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 “告别革命”了吗？

中国真的 “告别革命”了吗？

——再论茉莉花革命兼论国民党已经“告别”了的革命为什么还存在于共产党社会？

武振荣

1、革命的传统定义

在我们中国，人们熟悉的革命定义是由恩格斯所做出的：“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344页）。经过列宁的解释和毛泽东的引用，它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政治用语。所以，说“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家”或者说“共产党是革命政党”在茉莉花革命以前，怕没有人说不对。

可是呢？事情变化的真快，甚至出乎人们的想象。2月15日，中国吹起了“茉莉花革命”之风，5月14日，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俞可平著文宣称：“如今中国是告别革命的时代”。言下之意，革命和中国再也不沾边了。既然是这样，中国怎么会出“茉莉花革命”呢？如此的事情使我想起了寓言只的那一只鸵鸟，它一旦把自己的头埋在了沙子里，就相信世界已经不存在了。

茉莉花革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起了什么作用？本文不打算展开议论，只是说它一开始就把中国共产党从60年一贯的革命论者逼到了 “不革命”一端了。如果人们对于“不革命”的共产党历史有一种记忆的话，那么，1966年的人民大造反事件中共产党“不革命”、“反革命”的那一段历史就有可能被勾画出来啊。诚如俞可平所言 “ 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都不会想要革命，听到革命就会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胡锦涛智囊俞可平：政改是必然 中国告别革命(图)》），言下之意是，中国告别了文化大革命也等于告别了革命；因此，现在的中国没有革命，不存在革命！

我个人是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我有着许多不同于别人的切身感受和体会，从来就不人云亦云。感受与体会其中之一是：人民一旦革命了，共产党人一下子就被逼到 “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境地了。因此，在时隔45年后，人民对茉莉花革命的呼唤和向往又一次把共产党当权派逼上了当年的“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使得一个在革命起家，并且以“革命”的名义实行长期专政的党不得不否定革命。如果说许多人对于目前所出现的这一变化还不敏感的话，那么，本文就做出提示。也就说，在人民不革命时，共产党叫人民革命；但是人民一旦革命起来了，他们反过来压制革命、扼杀革命，鼓吹什么 “告别革命”的言论。朋友们：如果这里叙述的问题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构造，而不是和我们中国人民最近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话，那么，“告别革命”又什么不好呢？革命时代，人民没有肉吃，现在不是有了吗？

2、往事的回忆

理论——这东西是人为解决问题而闹出来的，可是，在许多时候它往往会成为人们的绊脚石，有的时候，它甚至把人要引入歧途。回想茉莉花革命之风没有吹来之前，我们中国人对于革命存在着多么大的迷茫啊？革命对于中国到底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它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的？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是一次性的，还是多次性？它应当结束，还是继续进行等等问题好像都存在着重大疑问，唯一没有疑问的是，革命与“暴政”、“专制”之间的关系似乎是“铁定”的。如果说在共产党一方，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因于共产党统治密切相关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那么，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之间和中国民运人士中间，“自由”发布意见所引起的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国家”——这样的问题即使可以撇在一边，不予理论，100年前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此后以各种名义兴起的无数次革命却是一桩桩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所以，在自由人士和民运人士还没有整理和解读出它的基本意义之前，革命价值面临解体的危机。年初，多亏了从中东吹过来的茉莉花革命之风，它把那些无用的废纸片全给刮走了，使将过“百岁生日”的中国革命之“头脑”，忽然间给清醒了许多。

于是乎，情况有了极大改观，那些过去曾经批判革命、反对革命的人也纷纷变成新革命的拥护人或者支持者了。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突然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映，说明了什么呢？本文关心的问题也在此。

3、网络之水所造成的茉莉花革命

所谓的“茉莉花革命”，其实是被互联网“激活”了的一种革命。就“激活”二字来讲，它在未被“激活”之前是“存在”的，因此，它不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东西，也不是什么“舶来品”或者“外来货”，这是我们认识它应该把握的第一点；第二点，它是网络之水造就了的革命，是在新技术、新传媒和新时代里“涌现”从来的新革命。

如果说传统革命是用“枪杆子”搞出来的，那么，茉莉花革命却是由网络的自由风气造成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革命在网络里卸载了传统革命的两要件：一革命的政党；二革命政党所创建和掌握的革命军队，进一步的观察便会发现，被卸载了的这两个要件都离不开一个数以数十年记的时间，也就是说，网络所“涌现”出来的这一场革命，是传统革命的模式无法描述的。在缺乏上述两要件的情况下，“涌现”出来的革命是人民直接上街的模式，其情形使人很容易联系起“搬家”过程中的蜜蜂出巢或蚂蚁出洞现象，是不可数计的一种生物学现象。与此相关的是，传统革命“数以数十年记”的时间，也变成了“数以天记”……。一句话，站在传统立场上看，根本就不可能的革命，毕竟是成功了。

没有一个成功得组织得很严密而且又非常庞大的革命政党，没有一个可以使这个政党自由运用的革命军队，仅凭乌合之众如何能够战败强大得“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获得成功呢？若不是突尼斯、埃及革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谁不认为它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问题呢？这样的革命在人们事前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却“涌现”出来了。

茉莉花革命之风，对于世界上所有专制、独裁的国家来说，都意味着一种“革命”的未来，它最终要把专制独裁者们吹得东倒西歪。

4、革命的“休眠期”或者“休眠着的革命”

就“激活论”分析茉莉花革命，产生了茉莉花革命的国家都在此之前发生过“革命”，突尼斯（1957革命）和埃及(1953革命)是这样，目前正在进行之的利比亚（1969革命）也是如此。就是说，此种国家的人民此前被革命“激动”过，只是在“激动”过后的一长段时间里，“革命休眠”了，是茉莉花革命之风，把“休眠”的革命吹醒了，这同时也意味着，被茉莉花革命所反对之政府大都是在革命中建立的，都曾经以“革命”的名义无期限的统治本国人民。照此而言，中国也不例外。100年前，中国就产生了闻名于世的辛亥革命，此后又产生了一连串的革命（包括中国共产党革命）,但是却同样遇到了“革命的休眠期”。因此，我有理由认为，茉莉花所“激活”的革命就是它——“休眠中的革命”。

和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茉莉花革命其实是“二次革命”，因此，它的“装置”是在第一次革命进行中就已经有了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喜欢它，它就存在；不喜欢了，就不存在的东西。“革命后”的社会如果依然存在着专制（不管它是什么形式的，叫什么名字），都是茉莉花革命滋生的温床，最终都要“茉莉花开”。

其实，被今天的人叫做“茉莉花革命”的事件，在1966年中国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中就已经发生了，并且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眼球，只是这一场革命在以毛泽东方式收场，并被毛泽东之笔圈点时，其价值就不易辨认了。所以，在高层禁止茉莉花革命的今天，俞可平的文章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吓人，一点也不奇怪。

其实，权力回归于人民，——这才是革命的要害。在任何时候——我补充说在“革命后”的任何时候——人民要求权力回归的行为都可以用“茉莉花革命”圈点。中国在1966年之前，权力不在人民手里，人民“造反”以夺取地方性政权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革命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在被打上了“错误”的标签后，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进入了“休眠期”，那么，从中东刮来的茉莉花革命革命之风，吹醒了它，从而使我们中国人对“革命”的人类一体性和世界一体性做了一次直接的观察。

现实事实是，在革命的休眠期内，人民心理产生了大面积的悲观情绪，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专制和奴役本身就是生活的法律，不可反抗之，只有老老实实的“认命”做奴隶，更何况缺乏两个革命的要件，专制政府是打不败的，茉莉花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如洪钟一样的像人民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革命绝不能停顿在人民去权力的时间和地点内！

议论至此，俞可平的“告别革命”的话还使我想到了另一类社会，在它里面，的确产生出了“告别革命”的现象。

5、台湾和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为什么没有受到茉莉花革命的影响，反倒在全世界范围内为茉莉花革命擂鼓助威呢？

俞可平的“告别革命”的话，如果指的是台湾和正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那么，我不反对，只是略做一些补充性陈述而已。就此，我认为在我们生活着的世界里，的确有一类社会“告别”了革命，如果说这仅仅是一种现象的话，那么，在它的背后却隐蔽着不为人注意的问题，本文试着研究它。

在对问题的进一步论证中，如果要继续使用“告别”二字，那么最简单的解释是一句话：只有民主才可能“告别革命”；舍民主之外，革命是没有办法“告别”的，只有“完成”它。

我的观点如果说有一点新意的话，那么，就是被“告别”了的革命事实上非但没有结束而且来得更频繁了。在专制条件下，革命或者是每隔“7、8年来已次”，或者每隔20年、30年、40年来一次，都是一种无序的东西，就如同自然状态里的大地震一样，有着“不测准”的性质，可是呢？民主的制度对之做出的安却是独具匠心的，以至于把“测不准”的革命细化在一种人为的以法律的方式固定的每间隔若干年就“革”一次“命”的秩序之中，是“天意性”的“不可预测”的、难以把握的革命，置身于一个事先安排好了的、按照准确时间、在确定地点，以确定方式发生的革命。也就是说等不到“想革命”的人发动革命，革命会“送上门来”。于是，革命——在不民主条件下因人受到极度压抑才爆发的行为变成为一种法律的“设计”、完全人“造”的东西。就此，你说人们已经“告别了革命”，我不反对，但是我认为，你的话之意思如下表达会更准确：每隔4年或5年，人们就“迎接”一次革命。

革命无非是改朝换代，可每4、5年就来一次改朝换代的运动就把革命“编排”为一种类似于“游戏”的行为了，就此，说革命被“告别”了的话，好像有点不妥，它事实上变成了民主条件下公民政治生活中的一道家常饭菜，没有了它，就没有了民主，没有了公民生活。政府在无灾无罪中换代，公民在无灾无难中革命。

就此，我们去分析，年初大陆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之风波，为什么在台湾社会没有引起任何紧张反映之问题，不就是一清二楚了吗？相反，台湾人民和台湾的政党反倒为茉莉花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擂鼓助威。就此，我说茉莉花革命是一面照妖镜，在它面前所有专制社会和独裁政府都会现出“不革命”的“丑恶嘴脸”不就是事实吗？哪些国家怕它呢？人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中国高层能够“告别”茉莉花革命吗？

其实，如果我们是研究问题的人而不是一伙愚昧无知的家伙，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认识到共产党专政的社会里依然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问题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理论，也不是一种普通认识，是关乎中国的生活与生命的重大问题。其实，毛泽东的晚年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于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达到的“高度”，也可以说弄得人人“都知道”（毛泽东语），只是，他的“革命”到最后被自己搞砸了而已；在毛泽东搞砸的那一场革命中，普通人有没有收获？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怎样搞砸了的问题，这里不做研究，我只是强调毛生前公开承认了共产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同样存在着革命。问题是，毛泽东搞砸了的革命，共产党人再也不敢搞了，这是一个傻瓜真理，和傻瓜照相机一样，用不着谁教，可在它的另一面，被毛搞砸了的革命，人民要重新搞，并且要搞成功，却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情节，俞可平“告别革命”的话，有意地联系着文化大革命，其用心之良苦用不着我揭露。

问题就在于，目前中国的茉莉花革命没有成功，被禁住了，但是，我们利用网络技术对于未来的茉莉花革命做一种模拟，试看一下它是一副什么样的图画？学生上街，市民上街，农民进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各级当权派人人自危，各地的人民群众自行成立自治组织，纷纷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街道上到处是游行示威的队伍，各级地方政府门前聚集造反的人群……，或者被夺权，新出现的政治高端人群再一次汇集北京，中央政府瘫痪，人大也许变成真正的人大……。此刻，那些平时龟缩着头的人们，摇身一变，变成呼风唤雨式的领袖人物，而那些平时“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的人，那些太子党人，那些窃国大盗，腰缠万贯的发了“改革财”的人会统统地胆战心惊……。看着这一副画，除少了个毛泽东外，不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大革命的克隆吗？

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今天热衷于倡导茉莉花革命的人中，没有几个想搞1966年的运动，可是呢？这个运动如果成功了，它无论如何都是1966年政治运动的克隆啊！

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可以说：“你说的不对，未来的茉莉花革命克隆的不是1966年，而是1989年。”如果这样说，我不反对，但是你的意思却留下了有待开拓的空间，不信，我就演绎一下如何？

未来的茉莉花革命中出现了“高自联”，是很容易预料的事情，可是呢？工自联，就不出来，农自联就流产了吗？肯定，你说“都出来了”；都出来这些组织干什么？你回答“要自己做事”；自己做事就没有障碍吗？你得承认“障碍相当大”，那么，发扬王维林只身挡坦克、北京市民赤手空拳地于戒严部队作斗争的精神，不是又回到1966年吗？如果在这个时刻，解放军突然宣布“站在人民一边”（如埃及茉莉花革命时的军队就拒绝镇压），那么，这种事情就排斥了1989年，却是还原了 1966年，又回到了我的观点上了。事实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在1966年中国大事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和“亿万革命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的历史事实，而今天的茉莉花革命义工在向中国军人们发出呼唤时（已经出现了“茉莉花革命告军人们书”之类的东西），揭去1989年的那一页，翻开1966年的这一页不就是更明智的选择吗？

在有观察能力的人的观察之中，人们在突尼斯、埃及已经发生了的和正在利比亚进行中的茉莉花革命图像中，与其说看到了1989年的事件的再现，不如说是看到了1966年事件之重现！在埃及的革命中，被中国人叫做“派性战”的事件在开罗广场上的上演，“保皇派”骑着骆驼冲击静坐示威的人群的画面，人们不会忘记吧？而进行中的利比亚茉莉花革命的“派性战”已经演变成为不折不扣的“两派战争”，是一个眼下的事实！

可见，“茉莉花革命”一词虽然是在描述1957年的突尼斯革命时产生的，但是在2001年的突尼斯再次革命中，它变成了一个世界流行语。所以，它虽然很时髦，其实所指之物却是一个早已被人说滥了的事实，我们中国人过去就熟悉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继续革命”或“天鹅绒革命”等词，都是对之的陈述，是说大凡以民主革命的方式建立的政权，无论其性质如何，如果在政治上没有一种民主的了断，就会使建立“革命政权”的那种革命再度发生。情况既然如此，那么经历了民主革命的政府如何应付它，就成为一个有很大选择余地的问题了。

主导革命后政府的人们如果真的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具有“宽阔的胸怀”，那么他们对于自己掌权的社会里的革命就不能不采取一种“承认”的态度，于此相关的是，他们在革别人命的时候必须容许别人革自己的命（瞧，这不是老问题吗？），如果这样的态度不是孤立存在的，那么他们对于将要发生的革命就不会采取断然的“取缔”措施了。他们必须容忍，哪怕此种“容忍”会造成他们手中政权丢失的危险，容忍也是必须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更大的选择在压迫他们：与其让自己的政党丢失政权，也不能造成压迫人民的事实。1986年后国民党的蒋经国和1990年前后的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就面临如此的选择，同样1966年的毛泽东和1989年的邓小平也都面临同样的选择。可是，他们应对的方式却完全不同，毛和邓，在面临共产党丢失政权的危机时，都最终忘记了他们口口声声念叨的“人民”，而站在了僵死的“保持政权”的一方。

1986年9月27日，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的130名国民党反动派们在公开挂牌营业时，当时的国民党可以把他们做为非法组织取缔之，并且相信费不了很大的力气，可是呢？看透了世界形势的蒋经国先生却力主国民党容忍，容忍的结果是14年之后，国民党政权的丢失。国民党失败了——国民党承认了这个事实，于是，它自己倡导的革命最终结果迫使它下台，如果说这种下台讽刺性地证明了“革命的国民党”之“革命”的“胜利”的话，那么，革命的辩证法之最后的赢家却是国民党。

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2月25日苏联巨变中，承认苏共失败的事实也包含着一种向人民低头的姿态。正因为如此，所以巨变的前苏联高官没有受到法律的纠缠，戈尔巴乔夫倒成为“另类英雄”的现实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对比地看，国民党在执政时期，苏共在专政时期，不都是也犯了屠杀、压迫人民的“罪”吗？但是，它的“还政于民”的后期行为等于“赎”了自己的“罪”，用不着法律的清算啊！

我假设1966年，毛泽东“还政”于广泛“分派”的人民；1989年，邓小平给学生和人民让步，那么，民主化后，就不会存在法律对前执政者的追究了。

传统革命者在某一个时间里取得政权——这不是一个值得非议的问题，只是他们在实际运用权力的过程里，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才变得日益重大了。在应对过程之，如果他们主动地让权于人民，分权于他人，或者还权于民，那么他们面临的危险仅仅是“和平地失去政权”，并不必然的附带“身家性命”，可是呢？如果他们在对应时间里，理所当然的对之做了“身家性命”的解读，那么，“身家性命”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啊。

7、茉莉花革命可以一劳永逸地镇压下去吗？

我在上面的言论中已经说道了如下问题，即全世界所有未经人民同意而建立的政权都在茉莉花革命面前瑟瑟发抖，因此，你见哪一个经人民选择而建立的政权在茉莉花革命面前要表白自己已经“告别了革命”呢？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岂非咄咄怪事？我说，在面临茉莉花革命时，中国高层的“告别革命”的表态乃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行为！

单就理论讲，中国既然已经 “告别”了“革命”，那么在中国要要搞茉莉花革命的人肯定是要搞“动乱”，不镇压行吗？无独有偶，在1966年和1989年的事变中，人民行为曾经被套上了“动乱”的罪名，这一次也一样啊！

既然中国的“改革开放”使革命过时，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不会如韩国、台湾或者美国、法国、德国等政府一样地淡然处之呢？为什么从2月15第一轮中国茉莉花革命之日起，专制高层就动用了“维稳”机器，保持绝对的高压态势，实行青天白日的“宵禁”呢？市民们连上街看花、散步及聚集的权利也失去了。到我写作此篇文章的今天，情况愈来愈危机，茉莉花革命是禁住了，但是，依据事物的一般法则，不当禁的东西给禁住了，可当禁的东西却又像雨后春笋地发生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北面，蒙古事件还处于胶着状态，南方又发生了新塘事件，中间加着专门针对政府的抚州三连爆和天津爆炸案，在这些突发性事件面前，“铁的专制”就显得非常脆弱和软弱了，这样的事使我想了古人的话：“仁义不施，攻守之势易也！”今天，这个“仁义”就民主啊！

其实，人们只要善于观察，就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高层人物已经是“黄土都壅到下巴的人”了，可是呢？他们却自我感觉还有“百年”的寿数，所以，他们遇到茉莉花革命时，就只有两种反映：一是骗，说中国已经没有了革命；二就是杀，镇压。固然杀人、镇压有一种刀下见菜的效果，可是统治仅仅靠它，可以维持多久？难道不是一个更大更可怕的问题吗？

前些天，香港人在纪念六四22周年时，打出了一个口号我非常赞成：“平反不如造反！”是说六四给予统治者们的时间与空间是有限的，执政党作为一个历史上出现的“有限公司”应该准确把握时机，对自己的自我应该准确定位，要不然，它不光是失败，弄不好就会丧身于万丈深渊。

8、茉莉花革命后会不会产生独裁？

在解释年初中国茉莉花革命时，我用“分布式装置分布式存在”的网络用语，提出了社会生物学上的“涌现论”（见《论茉莉花革命的聚集》一文，《民主论坛》上载），依据此说，茉莉花革命难以用对付传统革命的方式杜绝它，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参与革命的人行为组织方式经由网络之路，变成了一个网络世界才有的“社社会生物学”现象，观察它，就表面看，它一种是没有人刻意组织的“一窝蜂现象”，其实，它是一种高度的自组织行为。在这样的革命中，每一个人假如是一只蜜蜂的话，那么，一只蜜蜂并不比另一只蜜蜂有多余智慧的事情就杜塞了传统革命中的那种革命家“专政”的渠道了，所以说，革命的民主结果不只是在革命终端才出现，而是在革命“涌现”过程中发生的。

对比地看，传统革命的组织结构是很有特征的，孙中山先生说它是由“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三部分人组成的，毛泽东说它是“革命领袖、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此三部分组的话，都是一个意思，即在革命的框架中人立于特定等级（尽管存在着很大的流动性）之中。也就是说，人在革命初始就已经这样地被编排在等级性的革命秩序中了，而茉莉花革命却没有此现象，大家都是在“白痴”的基础被组织的，诚如一位科学家在描写蜂蜜搬家的决定是如何做出来时所言的那样：“这是一个白痴的选举大厅，由白痴选举白痴，其产生的效果极为惊人。这是民主制度的精髓，是彻底的分布式管理。曲终幕闭，按照民主的选择蜜蜂挟着蜂后和雷鸣般的嗡嗡声向着通过群选的目标前进”（见凯文·凯利著《失控》一书）。

如果把上面我说的茉莉花革命进程中的“民主性”于茉莉花革命都是“民主革命后”之现象联系起来思考，茉莉花革命这个眼下很时髦的革命也不过是我们中国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说过了的“民主革命的补课”啊！

2011年6月18日

《民主论坛》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