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劫

父子劫—胡同里的伤痕

1958年的夏天，市面上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公民们都在党的伟大号召下，比学赶帮，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的红旗与声浪震荡着全国所有的角落。一天下午，与这种气氛极不协调的事情发生了。小胡同的四号院西屋的李士君站在木凳上，把一根小拇指粗的麻绳拴个套，绕过自家里屋的房梁，把脖子伸到套里，然后双脚把凳子踹倒，希冀从此一了百了，结束年轻的生命。

偏巧，这时候同院北屋老王家的儿子老多来帮君哥钉苍蝇拍。见到君哥直不楞登地悬在房顶下，受到了惊吓。连哭带喊地跑到院子当中：‘君哥上吊了！君哥上吊了！’胡同里扑嗤扑哧地扇着芭蕉叶的大人们立即扔掉茶缸子， 不约而同地赶了进来。几个人用手托着士君，士君的老爹眼里含着悲泪站到凳子上，把儿子的头部从绳套里脱出。

大家把士君撂倒到床边，又是掐人中，又是按虎口，又是喷凉水。 一分钟后，士君醒了过来，在诸位邻居的面前，再也控制不住悲痛欲绝的情绪，这个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只说了一句：‘干吗不让我痛痛快快地走哇？’一下子放声哭了起来，似乎在埋怨这些救命恩人阻碍他奔向极乐世界。

邻居里的苏老爷子，杨大叔和王大婶宽慰了他几句：‘孩子，来日方长，不能寻短见呀，你走了， 你爸咋办哪？’喝了一碗糖姜水，士君有了点力气，说：‘我年纪轻轻，背上了右派的黑锅，影响了父亲，还有妻子和女儿。胡同里有人见我都躲着走，我成了胡同的一害呀！。’

还是苏老爷子书底较厚，虽不能说满腹经纶，却也识文断字。为了缓和这紧张的气氛，在众人面前讲起了《除三害》的故事。晋朝周处原为乡里一害，打架斗殴，性格粗暴。受乡间父老点拨，发誓改过自新，拳打南山虎，足踢北海蛟， 于是三害一并清除，百姓重归太平。快言快语的杨大婶说：‘老爷子，你说哪儿去啦。咱大君尊老爱幼，面带笑容，他可不是一害。大君， 甭听老爷子胡扯，咱这儿一害也没有，用不着让你去除。咱们都走吧，让他们爷俩也消停消停。’

大婶大妈们走后，士君爹的眼泪啪哒啪哒地掉了下来：‘儿子，你妈刚走一年，你怎么这样狠心，把我丢下呀。’儿子用颤抖的嗓音说：‘爹，我也舍不得呀。一想起未来四、五十年的黑暗和痛苦，儿子没有勇气去面对，只好以短暂的痛苦甩掉长期的苦难。’

说起这李家， 原本是温馨的一户。除了胡同里的两个小型资本家，一个开线庄的，一个开肥皂作坊的，日子过得较好的就是4号的李家了。

李进义原籍是河北衡水附近的枣强，与中华民国同龄，同日月。20岁时他带着妻子李冯氏从老家到北平来创业，落脚到劳动者群居的东晓市附近的药王庙前街二巷。这胡同里的人也都是从北平附近出来谋生混饭的，有织袜子的，有绱鞋的，有做帽子的，有当巡官的， 也有无业游荡抽大烟的。大家深知日子的艰难，对新来的邻居虽然没有举行欢迎的PARTY， 但也没有歧视排斥的敌意。

李进义在农村种过几年地，没啥技术。到四块玉的旧货摊买了一个小鼓。小鼓呈月饼形状，中有孔洞，洞面铺了一层牛皮。他做起了打鼓儿的生意，收购各种故衣、旧棉絮和旧布料的生意。买回来后，妻子缝缝洗洗，恢复成半新的模样，攒多了再到天桥马路边的撂地摊上去卖。剩下的破布头则由妻子用糨糊一层层的粘起来，晾干，打成袼褙。把袼褙卖给鞋铺纳鞋底。

三五年后，夫妻二人分掌内外，小有积蓄，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由于有了闲钱，李进义有时顺便收买一些价格低廉的陶瓷折扇等玩物。家里有了一套硬木的八仙桌，四个方凳，两个茶几。钱柜上摆着座钟，写着太师少保的红花瓷瓶，帽筒等。他最欣赏的是几把烫金折扇，扇子股有黑木和红木的。拿起折扇，拇指轻轻一捻，扇面啪地打开，显露出精美的山水画和文人雅士的题字。此外还有几张余叔岩、马连良等名伶的唱片，闲暇无事时，常常把手摇唱机上好弦，眯着眼睛，品着香茶，欣赏一段《打渔杀家》、《碰碑》和《白帝城》等唱段。

胡同里的乡亲们分成几等，有两户资本家日子最殷实，家中有几年的仓储。其次就是李进义了，口袋里也有一年的积蓄。第三等的是几个小业主，家有 一个月到几个月的储备。最差的只有几天的口粮，到了月底，就的东拆西借，勉强度日。经济的优越使得他有点刚愎自用，常常在街头议论某家如何不会过日子。他主张男人是耙子，女人是坛子，搂回的钱财在坛子里装好，不要漏出。邻居们觉得这个外来户有点各色。

李进义在和邻居聊天时，喜欢钻牛角尖，而且总是企图说服别人同意他的观点。争论的问题有张宗昌有几个小老婆，冯玉祥的老婆有几个麻子，张作霖到底是谁炸死的。别人对此也没多大兴趣，讨论也常常不了了之。

张学良擒拿蒋总统那天，李进义喜得贵子。起名李士君。为了给儿子过百天，李进义邀请了胡同里的三老四少，在大礼纱帽胡同的同福居摆了两桌酒席。邻里们高兴地来随分子，为小士君用银箔打做了一幅长命锁。席上有十道菜，木须肉，滑溜里脊，过油肉，焦熘肉，熘肥肠，炒肝尖，爆三样，炒佛手，糖醋鲤鱼和扒肘条。最后的主食是饭馆拿手的锅贴。喝的是陕西的西凤酒。

酒过三巡，李进义席间难掩内心的喜悦，仿照曹阿瞒的短歌行，横槊赋诗，连发感慨。向邻居叙述了自己奋斗的经历。他是1911年双10生的，儿子又是1936年的双12生的，都伴随着一个重大的事件，颇有天欲降大任于斯人的成功感。当场唱了一段谭派的大戏《战太平》，‘ 叹英雄失志入罗网。大将难免阵头亡。’ 同院的苏老爷子说：‘今儿个是喜庆事，你却唱华云被押赴法场，此乃不祥之兆。不如来一段《龙凤呈祥》或《红鸾喜》，起码也得来段《状元谱 》呀。’李呷了口酒，踌躇满志地说：‘吉人自有天相。命大的不惧鬼神。运好的不问吉凶。’大家为了捧场，只好随声应付，‘有理，有理，喝， 喝。’

有了孩子以后，妻子建议，每日在家以制作鞋垫为业。李冯氏虽然缠足，但能吃苦。经常到街上收购破布旧衫，到家后撕成布片，做成袼褙。丈夫把晒干后的袼褙剪成鞋底的形状，用缝纫机一圈一圈地缝成指纹型的图案。第二天到晓市摆摊出售。后来有了相对固定的客户，来自京津地区，有魏善庄的，有涿州的，有张家湾的，有马驹桥的，还有固安和杨村的。虽然利润不高，但维持一家三口的吃喝还绰绰有余。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北平换了名称北京，并定为首都。李进义对新政权并无反感，他胸有微墨，也算得半个读书人了。除了四书五经，三国、水浒也都读过。深知这天下分久必合的老理，也晓得有乱有治的天机。心想改朝换代的多了，还没有拿买卖人怎样的皇帝。但有时也动个歪脑筋，胡乱琢磨。他在胡同里聊天时和别人说：‘朱毛，朱毛，合起来，就是耗字。耗者， 鼠也。岂不闻鼠窃狗偷，贼眉鼠眼，该到了留神钱包的时候了。’众人不以为然，说他信口开河，不敢苟同。

抗美援朝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有人到院里敛钱募捐，买飞机大炮，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钱多的捐几毛，钱少的捐几分。李进义一见募捐队的身影，就躲到胡同北口西边的公共厕所。事后，他还振振有辞：‘高丽棒子是一群二鬼子，我见过。让我援助他们，呸！。唇亡齿寒，我这胡同离中国的嘴唇远着哪，觉不着寒。有那点闲钱，我还不如喝二两哪。’

李进义本来就有点孤高狷介，自以为是，和别人总尿不到一壶。解放以后，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接连发生。他的聪明睿智总是让他比大家落后半个相位。50年代初，街道上搞过一次轰轰烈烈的选举，成年人都有个选民证。这些劳动者头一次当家作主，有了选举权，积极投票。李进义却以为：‘几千年中国就没有选举一说，我看这不过是个过场，瞎耽误工夫，你知道这候选人就能为你办事？ ’三头牛、八匹马都拉不动他，只好作罢。

到了20世纪下一半的时候，李家有子初长成，士君已经是半大的小伙子，眉清目秀，聪敏好学。留个学生头，穿着学生装。1950年士君考进了家门口药王庙旁的第11中学，成了这个劳动者群居的胡同里的第一个秀才，眼看着儿子穿着蓝裤白衫，背着书包去求知识，李进义夫妻暗自高兴，盼望此子成才，为李家续香火，争一口气。

士君很爱学习，代数、几何、语文门门上心，成绩优异，常得到先生的赞许。放学后，身边总要围上几个小朋友，好奇地听君哥吹口琴，唱流行歌曲，讲故事。有时还把学校了刚学的几个俄语单词教给他们，几个孩子笨拙地发出蹩脚的俄文，鸬鹚鸡，噜奇卡，喀兰大屎，布妈嘎，逗死你大娘。李婶出门看到后，就说：‘真是个孩子头，逗死你大娘，还逗死你大爷哪。我怎么就不觉着可乐。你胡乱地教他们念什么哪？’

除了书本的知识，士君对乐器很有特长，不管是笛子，胡琴，甚至提琴，到了他的手里，都能鼓捣出个小曲来，有时还是洋曲。流浪者电影刚放完，他就在胡同里哼起‘大妈拉姑，大妈拉姑。’那些成天干活做买卖的掌柜的们不知道他唱的是啥玩艺。这当大妈的怎么跟姑奶奶干上了。

胡同里的大婶、大妈等家庭妇女也喜欢士君。他家除了几本四书五经，还有几套线装的小人书。这些主妇不识字，只对连环画感兴趣，常向士君借阅。经孩子指点一遍后她们也能辨认书中的人物，这是郑子明， 这是赵匡胤。从画面的动作也能猜出他们在干什么。其中有一套五本装的《千里送京娘》最受欢迎。于是，胡同里的男女老少都知道赵匡胤助人为乐不求回报的先进事迹。可惜被救的赵京娘却因为打动不了侠肝义胆，得不到太祖的爱情，最后郁郁而终。

1953 士君初中毕业，和临街的三个同学一起报考到国棉三厂当工人。另外二人是胡同南口油盐店掌柜的大儿子，小元，和西园子街上做成衣的资本家的儿子秃子。50年代初，新朝伊始， 百废待兴，初中生也成了宝贝。这三个小伙子随即被派往青岛纺织厂集训。士君成了纺织厂未来的机修工。李进义夫妻拿着儿子从青岛寄回来的虚光照片，尖领汗衫上托着一个鬓角发式的英俊的小伙。在邻居的夸奖声中，夫妻欢喜万分，盼望儿子归来后，成家立业，乐享天伦。

士君回来后，每天乘公共汽车到位于10里堡的国棉三厂上班。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由于有了点收入，士君开始注重穿着打扮，夏天雪白平整的衬衫，冬天一件制服棉袄，上边绕着一层半灰半紫色的毛围巾。当然，小分头上总要擦一层油。

一个时髦俊俏的小伙自然逃不出美女的明眸青睐， 两年后，士君就挎上一个亭亭玉立，身材高挑的姑娘，和他一起到青岛学习的挡车工。碰巧，姑娘也姓李，名淑芬， 家住朝阳门附近的南小街。白净的瓜子脸后甩着两条系着红绸的小辫子。两人的着装注重搭配，有时西式，有时中式。二人在胡同比翼出现的时候，大婶大妈都在评头论足，把这对金童玉女夸奖的不好意思，只好低头而过。

越明年，年轻的情侣喜结良缘，士君的父母花了几天的时间，把里屋打扫干净，墙上刷了一层新漆，又换了一层顶棚。一个新式的双人床，床上三铺三盖，被子都是缎面的，上面绣着百鸟花卉。李家又朝着兴旺迈进了一步。让胡同里土生土长没到过五牌楼的老乡们羡慕地流着口水，巴不得士君是他们的儿子，让他们也陶醉到这一幸福的时刻。

李进义虽然观点乖戾，风凉话不断。但他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一个安分的生意人。日本时期，他没干过汉奸的活儿，国军时期，他没问过政，中统、军统、蓝衣社他从不沾边。他一直是个体经营，家庭手工业，从来没雇用过徒弟或工人。因此解放后，无论是镇压反革命，还是三反、五反，都没他什么事。 尽管从花市到东晓市，有三、五个资本家受不了徒弟的揭发和控诉，自杀身亡。他却像一条自在的小鱼，在各式的鱼网间穿来穿去，没人抓他，没人问他，因为没人能找到抓他的理由。

50年代初是个紧锣密鼓天天运动的时期，虽然没人要抓李进义，虽然李进义又逃离了一次大网的捕捞， 但这次却开始了他的厄运。为了缩短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距离，北京首先开始了私营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方式就是合并成集体所有制。胡同附近的制帽业的业主们用平板三轮把缝纫机和大剪刀送到了在红桥附近的北京第六制帽合作社。鞋业的个体户合并到崇文鞋厂，两户资本家也交出了机器和门脸，成了国营或集体的新单位。

每天街上都是敲锣打鼓欢庆的队伍，有的表现积极的资本家还披上一朵大红花。当然也有白天苦笑，夜晚真哭的，几十年经营的产业一下子都上交了，以后得按时上班领工资了。一般老一点的业主可领到60元的工资，年轻的要少些。6帽社的技师的工资最高，每月有90多元。这次合作化运动如快刀斩乱麻，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大功告成了，中国消灭了资本家，私人企业，终于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然而在这一片土地上，也有个执迷不悟拒不合群的个体户，这就是李进义。他见了帽业二号院的赵掌柜就说：‘你这是把家底都端给人家了，以后不再有自主的权力，只能听喝了。’赵掌 贵则说：‘我不比你，我有徒弟，有剥削行为，没被打倒就不错了。’他见了三号院绱鞋的张师傅说：‘农村早就有了互助组，互助组就是有能耐的帮助没能耐的，勤劳的帮助懒惰的。像你这样苦干的人进了工厂就成了被别人利用的工具了。’张说：‘我一家老小6口人，被别人利用总比没饭辙要强。大家都这样，我不想出个风头’

李进义决定不参加合作社的事，叫人难于理解。北屋东头的苏老爷子劝他：‘进义呀，咱爷们少说也有20年的交情了。你这人没啥坏心眼，做买卖也实实在在，但过于争强好胜，自以为是。雁不能失群，虎不得落单。这次弄不好，你要吃亏了。大叔还是要劝你一次，毕竟我多吃了几斤咸盐，能多看一步。’

李进义回答说：‘谢谢老爷子的指教。我虽然看不起胡同里的张三王二，但我对您却以礼相待，尊重有加，佩服您的书底儿和智慧。但这一次， 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赵子龙面对曹军百万，七进七出，大战长坂坡。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集体的合作社。何况我的儿子已经顶事，拿着国营工厂的固定工资，没有后顾之忧。’

然而忧虑还是临头了。李进义加班加点，更加勤奋地工作，几个星期就积累了几百副鞋垫。可是原来的客户们也先后被集体化，生意的往来也从个人对个人上升到集体对集体。李进义 的销售链没了。它只好每天提着一大包鞋垫到天桥的地摊上廉价出售，连本都没赚会来。

这时，勤俭持家的贤内助染上了痨病，俗称肺结核。每天咳嗽不止，出虚汗，吃完午饭还要发低烧。病情发展迅速，没几个月，痰中带血丝，人也瘦起来。李氏父子带着她到处求医，可惜无药可治。1956年夏天，儿子刚结婚不久，李冯氏吐血而亡。为了给妻子看病，李进义变卖了缝纫机，留声机，给不到50岁就因劳累死去的妻子买口棺材，送回老家，入土为安。

李进义也只好停下做鞋垫的业务，开始接外活儿。为一个日用品合作社钉苍蝇拍。蝇拍的主要部分是一个大约9X12CM的矩形铁丝网，边上包着一层5MM宽的红色布边。李的任务是把这张网用两根铁钉钉到一个开了个小缝的竹棒上。工作简单，自然工钱就少。一个蝇拍能买上1 毛钱，他钉上两个才能赚回一分。 开始时，一天只能钉几十个，勉强换回二斤棒子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眼看着别人按时上班，按月拿钱，还有公费医疗，面对自己艰难的营生，李进义开始后悔没有加入合作社。好在有儿子帮忙，生活还算过得去。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李进义的落单使得家庭的一根经济支柱倾斜下来。一年后，另一根支柱，他的儿子士君也出了问题。1957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白家争鸣。各单位的领导都礼贤下士，征求意见。车间支部书记找了几个轻工骨干，开了个小会，里边就有二巷三雄，小元，秃子和士君。

小元知道老爹的一贯道背景，胆小怕事，见了领导就哆嗦，怎敢给他们提意见。秃子和士君没那么多的心计。秃子说：‘希望资本家出身的子女也能加入青年团，光荣一下。’士君建议：‘星期六早点上班，早点下班，好能从容地参加舞会。这也是领导关心群众生活嘛。’

几个星期后，领导们开会对职工的意见进行分析，从而推选出几个右派分子，凑上指标。很不幸，秃子和士君都被选中。厂里开始班组批判会，要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要戳穿敌人的阴谋。秃子和士君知道这回捅了个大漏子，方才领悟到祸从口出的大道理。奈何说过的话如泼出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两个小伙子后悔万分，拼命的检讨，承认错误，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可是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还是把他们打入了另册。到了1958年春，秃子和士君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

秃子的爹是有名望的资本家王百利，家底厚，即使失去工作，吃饭穿衣不用发愁。士君就不同了，爹这条腿已经断了半截，爹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今天，他这条腿也折了。开除的处分对于只工作了几年的士君如晴天霹雳，无法接受。一个人来到崇文门外的一家酒馆，喝了半桌子的北京牌生啤酒，可是应了祖先李太白的名言，借酒消愁愁更愁。

士君在酒馆门口哇的一声，吐了一大堆白糊糊的从输出端反馈过来的排泄物，歪歪斜斜地走回家中。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像僵尸一样倒在炕上。李进义闻到浓烈的酒味，大惑不解。儿子平时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今天这是怎么了？本来他想高兴地告诉儿子，儿媳妇生了个小孙女。

李进义不知道儿子发生了什么事情，爷儿俩还得相依为命。晚上一直守在儿子身边，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无法入睡。到了半夜，李进义刚要打个瞌睡，忽然，儿子猛地坐了起来，嘴里喊着：‘别开除我，别开除我，我还得养我爹哪。’

喊罢，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这夜半哭声如此之大，全院的街坊都披着棉袄走了过来，看个究竟。第二天，整个胡同、北口、南口都知道士君被厂子开除的事情了，在这平静落后的小区，这样的消息还是头一次。

孙大婶说：‘多好的一家人呀，老伴刚死不久，儿子又被开除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北屋的王婶说：‘多好的一个孩子，办事从不越轨，对父母也孝敬，怎么把他给开了？’

等士君平静下来以后，李进义对儿子说：‘你小姨子来过了，你媳妇在朝阳医院生了个女孩。’这样的喜事对士君来说，已经是三阶微扰，比起他被开除这样重大的事件来说，小如一根发梢。可是又给他沉重的心情加上一颗辛酸的法码。

还是子曰诗云的苏老爷子有见识，用历史知识开导士君：‘大君，俗话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 想当初，刘玄德失小沛，投袁绍，走新野，越檀溪，一生多少折磨，终于在半百之后复兴汉室，雄踞巴蜀。你才20几岁，前途无量，岂可被一时的背字遮住双眼。岂不闻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大君，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老天对你的考验呀。’

不管说到点上没有，士君知道天塌下来，扛不住也得扛。我倒要看看我的命运又多糟。想罢，止住泪水，换上一套干净衣服，直奔朝阳医院的妇产科来看新生的女儿。女儿刚刚吃饱，正在妻子怀里熟睡。看到女儿天真可爱的小脸，士君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忍不住说声：‘我当爹了。’

妻子问他：‘昨天小妹到处找你，你跑到哪儿去了？’士君没说过瞎话，这次竟然破了惯例：‘昨儿个和朋友喝了几杯啤酒，接着又打了半宿的百分。’妻子似信非信，只好点头接受。嘱咐他少喝点，别误了工作。

由于士君的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只好回母亲家去做月子。士君隔三差五的卖点东西看望母女。几个星期后，妻子忽然问到：‘出了事干吗不告诉我？对我信不过吗？’士君一下子慌了手脚，自知纸里包不住火，只好一五一十地把经过告诉了淑芬，然后说：‘我是怕你心里着急，得了月子病，才说了回假话。’妻子坚毅地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春。别怕，你我日子还长，出路总会有的。好在我还有分工资，够我和女儿用的。你再谋条生路，照顾好你父亲。’听了妻子一席话，士君心里突然明了许多，原来妻子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

可是到处都是集体化，公有化，有谁能收容一个失路之人哪？眼下，只有和父亲一起做苍蝇拍了。就这样，国棉三厂特殊培训的钳工技师丁丁当当地干起了手工活儿。真是有点庞统当知县，大才小用了。

丈母娘知道士君被开除的消息后，十分恼怒：‘我的闺女怎能嫁给一个右派分子？我的小外孙女生下来就背了个黑锅。’于是对士君逐渐冷淡起来，士君也有自知之明，到家探访的次数逐渐稀少。

八月，士君在看望妻子和女儿的时候，发现油头粉面的二赖子正和妻子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这二赖子本来是和他一起到青岛受训的，此人家庭条件较好，喜欢追逐女人。 他曾向淑芬示爱，遭到回绝。但贼心不死，这次趁人之危，对淑芬开始讨好献殷勤。士君和淑芬分居已久，感情逐渐淡化，加上二赖子油嘴滑舌，百般亲近，淑芬逐渐失去堤防，为他所动。

于是士君唯一的生存欲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打掉了，妻子移情别爱，女儿年幼无知。这次，他没喝酒，酒壮怂人胆。这次我不怂了，我要保持着清醒得头脑去见我娘了。回家之后，见了胡同里的邻居，他强作微笑，一一打了招呼。趁爹爹到加工厂交活儿，找了根绳子，捅破纸糊的顶棚，把绳子拴到房柁上，准备悬梁自尽。无奈命不该绝，被阎王老爷拒签。

自杀过一次没有成功的人往往分为两种。一种是矢志不渝，接二连三，直到成功为止；一种是如同淬火后的钒钢，变得愈加坚硬，再也不做自残的蠢事了。孺子可教，士君成了后一种断肠方知断肠痛的人，他要坚强地活下去，向传统的势力挑战，向命运的征途勇敢地冲杀过去。

第二天，他把妻子留在家里的物件包好，写好一纸文书，签好名字。 然后把物件和文书交给妻子，要求离婚，从而让他爱过的人去得到她需要的新爱，让他不懂事的孩子去找个干净的父亲。妻子被他的勇敢行为感动了，终于流下了左右为难的痛苦的眼泪，一对发誓白头偕老的金童玉女就这样地被一阵棍棒打散了。妻子拿出自己50元的存折，要送给士君，士君回绝：‘你和孩子比我需要钱，我宁可挨饿，也不会让你们母子委屈。孩子大了，你告诉她，她还有一个远在天边，为她祝福的父亲。’

妻子离散，女儿改姓，士君倒是觉得没了挂念，无家一身轻，踏下心来，跟着父亲一起做蝇拍。他的眼神好，手脚也麻利，比父亲一个人干活要好多了，一个月下来，爷儿俩也能挣上30多元，吃窝头足够了，每个星期，还给父亲买二两酒，一包开花豆。时不时地还能吃顿炸酱面，素炒柿子椒。士君接人待物也恢复正常，胡同里没有人把他当成右派，久而久之，他也几乎忘记了这个光荣的称号。

大跃进的风暴刚刚刮过，接踵而来的是经济萧条。当全国人民陷于饥饿全身浮肿的时候，1960年的寒冬，士君倒迎来了他的生活中的第二个亮点。

听朋友们说，背一口袋白面火烧到高碑店的集市上去卖，一个能买块儿八毛钱，不但能赚回路费，还能有点富裕。于是他要老爹一个人继续钉拍，自己变卖了两个硬木茶几，凑起了挖第一桶金的本钱。

拿着这点本钱，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收购粮票。凑了四、五十斤以后，他买了白面，请求胡同里的大妈、大婶家为他烤火烧，每烤10 个付给2毛的工钱。邻居们深知李氏父子的处境，同情恻隐让他们不好意思接受这点工钱。烤好以后，士君背个大口袋和同伴一起起个五更，乘短途火车来到高碑店。

不到一个小时就把火烧都卖出去了。士君捏着一大打人民币，流露出成功的喜悦。回家后，买了一瓶二锅头，二斤猪头肉，和父亲一起乐呵呵地庆祝了一番。然后，重复着人生大循环，买粮票，购白面，烤火烧，去高碑店。忙乎了一年，钱包鼓了，爷儿俩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胜地不长，盛宴难再，三年经济困难有所减缓之后，政府开始腾出手来，打击投机倒把的不法分子。连一首二胡独奏曲《赶集》也成了打击的对象。为了不在刀口上跳舞，士君结束了贩卖的生意。继续回家和父亲一起钉蝇拍。邻居们不愿看到李氏父子再受整治，也没有一个到街道办事处揭发检举。

平静的生活延续了五、六年，这小小的胡同又被文革的巨浪冲击得摇来晃去。地、富、反、坏、右里，右派屈尊第五。虽然爵位最低，但也占了黑边。尽管邻居们千方百计地呵护，结果还是有个不懂事的小孩向造反派说：‘四号院里还有个右派哪。’

造反派如获至宝，凭借着高度的无产阶级警觉，把士君揪了出来。脖子上挂个大牌子，每天早晨向领导报到，拿把扫帚像《空城计》里二老军那样打扫街道。造反派在一旁颐指气使，监督着这群没有出庭也没有刑期的犯人。这真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士君的眼前又是一片黑，这一次黑得他再也找不到生活的亮点。

几个月后，造反派玩腻了五类分子的游戏，企图把他们遣散。他们吊销了士君的粮食关系和户口，把他押送回他从来没去过的原籍，河北枣强，交给贫下中农去管理。

农协会的头头也姓李，算起来还是士君的远房堂弟。农民的阶级觉悟比工人阶级要低，更加注重的是祖宗留下的血脉之情。见士君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于是把他分到生产队的牲口棚，每天为几匹马，几头牛上料加水。这活儿较轻，还给他记满公分。

和北京的残酷批斗相比，这里成了避难所。不过没有一个熟人，每天睡在草垛旁边，感觉就像当年发配沧州的林冲。可是人家林冲还有散碎银两，可以用虎头皂银枪挑着葫芦去沽酒驱寒。他却没有这个条件。再说，林冲急了，可去梁山。我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还想再回到父亲身边尽孝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心字头上一把刀，这口恶气只好忍了。

生产队派人每天给他送来几个窝头，几块大腌萝卜，有时还带几根大葱，一包黄酱， 凉水管够。他这里一无报纸，二无收音机，世上风云变换如何，他全无所知。头发长了，就找把剪刀胡乱地剪上几下。胡子长了，用火烤焦，一捋而下。没钱买烟，他就捡来各种树叶，晒干，碾碎，再用旧报纸卷成大炮，抽上几口。他居然能品尝出不同树叶的味道，而且发现枣树叶卷的香烟最好抽。久而久之，他习惯并适应了这种环境。他知道他成了被社会遗弃的人，一个没有罪的罪人。

几年后，竟然来个一位不速之客。 士君的小姨子到附近的师范学院来上大学，一个星期天，她想起了在此落难的姐夫。姐夫曾经潇洒英俊，谈笑风生，在她10几岁的时候，姐夫就成了她心中的偶像。幻想着将来她也要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对姐姐的处境她也理解，都怪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个一方。

她买了瓶酒，二斤点心，两盒前门牌香烟。兴高采烈地来看望姐夫，希望给姐夫一个惊讶。没想到到了牲口棚以后，姐夫皮肤黝黑，眼窝凹陷，牙齿薰黄，双唇暗黑，须发参差。姐夫已经麻木，对她的到来毫无反应，更不要说惊讶。小姨子哭了：‘就是个魔窟，也不该把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整成这样呀。’士君无语无泪，他的泪已流干。只对小姨子说：‘谢谢你来看我。把我忘了吧，我不值得让你记在心里。天快黑了，你赶紧走吧。’

小姨子本来想告诉他，姐姐的第二任丈夫当了造反派，另有新欢。 姐姐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也很艰难。她知道姐夫对这样的事已经失去兴趣，只好擦干眼泪，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充军发配的场所。

士君走后，李进义孤苦无伴，形影相吊，日子凄凉。于是他把几件瓷器，折扇拿到珠市口的古董店，卖了百十块钱，到远郊区找来一位老伴，她还带个4岁的女儿，小点儿。本来收入不多，结果又请来两张吃饭的嘴。日子更为拮据。邻居们知道母子都是农村户口，常常四两半斤地支持一点粮票。老伴的娘家弟弟也有时送来半口袋玉米面。李进义写信给儿子，希望一家人团聚一次。然而士君对人生的乐趣已经冷漠，这时候，就是推举他去做国家主席，他也会无动于衷。

李进义的老伴是庄户人家，会过日子，知道丈夫收入微薄，难以度日。每天都带着孩子到龙潭湖一带挖野菜，有刺菜，麻勒儿菜，曲沫菜。然后，挎着篮子回家，给丈夫蒸一锅菜团子。李进义觉的很幸福，这毕竟比窝头就腌萝卜条要顺口多了。富人有富人的福，穷人有穷人的乐。一家三口和谐温暖，反倒招来了几个鳏夫、寡妇的羡慕。

过了两年，李进义常常感到胃部的刺痛，流酸水，他总是吃两片止痛药或胃舒平把疼痛压下。病情发展很快，常常在半夜疼得惊醒。他不得不花一毛钱挂号费，到东晓市的诊疗所去查看一下。医生说可能是胃癌，他们这小庙治不了这种病，得到大医院去彻底检查。李进义豆粒大的汗珠顿时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对这刚有几天暖意的小家，这可是无情的打击。大医院，他瞧的起码。他决定瞒着老伴和儿子，静静地开始了人生的倒计数的时刻。

唐山地震那天夜里，随着房屋的颤动，李进义吐了一口大血，叫了一声：‘士君呀！’双腿一蹬，告别了人世，结束了他后半生的凄惨压抑的生涯。对他来说，早一天走就少受一天罪。这回他彻底地解脱了，到西方的极乐世界找回在人间找不到的幸福吧。

进义死后，后妈托人给士君写了一封短信：‘汝父身患胃癌，于7月28日凌晨去世，节哀。 后妈‘

一星期后，士君收到沉如万金的家信。知道父亲亡故的消息后，他那双灰暗的双眼露出了一丝明亮， 他那弯曲的后背去掉了一个压了几十年的包袱，侍奉自己的父亲。父亲走了，他的顾虑也没了。他准备完成1958年没有完成的杰作，自杀。

他找来两根电线，用牙齿咬掉了包皮，左、右手各缠一根。然后咬破食指，在旧报纸上写下：‘想当年尉迟恭和宝林在白良关演了场父子会。今日里李士君在望乡台与父亲唱一出父子劫。’他紧握着两根导线头，用力地插进220伏的电插座。同时汇聚了全身的力量迸发出他在人间的最后一次怒吼。虽然没人听见，但却引起了马、驴、骡的恐惧与不安，呕啊呕啊地连踢带叫。随着一股刺鼻的黑烟，士君化作冤魂，告别了这不公平的人世。阎王爷同情他的遭遇，按他的请求，把他分派到第18层地狱，永远不来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