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问题辞令”

编者按：这是林培瑞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解放前”是什么意思? 几十年来，在中国的媒体和课本里，“解放前”就是“1949年以前”的意思。我最近读老朋友Orville Schell（夏伟）的回忆录，里面他注意到：连我们外国人常常用Liberation （解放）作为时间符号，忘了它原本的意思。不知不觉的，中国人的奴才化时期变成了“解放”后。

我们用的语言辞令影不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现代认识论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影响相当大。其实，这个道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就很明显：四书五经的语言背进脑子以后，有助于一个人的思维。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考察“解放”之类的辞令对我们脑子的潜移默化。

随便举个例子：几年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会议上遇到了一位久违的熟人。她回忆起我们1989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问：“那是在动乱之前还是之后？”我逗乐了她：“你说的‘动乱’是什么？学生动乱还是政府动乱？”她条件反射地回答：“学生动乱阿！”然后她向我瞪了一会儿眼睛，突然明白了我狡猾的滑球性问题，激动地说：“哦，是的！政府动乱。屠杀！”，然后做了长篇修复：她自己曾是1989年的学生抗议者，在天安门抗议过，示威者是一致的。但虽然如此，在她脑子里“学生动乱”这个词变成了日常用语，跟“解放前”同类。其他的“问题辞令”不少。比如：

领导：“领”本来的意思类似于“带路”。大礼堂里的招待人把你“领”到位子去。“导”的意思类似于“指南”。 纽约市的导游给你看帝国大厦，自由女神像等地。不管是“领”还是“导”，跟随的人都愿意跟随。但中共的“领导”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不是你愿意跟随，是你必须跟随。更像英语的boss(老板)。中共七十五年来对中国人说我们是“领导”是一种棉里藏针的欺骗语言，但日子久了，一般人都接受了。

上面：老百姓提到领导人，常常用“上面”两个字做委婉语：“问问上面”，“上面不允许”，等等。有时候连语言都不用，光把食指往上指一下就够了。“上”指的是更高，更好的意思，虽然“领导”与“高”，作为概念，没有内在关系。二十年前我住在新泽西西温莎（West Windsor, New Jersey）乡镇，市长是一位台湾裔美国人，姓薛。有一年，一个中国代表团来访，问市长“你上面是谁？”薛市长明白了意思，但故意答了一句“我上面是选民。”

2009年“两会”代表步出人大会堂(资料照片)

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做“代表”是什么意思？从字面的意思看，代表应该把不在场的一个群体的意见传达到大会上，做他们的传声筒。但实际上，人大的代表们投票时，不怎么听家乡的话，经常问都不问。听的是上面的指示和“精神”。要是家乡的老百姓真的有意见呢？开始闹事？那就麻烦了，上面要紧张了。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描写东欧共产党时，讽刺地说：“最近领导对人民很失望，考虑再换一群新的。”

维稳：这个月初，中国财政部公布2024年公共安全预算为2276.62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1.44%。为什么需要那么大的一笔钱来“维稳”？一个社会，要是本来很“和谐”的（胡锦涛语），怎么会需要那么大的“维稳”努力？恰好是因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比较多才会需要。维持的是表层的稳定。要是把话说得明白一点，这个预算应该叫做“镇压费”或者“控制费”。

法律：中国公安部的措施，据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都是“依法处理”的。同时，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按照“宪法”治国。同一个“法”字，两个很不一样的意思。这个问题在中共的社会里有悠久的历史。1980年夏天我在北京访问名作家王蒙，提了写作自由的问题，他说中国需要“出版法”来保护作家。有了这么个法律，作家才不会“心有余悸”，才能放开地写。过几天我又访问了解放军（注意：“解放”军）名作家刘白羽，他主动地提了“出版法”三个字，但他的意思是相反的：国家应该用法律来“修理”不规范的作家。

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了这两种“法”的意思，不觉得稀奇，可惜外国人懂的太少。三十年来，好心的西方法律学者到中国去，想帮中共把法律给“现代化”，跟国际法律接轨，但没看到他们实际的作用常常是帮中共用法律做其工具更好地巩固自己的统治。

香港举办一带一路峰会期间大厅里摆放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英文版本。（2023年9月14日）

友谊：另外一个外国人常常理解错的“问题辞令”是“友谊”。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共对外使用“统一战线”时，“友谊”是主要武器之一。“友好”外国人的定义是：对中共有用的外国人。那些外国朋友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帮忙没有关系，只要客观效果有利于中共就配得上“朋友”。这种友谊与日常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我八十年代住在北京，住的是“友谊宾馆”。中国朋友来看我—哪怕是有名的作家—在门口都得填表，把自己的姓名单位访问理由等等写下来等“批准”了才能进来。 这里，官方的“友谊”阻碍了普通的友谊。

1972年中共的“乒乓球代表团”到美国来三周，我做陪同翻译跟他们一块儿旅行。不久后，新华社公布了纪录片，里头林培瑞绝对是“朋友”。再过十七年，帮助方励之和李淑贤进美国使馆避难，同样一个林培瑞却变成“不怀好意的境外势力。”直到现在，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民间友谊和官方“友谊”的区别。

我们不妨记得“论语”的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解放，动乱，领导，上面，代表，维稳，法律，友谊以及许多其他的中共的专门辞令包含欺骗。以直言代之我们才能真正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