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争取自由到实践自由

台湾争取民主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但真正具有重大影响的起点，当数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李筱峰的《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就是从“二二八事件”开始叙述的，因为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国民党已经接获政治革新的诉求。尽管台湾的民主转型大体比较和平，但“二二八”绝对是个血腥的开端。在这之后的1950和1960年代，亦有成千上万的人为追求民主和人权而惨遭迫害，说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并不夸张。囚禁政治犯的绿岛、用作刑场的马场町、六张犁的乱葬岗、忠孝东路的“恐怖核心”、景美的“死亡地带”…… “台湾民主地图”上的这些“地标”，无不让人意识到民主自由其实是用鲜血浇灌用白骨堆积出来的。饶是如此，台湾民主在这个时期的进步并不明显。

直到进入1970年代，在张铁志看来，随着既有统治集团因为遇到某种危机而出现分裂，台湾才算进入政治转型的起点。1971年10月，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国民党的“法统”受到严重打击，必须向岛内寻求更多合法性才能巩固政权。1972年升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为“革新保台”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开放增额“立委”选举，二是大举培养和任用本土人才，前者“可以让党外人士透过选举逐步组织起来”，“成为党外政治运动的主要媒介”，后者则“代表当局承认‘党国体制’在省籍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成为党外政治运动的主要基础”。也正是基于此，作者不同意所谓蒋经国由上而下地开启或带领台湾实现民主化的说法，他只是在意识到镇压无效后才顺势而为，开放党禁报禁，当然他的决定是“明智”的。

无论如何，台湾实现了形式上的民主，特别是在2000年实现了政党轮替，民主政治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人民也获得了充分的公民权利，后续的命题是如何丰富和发展雏形初具的民主。这需要公民行动，需要公民去积极实践来之不易的自由。“民主不只是选举”，否则就会出现“人们选出了政客，把权力交给他们，然后成为看戏者”的局面。用学者李丁赞的话说则是，“我们的公民分别被蓝绿政客绑架，被吸纳进政治社会，变成政治社会的‘人头’”，而“大部分的社团仍然陷入‘治理化’与‘企业化’的逻辑之中，严重受到了政治与经济逻辑的侵蚀与殖民，民主的社会关系仍然迟迟不能建立”。不过，台湾的公民社会走向成熟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上，只要解决了公民权利问题，即公民不会因为参加社会运动而被喝茶甚至被劳教，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壮大就有了保障。对台湾而言，1970年代，通过办刊和串联组织起来的政治反对运动在“党国体制”的高压下崭露头角。1980年代，民众奋起争取各种被侵犯的权利，各社会群体也开始挣脱当局管制追寻自主空间，社会运动进入了黄金时期。1990年代民主化之后，台湾又从对抗性的“民间社会”进入参与性的“公民社会”，前者是民众要求政府退出社会领域，后者则是要求政府重新介入社会，但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社会与政府关系的重构。公民通过深度政治参与来改善民主治理的质量，建立平等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