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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个世纪,弹指一挥间。
但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那个六月四日夜晚的血腥一幕,吾辈即为当代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吾辈就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更不敢忘记。
二十五年前,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城从凌晨开始,在经过那一夜又一天的机枪、坦克、装甲车的腥风血雨和残酷镇压之后,在六月五日的清晨,我再次沿着东长安街朝着天安门的方向走去。
当时北京城的街道上完全是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北京市民们为了堵截载有士兵的军车前往天安门,所设置的各种路障。有一些是市民们把路中央的隔离栅栏,七扭八歪的横在马路上,也有的是把各种公交车辆,横七竖八的堵在十字路口,马路上到处是转头瓦块,这些散落在大马路上的砖头瓦块,都是勇敢的北京市民们冒着生命危险,为阻止“人民子弟兵”开进天安门广场去屠杀争取中国走向民主的学生们,在与“人民子弟兵”的真枪实弹的激战中,所遗留下来最原始的战斗武器。
当我沿着这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街道一路前行时,却发现这些我平时非常熟悉的街道经过一天一夜的枪林弹雨之后,却又变得那样陌生与杂乱无章。当我走到东单十字路口的时候,发现这个平时繁华忙碌的东长安街上的交通要冲,已经变成了一个经过激烈街区巷战之后的人间炼狱。
我见到这个十字路口的路中央,到处都是停放着横七竖八的各种公共交通汽车和公交无轨电车,街道上到处都是散落的砖头瓦块,最抢眼的就是那些被烈火焚烧过的军车残骸。路边的市民介绍说:这些被烧毁的军车,都是当时在无法通过市民组成的人墙时,军人们在接到命令后,下车徒步强行进城之前,自己点燃烧毁的。
在这个路口,当时聚集着不少的市民,但见有一个市民手里捧着一把子弹壳,在向围观的市民们诉说道:袁木那个王八蛋,在电视上瞪着眼睛说瞎话,他愣说军队没开一枪,不过这孙子说的也对,的确是没开“一枪”,不过大家看看这些子弹壳,他们开的确实不是一枪啊。
在东单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当时还是东单菜市场的外面(东单菜市场的原址现在已经变成为吃喝玩乐、购物、酒店、写字楼于一体的东方广场),围观着许多市民,当我走过去才知道,站在玻璃窗下面的市民们,原来是正在数被“人民子弟兵”打在玻璃上有多少个枪眼。
我继续沿着已经变的杂乱无章,到处停放着被烧毁军车的东长安街向西行进,穿过王府井路口,便来到了南河沿十字路口,坐落在南河沿十字路口南面的交通岗亭的外墙上,也同样布满了子弹孔,在岗亭前面的马路上围绕着一群人,我走过去发现,原来是这里的地面上有一大滩血迹,旁边还扔有一只女式皮鞋,有人介绍说,这里原来趴着一具被射杀的女青年尸体,后来被好心的市民们用三轮平板车给拉走了。
这时我抬头向长安街西面天安门的方向望去,发现再敢往西面走去的人渐渐的稀少了,不过还是有稀稀两两勇敢的北京市民们,向着天安门的方向继续前行,此时我也沿着东长安街继续的向西走去,不一刻便来到了南池子路口。
大家应该都知道,南池子路口应该算作丁字路口,因为路口北面是南池子大街,路口南面正对着的大门就是中国公安部,当时公安部已经是四门紧闭,就连平时一直在大门口站岗的武装警察们,此时此刻也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如果从东长安街穿过南池子路口再往西走,那就是天安门广场了。
此时我看见从南池子路口往西一百五十米开外的长安街上,从南面的历史博物馆横跨长安街,一直到北面的红墙根,一溜排开,每隔五米就立着一块大方砖,生生的把通往天安门的东长安街给割断了,不过在每块方砖的后面,都蹲着一个全副武装的“人民子弟兵”,在每块方砖的上方都会露出半个钢盔,还有藏在钢盔下面的那一双双布满血丝,同时又透露出懦弱、恐惧、惊慌、和凶狠眼神的小眼睛。
此时,聚集在南池子路口周围有上百个市民,大家一起冲着蹲在方砖后面的士兵们在高喊口号:
“调转枪口”!
“打倒李鹏”!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反对官倒”!
“人民子弟兵不杀人民”!
······
就在此时,我看到所有蹲在方砖后面的“人民子弟兵”们,好像同时接到了命令,他们几乎同时站起身来,端着手中的冲锋枪,边向前走,边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所有正站在路口呼喊口号的市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杀戮给打的掉头就跑。
我是当过兵的人,我知道此时就算你长有八条腿也是跑不过子弹的,所以我一转身,弯着腰就跑到了马路牙子上边的华灯柱子后面,团着身子蹲在了华灯柱子的底座下面。
子弹“嗖、嗖”的从每一个沿着长安街往东奔跑的市民们身边和头顶飞过,我冲着从我身边跑过的市民们喊道:“趴下,别跑,快趴下”。
可是所有从我身边跑过的人们,都被从头顶和耳边飞过的子弹给吓懵了,没有一个人听我的劝告,大家还都是一个劲的沿着长安街的大马路往东跑。
子弹打在我隐蔽的华灯柱子上,发出了沉闷的“噗、噗”的声音,我头顶上那十几个巨大奶白色的华灯灯罩,被流弹击碎后,也发出了“哗啦、哗啦啦”的巨响,跟着巨大奶白色的碎玻璃片,从我蹲着的灯柱上方砸落下来,落在了我身边的路面上,许多细碎的玻璃片崩溅在我的身上、脸上、和头发上。
大概五分钟过后,枪声渐渐的稀落了,我从藏身的华灯底座下面探出头向西望去,见到“人民子弟兵”们在这一轮真枪实弹的杀戮之后,又退回到了长安街上那一排方砖的后面,继续露出半个钢盔,还有藏在钢盔下面那一双布满血丝的、惊恐的、懦弱的、同时又露出凶狠目光的小眼睛。
这时,我看到在长安街的马路和便道上,有被枪弹击中的市民,他们有的在往路边上吃力的爬着,有的疼的在地上打着滚,也有的已经趴在马路上一动不动。这时在各个角落里躲避子弹的北京市民们,又都陆续的从各自的“掩体”里走了出来,大家弯着腰跑到马路上把那些受伤的市民给拖回来,抬上三轮车送往医院。
此时从各处“掩体”里陆续走出来的市民们又聚集在了一起,一眨眼的功夫人群又聚集到了上百号人,勇敢的北京市民们再次站在南池子的路口上,继续的向着天安门的方向高声呼喊着口号。
我趁着这暂时的平静,帮忙推着一辆运送伤员的三轮车,沿着长安街一路的向东面跑去,一口气跑到了南河沿的贵宾楼饭店下面,我气喘嘘嘘的才停了下来。
当我站在马路边上喘着粗气,再回头向西望去时,这时就听见另一波密集的枪声再次从南池子方向响了起来。
当这新一轮的枪声过后没多久,就见到又一批被枪弹击中受伤的人们,被互不相识的北京市民们有的背,有的拖,有的趴在三轮平板车上给拉了下来,被送往东面最近的的协和医院或同仁医院。
在这新一轮开枪之后,被“人民子弟兵”击中受伤的又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一个男青年,被四个大小伙子每人揪着一条胳臂一条腿的拖了下来,大家都说这个年轻人肯定是活不成了,因为他被子弹击中了后脑勺,鲜血从他那颗搭了着的头部,一路从南池子路口就这么稀里哗啦的流淌着,流淌着。
我再次推着一辆运送伤者的三轮车,一路小跑的来到了同仁医院,这时见到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正站在医院门口的高台街上,在向路过的人们哀求着,希望大家能够进到医院里面去献血,因为伤员太多,医院里面已经没有一丁点的血浆了可以用了,许多可以救治的伤者,就是因为失血太多而失去了生命。
我没有多想就走进了同仁医院的急诊室,我希望用我微薄的力量能去挽救一个伤者的生命。医院急诊室的楼道两边的地板上,摆放的都是血迹污污的尸体,有的盖着白布单,有的就随便的丢在墙边。
给我抽血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医生,她问我可不可以多抽100CC血,因他们现在实在是太需要血液了,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她的要求,因为这也是我此时能为伤者们做的唯一一点事情了。在抽完血后,女医生给我写了一张处方,要我在医院恢复正常工作之后,拿着这张纸来办理献血证······
(照片来自网络)
唉,一转眼的功夫,这些往事已经过去整整二十五个年头了,当年那些下令屠城的刽子手们,有的已经死有余辜,撒手人寰,连他们自己的骨灰都不敢留在人世间。
有的还在怀揣噩梦、度日如年、胆战心惊、苟延残喘。
我们这些当年的参与者跟见证者,也都从当年的一个热血愤青,变成了今天年过半百、人到壮年。
可是当年又有多少个家庭、多少个父母、多少个妻子儿女、在那个六月四日的夜晚,以及之后的数天里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可怜他们二十五年来每到今天,都要以泪洗面。
从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到今天,已经整整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二十五个年头了,也就是九千一百二十五个日日夜夜,可是今天红朝的当政者们,还是紧抱着共产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教条,不敢正视过去党国的执政者们所犯下的极端错误(或者说是罪行),予以自我洗澡、治病、照镜子、正衣冠的改邪归正。
所以,吾辈就要牢牢记住每年的六月四日这一天,因为每年到了这一时刻,我们都要忍着巨大的悲愤,再一次痛苦的撕开这个历史的疮疤,用我们的回忆去警告当权者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我相信迟早会有一天,在我天朝上国的中华日历上,会把每年的六月四日那一页印上“国殇日”三个字,我坚信,那一天迟早会到来。
我们不会忘,不能忘记,不敢忘记。
写在纪念八九,六·四,二十五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