贩）被高干子弟谭笑曼（父亲是总政秘书长）代替，由于高艳华的出身并不是黑五类，因此由支书改任班长，班长相当于政协。只有组织春游的权力，没管人的权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

  高三３的团支书史晓星被邱承光（邱会作之子）代替。怎么过草地的也不行？不行。你爹站队错了。难啊，你的命运，就是你爹命运的平行线！

  其实史晓星也是高干子弟，但其家庭背景涉及到党内斗争。（同样残酷，老革命也不行！）你觉得，那文革中的走马灯，人世间的冷暖，奇怪吗？

  史小星的父亲陈光是原红一军团代军团长、１１５师代师长、四野纵队司令、四野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其性格刚烈、火爆，先后与林彪、叶剑英有过矛盾。１９５０年在广卅处理城市工作及港澳台情报工作中犯了错误，被过度批判，并被中央错误地定为“反党”，开除党藉、撤职并软禁于武汉，是冤案、错案。陈光于１９５４年６月７日自杀身亡。史晓星竟因其父这样一个背景，也被夺了团支书的权，可见当年高干子弟们受父辈权力斗争影响之深，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已相当政治化。这不就是狼奶喂养吗？

陈光于１９８８年４月被中央平反、恢复了名誉。后来史晓星为记念父亲，著有《陈光》一书，并从母姓改回父姓，改名为陈晓星。

在文革爆发之前，所谓的阶级斗争观（可称为狼奶）对十几岁年轻人的身心影响，是深入骨髓的。阶级斗争观把人群撕裂成对立的阵营，煽动仇恨与斗争。生话、学习在同一校园的同学，本应相互友爱、相互帮助，却要对立、仇恨、揭发、批判、斗争。年轻人善良的人性被狼奶浸透、侵蚀、毒害。人性被阶级斗争观严重扭曲。这种悲剧，后来在文革中竟泛滥成灾。其根源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路线。

未完，待续。我自己平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