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瘟疫的索赔与契机

 后瘟疫的索赔与契机

人命关天。本来，世界各国疲于救命，检测和医治冠状病毒病人，无暇顾及追责和赔偿的问题。然而大国外交的几条战狼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谣惑众，扑风捉影，编造瘟疫起源的离奇故事。一会儿剑指赴武汉参赛的美国大兵，一会儿又说美国的疫情从欧洲传来。企图嫁祸于人，转移视线。不仅如此，战狼们还把大国描绘成引领世界抗疫的天使和师尊。代谢作业，指手画脚，幸灾乐祸。企图强行甩掉传播瘟疫的恶劣形象，找回失去的信誉。

战狼的吼叫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在大国内部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共鸣，让义和团后裔充满对西方的仇恨，对大国外交的种种言行不分皂白，一律肯定；一个就是引起世界人民的反感，因为那里义和团主义没有市场。人民有思考的自由。以至于美国总统川普不得不以牙还牙，戳穿了冠状病毒的本质-中国病毒。

面对世界上近300万人感染和20余万人死亡，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危机，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赔偿和要求。只不过战狼的嚎叫促动了索赔的日程。索赔的细节我们尚未可知。其中的原告可能是受害国、受害地区，或受害民众、民间团体。被告可能是國、政党、地方政府或领导集团。授权审理的是国际法庭，或某国执法检查机构。为了方便，我们暂且把诉讼看作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纠纷。

国与国之间的赔偿在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中早已有之，索赔方式有金钱偿还、领土分割，以及暂时的托管。第一次大战后的德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落得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埋下第二次大战的种子。

当然索赔不是简单的过程，需要一个国际法律程序。索赔的一方或多方需要确凿的证据，证明战争是谁挑起的，需要提供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清单。也许大国事先预料到这场官司，所以从一开始，就对疫情的发生和扩散百般保密，甚至销毁病例。他们借WHO之口减少瘟疫的影响和伤害程度。因此，他们多次拒绝美方提出的合作要求。大国的保密与藏匿加大了调查的难度。但整个国际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想完全藏匿并卸掉责任是不可能的。

如果事实证明病毒起源于武汉，还要区分两种可能。一个是因为食用野生动物导致病毒的发生；一个是实验室研究泄露造成事故。如果是前者，可以算作因人的行为不轨而引发的一次事故。如果是后者，会进一步追究研究课题的目的。如果目的在于病毒武器，类似日本的731部队，那问题就大了。研究人员和审批该项目的中央领导都会作为战犯处理。

以上只是病原方面的因素。至于隐瞒、拖延、打击吹哨人，以及允许已知或未知的病毒载体飞往世界各国，全面扩散，则是是不打成招的宏观事件。这样的罪责很难推脱，很难辩解。

因此，索赔的程度和份额是真相的函数。函数值大于0 是肯定的。至于数量级，还需量刑而定。

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相当于物理学中的强作用，如果用的是类似电磁的探针，属于深度非弹性散射。战争打破国界，世界分作两个联盟。因此，结局是惨烈的。第一次大战后有了奥匈帝国的重新组合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诞生。第二次大战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留下了东西德国，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以及不久后分裂出的红色中国。

如果把这次瘟疫看作世界大战，它会不同于前两次。其原因在于，国与国见没有炮火的轰击，没有领土的相互进入。用物理的语言来描绘，他是一次弱作用引发的非弹性散射。第一，各国领土保持完整，接近于类弹性。但造成了人员的死亡和经济损失，我们把这些结果看作激发态，或扰动。激发态不稳定，迟早还要退激回到稳定的基态。当然这种稳态不同于中国政府高昂的维稳。

一旦国际法庭作出判决，要求肇事国对受害国提供赔偿，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一种情况是肇事国认罪，同意全数赔偿。可这是不可能的。瘟疫引发的世界经济损失数目巨大，地球上的任何一国也不能靠举国之力全部买单。认同这样的赔偿无异于越国亡于吴。再说，国际法和国内法不同。在国内，法院宣判后，犯罪人可以被送进进监狱，没收财产。可国际法大概还不具备这样绝对的权力，在一般情况下，难以派国际刑警接管该国财政部门，逮捕该国领导人。

因此，索赔国和欠债国会有相当一个时期的僵持。解决僵持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发动战争，多国联盟征讨欠债国，制定条约，瓜分领土，让她俯首称臣。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另一个办法就是索赔国的松动和缓和。进一步谈判，缩小赔偿金额。久而久之，不了了之。这种可能的几率很大。

然而被伤害国也不是一筹莫展，干吃哑巴亏。他们可以拒绝偿还肇事国的债务，也可以冻结肇事国以及肇事国领导人在海外的房产、存款和投资。拒绝颁发这些人及其家属的入境签证。此外，肇事国将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信誉，被排斥于民主之林之外。

这次瘟疫大战会不会引发前两次大战的震动呢？一般不会。前两次大战有两种联盟，两股势力。这次大战责任国没有盟友，是孤立的。 诸国除了就人员死亡和经济损失提出赔偿，一般不会有领土的要求或国家的重新组合。 但中国与俄国相邻，俄国对中国素有吞并之心。这次冲突会不会涉及领土争夺，难说。

自18大以来，新老两届领导达成共识，即不走西方的邪路，注意到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国家的存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煽动使得崛起后的百姓视西方如水火，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瘟疫流行期间，战狼们又手舞足蹈，歪曲事实，造谣惑众，加大了民族仇恨。

面对索赔，国内会有两种看发。一方是民主自由派，受压抑已久，对独裁者恨之痛绝。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承认自己的国家对世界造成的伤害。一种则是毛则冬培育的良民顺民，他们只接受CCTV和党报的思想灌输。其中不乏义和团红灯照之辈。这些人恨不得燃起熊熊大火，烧掉洋人的教堂、使馆和代办处。目前看来，这种人不在少数。加之政府的容忍与策动，索赔会加大他们对洋人的仇恨。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国可能退回的不只是50年代，甚至是清末。

从庚子赔款的结果来看，笃信基督的西方反对的是独裁统治者，他们不忍加害于无辜的百姓。有的国家还把赔款回送中国。清华大学就是在美国赞助下建成的。可笑的是，当今清华有不少精英相信形形色色的仇美憎美的谣言，在微信上传播得津津有味。你们可知，没有美国的帮助，哪儿来的清华？

中国制度的根本改变主要考本国百姓的觉醒与斗争。然而外界影响或干预也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八国联军的介入和惩罚，满清不会一下子腐朽衰落。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土八路也不会发展壮大。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诱惑，也不会有共产党的做大。

二次大战后，美国培育出西德和日本，化干戈为玉帛，使得这两个战败国经济腾飞，归顺到西方民主阵营。我们希望的是，如果处理得当，西方民主国家会把瘟疫灾难当作契机，在不损害国人的利益和感情的前提下，严惩独裁政权。让百姓亲身体验到自由民主不是他们的敌人。独裁专制才是他们前进的阻力。没有民主共和，所谓2020达到小康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我们希望听到一个自下而上的呼声，促动专制政府的瓦解。从此告别秦制，告别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苦难，走上民主共和的康庄大道。

至于中国人民能否抓住契机，完成这次飞跃，那就看我们的勇气和决心，还有民族福气和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