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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是人之趋明本性。美之极，也会成为一种力量，若水一般，看似柔弱，却极具穿透力和自然凝聚力。而人类尝试将美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清刘熙载《艺概》的第一句话就是“艺者，道之形也”。（下图是晋 戴逵的雕塑大道无形）
在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应该说是魏晋六朝。晋人的美感和艺术观，就大体而言，是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富于简淡、玄远的意味。很有趣的是，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这个强烈、矛盾、热情、生命彩色浓烈的时代，却在精神史上是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年代。也因此是最富有艺术精神和很高成就的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炫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等等，无不是光芒万丈，奠定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首先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晋简文帝的两个有才气的将军一个是桓温，一个是殷浩。有一天，桓温对殷浩说：”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就是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的典型例子。
魏晋人的艺术心灵与山水美的发现有关。美就来自身边简单和平常之处。据《世说新语》记载：简文帝入华林园，顾恺之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在欣赏自然的同时，又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超然玄远的意趣。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画了自己所游山水而悬于室中，并对着画很潇洒地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请欣赏下面的顾恺之的游园图：
如果我们细细品赏魏晋时代的画作，可以感受一种表里澄澈，一片空明，体现出一种最高的晶莹剔透美的意境。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之中。 持有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能够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中产生元人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潜移造化而与天游”的美的理想，而艺术家们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他们赞赏人格美的形容词象：“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月”，“玉山”，“玉树”，都是一片光亮意象。“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艺术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其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晋人的书法是这个性主义的代表艺术。到了隋唐，晋人书艺中的“神理” 凝成了“法”，于是“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下图可显示王羲之的书法之自由神韵：
这个时代的艺术大家们，有“一往情深”的情节和执着。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许多例子可列。他们生活态度很超然，但未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王戎语)。他们之中是哀乐过人，不同流俗。尤以对于朋友之爱，富有对人格美的倾慕。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
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这种追求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象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近代哲学上所谓“生命情调”、“宇宙意识”，人到中年才能深切的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己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执枝，泫然流泪。 王羲之另有两句诗云：“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这里，哲学彻悟的生活和审美生活，源头上是一致的。陶渊明的“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即事多所欣”，“良辰入奇怀”，写出这丰厚的心灵感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
值得一提的是晋人对“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之重视，培养成为一种高级社交文化如“竹林之游，兰亭禊集”等。玄理的辩论和人物的品藻是这社交的主要内容。因此谈吐措词的隽妙，空前绝后。晋人书札和小品文中隽句天成，俯拾即是。陶渊明散文化的诗句又遥遥地影响着宋代散文化的诗派。苏、黄、米、蔡等人们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
“道”，就是这宇宙里最幽深最玄远却又弥沦万物的生命本体。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也说绘画的手段和目的是“迁想妙得”。这“妙得”的对象也即是那深远的生命，是对“道”的真正认知实践。人生的美好就在于它是一幅倒叙的图画，只有容天地万物之异，赞殊途同归之妙，才能成至善至美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