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生涯（65）：男怕选错行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职业也是如此。

很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像邻居的孩子那样将来进城里当工人，糟糕的是我父母都不是工人，顶替他们当工人后来知道不大现实，上了小学，我便立志当个科学家，我那时有很多偶像，像是牛顿、爱迪生、居里夫人，像是钱学森、华罗庚、陈景润，还有保尔、张海迪等等。

上中学的时候，改革开放了，赚钱变得很重要，公检法和税务成了香饽饽，权力大，有油水，通常也没人敢欺负他们的家人，我爸爸就想让我学法律。

我妈妈的理想是我将来当个医生，生老病死谁都会碰到，医生永远不会没饭吃。

在国内的时候，选择职业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这个职业能不能替人办事–有人求总是好的，你说不定将来也需要别人帮忙，权力这个东西很重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把权力用到极致这是大部分人的共识–别人求你办事的时候不要忙着先答应，事情大都是很棘手的，即使对你来说也许就是举手之劳；权力还可以换钱，我们叫它灰色收入，而正常的收入叫死工资。

“托关系，找熟人帮忙”是我们常能听到的一句话。

好的一点是，通常情况下，你总可以帮上别人一点忙–多少而已。

我们家那辆八十年代初买的永久牌自行车就是我爸爸托熟人搞的票–紧俏商品限量供应；

乡下的农民比如《陈奂生进城》里的陈奂生，可以给他城里当官的亲戚、老乡带一些家乡的土特产–城里人吃不到的新鲜货；

进城的打工仔可以给他们乡下的伙伴介绍城里的工作，我在国内的时候装修房子请的就是安徽的打工仔，他们村里在我们那儿搞装修的我见过的就不下20号人；

我哥哥在火车站售票处上班的同学帮我们买过很难买的卧铺票；

那年我乡下老家邻居的孩子犯事儿被抓也多亏了他在县里公安局上班的哥哥–局子里没关几天就被放了出来，放他的公安干警特意提醒他，”别忘了跟你哥说一声，是我们放的你。”

同学混到局长了，他儿子从上高中起就开始在他们单位领工资–原来工资和上班没有必然的联系；

朋友甲无照驾驶被抓，是我们托熟人找交警队的人把他捞了出来；

朋友乙为房产的事情和他们单位打官司，我们那年也请法院的人吃过几回饭；

老丈人生病住院在上海动手术，操刀的医生是老乡，托我们给他乡下的妹妹带东西，我们便顺道买了1000多块钱东西孝敬他父母，回来告诉老丈人，他这才很放心地上了手术台。

这些都是能帮得上忙的人，在中国，还有一种人，他们尽管不帮忙却可以坏你的事，比如你的领导，也是一种不错的职业；刚上班那年春节，同学请假回家，主任不批，同学说他爷爷腿摔伤了，被主任在班务会上不点名地一顿讽刺，”有些同志春节请假我没批，回头来就说他爷爷腿摔伤了，我要还不批呢，是不是明天就要跟爷爷永别了？”

当然跟商场和官场比起来这些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官场上的人可以帮商场上的人很大的忙，比如让单位里买你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假货，给你个项目干干，招投标时给你透露点消息等等；商场上的人自然也不含糊，他们也的确是够意思，赖昌星就说了，跟领导干部打交道要投其所好，要钱的给钱，要车的给车，要女人的给女人，名女人也是可以搞到手的–肉的质量不一样吗？

听说官也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就像天上人间的尤物一样有明码标价–卖东西的老鸨为此发了大财，把老婆孩子都搬到了加拿大，他们留在国内当兼职嫖客。

我来加拿大很多年了，除了上次给别人介绍过一个工作外–其实也就是递个简历，还真没给人帮过什么忙。

求别人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过。

孩子上学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托关系进好学校的事情没有碰到过；

没找警察帮过忙–没有犯过法，警察局里也没有朋友，吃过两张超速罚单都交了；加拿大的警察可以随便申请到哪里上班，唯独不能回老家–小学同学和亲戚违规被你抓到了，给不给罚单啊？

机票、车票、旅馆票，全都是网上买；

很听领导的话却从来没有给他们送过礼，他们照样每年的圣诞节前给办公室里每人发一张印有他们全家福的贺卡，祝大家新年快乐；

项目开工加了一天班，领导提醒我找个时间休掉；

哈珀给他家人朋友办过什么事情吗？好像也没听说过，反正我们镇上想认识他的人也不多，跟国内的紧密团结相比加拿大更像是一盘散沙。

加拿大的人除了上班领工资好像就没有别的什么权力了，帮不上别人什么忙，求人也变得不大现实，你得自己靠自己，所以加拿大人择业凭兴趣，他们图的是个人开心；加拿大人不停地跳槽并不能说明他们就一定不开心，只是说明他们的兴趣每天在改变。

当然不太跳的工作也是有的，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