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亲历文革：窒息的语言环境

　　1974年，罗兰·巴尔特来到了“文革”中的中国。三十多年后，他的《中国行日记》在法国出版，中文版今年刚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时中国大使馆正式邀请罗兰·巴尔特访华，旅行者自付费用，官方安排旅行为期三周。巴尔特受到邀请，大概因为他是当时法国有名的左派，而且还是毛派。估计大使馆知道一点巴尔特在欧洲思想界的影响，但未必有兴趣或者有能力读他的《零度写作》、《神话研究》、《S / Z》。他们应该听说过他是符号语言学家，但他们还知道他是个烟酒之徒、是个对漂亮男臀津津乐道的龙阳爱好者吗？对此他们可能一无所知。当时各界的八卦情报能力没有今天这么强大。 

　　他后来让各方面都有点失望。法国的一般舆论以为，他访华回来，会像访苏归来修正对苏联乐观看法的纪德一样，修正他对中国的看法。结果他访华后撰写的《中国怎么样》，角度婉转，不讨论政治，相当善意地表达了对当时中国的理解——或者说不理解。而中国的“文革”领袖，如果企图影响、教育这些西方的左派，他们会更灰心。这本有趣的《中国行日记》告诉读者，从第一天开始，巴尔特从本能到理性，都极度厌恶那套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 

　　巴尔特把这些陈词滥调学术化地称为“砖块”、“俗套”、“多格扎”，以此指称毫无生气的政治化语言的修辞、句法和结构。进入中国之初，他几乎被这样的语言环境窒息：“所有信息的完全封闭，性政策的完全封闭。最为惊人的是，这种封闭是成功的，任何人，不论他逗留的时间长短和条件如何，都不能成功地在任何一点上突破这种封闭。”“就我个人来讲，我无法在这种激进主义、这种狂热的连续性、这种强迫性和偏执狂的话语中生活。”“没有任何偶遇事件、皱痕，没有任何俳句，细微差别何在？乏味吗？就没有细微差别吗？一周以来，我没有写作的激情，没有写作的快乐。枯燥，乏味。” 

　　这场旅行从头到尾足足二十四天。二十四天以后，巴尔特并没有精神崩溃严重抑郁，甚至连开始常常提到的偏头痛都消失了。道理何在？这本书给我的乐趣，就是仔细阅读后自以为发现了巴尔特自我拯救的秘密：别人能限制你胡说八道，可是没有人能挡得住你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是战胜乏味专制的小李飞刀。 

　　巴尔特是激情四射的同性恋。1974年的中国行，环境封闭，他的内心却越来越放荡，他的旅行注意力，越来越投向人的身体，投向与情欲关联的事物。正是这种以内抗外取得的平衡，维持了他的心理健康。 他们参观北京新华印刷厂，“索莱尔斯对品种繁多的校样非常感兴趣，而我，则对操作印刷机的那些身体（男人及女人）感兴趣”。 在上海，他观察陪同他们的作家叶雅理（音译），“他的秃顶受到他的严格保护，总是戴着鸭舌帽，把安全帽高高地戴在头上”。陪同他们的第二天，叶作家把裤子穿反了。 看杂技演出，他关心：“我旁边的小伙子是谁？他白天做什么？他的房间是怎样的？他在想什么？他的性生活是怎样的？他的领口很小，白色而且干净。两手细软，指甲很长。”他特别欣赏男手的白净、细嫩、柔软、湿热，在日记里反复提及。 复旦大学五位英姿飒爽的青年教师给法国人讲解批林批孔。巴尔特看着他们，思绪如野马奔腾：我会喜欢他们中间的哪一位？讨厌的又是谁？谁比较性感？这些教师之间有没有萨德式的关系？他们的身体…… 后来他们去了龙门石窟。那些石像美丽、雄伟、威严，可是他边看边想：“尽管有这一切，我肯定不会看到一位中国男人的小鸡鸡。可是，如果不了解性别，又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人民呢？” 

　　回法国之前，他在北京看了一场中国对伊朗的女排比赛。他被观众席里两个男孩子迷住了：“有十四五岁吗？他们正处在变音阶段，他们嗓音各异地讨论着这场比赛（有时，在汉语声调中有某种英语的东西）。若是在过去，他们想必会得到一位官员或一位地主的喜欢。” 

　　这位满脑子肮脏念头的怪叔叔最后活蹦乱跳地回到法国，没有多少伤害，没有洗脑。但花了一笔钱，赔上了大半个月，他们出发前想象的正经工作完成了没有？《中国行日记》里没有明确回答。倒是他另外的《中国怎么样》一文给出了结论：“我们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其人文科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又如何？我们撼动知识之树，好让问题的答案自动掉落，好重新汲取我们重要的智识养料。可什么也没落下来。我们只带回（除政治答案外）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