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三中全会的意识形态分析（三）

第三，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

去年的大会前，很有一些人内外联动，不断进行“出口转内销”的信息战，意在实现“去毛化”的目标，即明确宣布，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现实的改革开放进程，不再具有指导思想的地位。而大会报告对这种鼓噪的回应，就是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而今，时隔一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写进了具体的全会公报和决定中。在全党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确定，这不是简单的官话套话，而是如参与起草的人士所言：具有绝对的必要性。那么，在新的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并坚持毛泽东思想作为现实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呢？

中央的相关论述强调，我们今天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是坚持其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也是坚持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中形成的那些正确的认识。本人认为，其核心，就是群众路线。

理解这一点，需要展开一个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系统回顾。

（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概述

中国发展到今天，属于绝对的小概率事件。所谓“小概率事件”，是指这个事件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但一般要有足够多的尝试后，各种机缘相凑，才能发生。而中国历史的小概率事件能够达成，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思想意识上的历史主动性的确立。其思想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起码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般的规律是：王朝初期，因动乱灾害叠加，人口锐减，人心惧乱思治，中国儒家伦理被普遍信从，统治者节用爱民，人地矛盾几乎没有发生，所以呈现清明祥和，安居乐业的景象。之后，人口增加，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土地兼并，裙带宗族势力逐渐压过皇权的维持稳定公正的努力，皇权逐渐被绅权、族权挟持，社会矛盾激化之下，绅权、族权自称是皇权的代理，实际是不断强化自己的利益，同时诿过于皇权。最后，皇权失去号召力，朝纲解纽，天下大乱。再之后，皇权重建，社会稳定。

回顾中国历史，要超越传统道德本位史观，探寻其内在规律。需要注意，秦汉一体，属于大一统王朝的初步探索。周礼算是大一统王朝的奠基。汉之后，经过大乱，迎来隋唐一体，属于大一统王朝体制完善的主要阶段。就体制论，其核心成就是，解决军功勋贵与寒门出身的绅宦的关系。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军功勋贵与寒门文士的摩擦，导致藩镇坐大。寒门文士出身的黄巢，因不耐于在摩擦中蹉跎，就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直接摧毁了勋贵最后的统治框架。所谓“我花开后百花杀”、“天街踏尽公卿骨”。

有宋一代，寒门文士通过糊名科举，确立起对武人的压倒性优势。儒家传统的责任伦理，确立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而其直接后果，就是武人地位低下，在历史上最强大的游牧文明的武力冲击下，南宋虽然是坚持最久的，毕竟还是全境沦陷了。

之后，就是游牧文明的征服者，与成熟的农耕文明之间，确实无法调和。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文天祥长期优礼感化不成之后，为浇熄以文天祥为旗帜的反抗，只能斩首。最后，以元代对中原的统治的笨拙，终于使其“无百年国运”。

明朝全面回归并强化了宋朝确立的大一统模式。而在明末，则充分暴露了这种模式的根本困境——裙带腐化。所以，这种模式，只是将中国社会锁定在周期律中，不能使中国社会真正摆脱周期律。

清代由于自己的渔猎文明的根底，向农耕文明归化过程中，比较成功地收服了游牧文明。而这种降服，既是满清的实力和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因为蒙古的黄金家族的后人，总结了自己的历史经验，做出了明智的抉择——臣服于满清，通过联姻确立起特殊地位，搭车成为新的大一统王朝的“第一门亲戚”，逐步稳妥地归化进入主流的农耕文明。凡有试图超出这种模式，“复兴成吉思汗基业”的，不仅是清廷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蒙古族其他部族孤立打击的公敌。

经过入主中原后一个半世纪的不断征伐，清朝终于确立了一个“一国两制”的大一统模式，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原文明两千余年的，游牧文明武力威胁的困局，且确立了现代中国的版图结构。可以说，当年被清廷真正有效统治的地区，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是基本一致的。不论毛泽东是否讲过“现在我们是吃清朝饭”，有清一代，经过各民族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基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结构的确立，是清朝的主要的历史贡献。

另一方面，当清朝即将走向历史周期律的下行波段时，外来的工业文明的冲击，却是从其战略进取的后方杀来。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体现的是更合乎道德准则的对于经济贸易的理解。但因为社会组织动员方式的落后，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必然的。中国不得不痛苦地逐步接受工业文明的逻辑，由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谋求对西方的赶超。

此时，对清廷最直接切近的冲击，还是传统周期律激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运动同样需要一个粗糙的“宗教”外衣——这种粗糙，如“篝火狐鸣”一样，不是这个外衣的劣势，而是其独特的“优势”——只有显而易见的荒诞，才能激起造反者于万死中求一生的激情和勇气，形成一种极具破坏性的凝聚力。这种运动本身不会取得成功，却会造成一个乱世，使真正清醒的势力，逐步看到可乘之机。

比之太平军，湘军集团既有清醒的意识，也有相当的实力。因此，在平定太平军后，才有赵烈文与曾国藩的一番深谈。但曾国藩却有着不同于赵烈文的大局观。

赵烈文认为，因平定太平军，已经重新形成了东汉末年的若干武人集团尾大不掉的局面。而曾国藩手握一个最强大的武装集团，自己又是心学理学融合的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完全应该顺势而为，打出“夷夏之辨”的旗号，直接颠覆或驱逐清廷，重建有宋以来确定的秩序。

而曾国藩既是有自己的“意底牢结”的伦理准则，更认识到清朝形成的制度成果、幅员版图的意义，不愿打破满、蒙、汉的有识之士，经过两个世纪摸索形成的新的文明制度共识。所以，他还是断然否决了赵烈文的意见。赵烈文只能无奈地预言了军阀混战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