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生涯（46）：小镇上的华人

我们搬来时，小镇上的华人其实有好几家。

我们认识的第一个华人是陈医生–我们的家庭医生，是房东老太太给我们介绍的；见了面才知道，其实陈医生只能说是祖籍中国。

陈医生祖上是广东，他出生在毛里求斯，中国一次也没去过；长着一张华人的面孔，他却一句中文也不会讲，即便是广东话也不会。

然而毕竟是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陈医生把我们看做是同类，他很遗憾自己不会讲中文，我就安慰他说这个不碍事，我的中文好，可也没多大用场–尤其在这个小镇上。

有两个香港人在HUSKY上班，是我的客户；一个广东人吴女士–前中国国家女子国际象棋队的棋手，也是谢军的师姐。

还有就是中医神医严大夫–针灸师，据镇上那些老外说，严大夫治不好的病基本可以断定是癌症。

再有就是中餐馆的老板，有好几个。

网上常听人说海外的中国人不抱团，这话也不尽然–我们镇上的中国人就是个例外。

2006年夏天，就业市场异常火爆，大公司抢人之风蔚然兴起，HUSKY ENERGY这个油公司里出了名的大抠门儿自然是留不住人才的，攒了几年经验后，大伙儿纷纷另攀高枝。

LLOYD也不美，从它的中文名字你就可以略知一二–劳埃德，怎么听都像是个土老帽；

人们看上它是因为这里工作好找，除了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大家都嫌弃它，没人真正想把它当成家。

所以，生活在这个镇上的中国人彼此之间会感觉分外的亲–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人我保证不会这样。

这不，马上就有人打电话来了。

就是STEVEN他们一家三口–MR. HE，MRS. HE还有他们的女儿MISS HE，是陈医生给的他们我家的电话号码。

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又来了两家，有一家竟然是我老乡，地地道道的河南老乡–加拿大的市场上也许缺洋人，但肯定不缺聪明能干的中国人。

小镇上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我是那种有人带头我就会跟着走的人，比如有人请吃饭我是从来不会拒绝的，当然如果有人提议到我们家吃饭，我也通常并不推辞–他们肯来帮忙做饭我是求之不得。

我们那时几乎每个礼拜聚餐，刚开始是因为只有我们家有房子，他们有厨艺–他们来加拿大比我们早；MR HE他们家红烧肉很拿手，我的老乡会做馒头和胡辣汤，MR LIU他们家的八宝饭要是在国内你不去星级饭店是肯定吃不到的，用上海话说叫”好得不得了，交关了”。

好景不长，大家都买了房子，请客吃饭变得更加勤快，我们开始感觉到压力，不能每次都带土豆丝，得整点花样出来，于是上网搜菜谱，下班回家照着练。

英语没见长进，做的菜倒是每天花样不断。

有饭吃，有酒喝的日子我很满意，吃过饭打双扣往往会一直持续到半夜。

开心的当然还有孩子，儿子那时候还没有出生，STEVEN的儿子比我们小当然就更别提了，我们四家那时候有三个姑娘，三个儿子，外加吴女士的混血女儿。

孩子们通常最先吃完，玩儿对他们来说更重要，再说了，他们没吃饱你也没法安心地坐在那儿。

国内的时候，我们也常吃饭–同事间，朋友间，不过绝大部分的时候是在饭店里，那里的味道你自己在家里是做不出来的，吃完饭抹了嘴巴走人，不用洗碗收拾桌子，除了很高档的饭店，经济上你也负担得起，吃饭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谁家里有那么大的房子，也没有人有闲工夫去做一大堆菜。

在家里吃得最多的是和同事阿旺他们家，我们两家住上下楼，他女儿比我女儿大两岁，晚饭烧好了，搬到一块吃的时候有不少；家里地方小，六平米的厨房兼饭厅，一个小桌子一边得靠墙，啤酒没地方放，就打开卫生间的门放卫生间里。

这些东西，加拿大本地出生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告诉教会的朋友–那个大胖子，说我们家以前住的房子卫生间是1平方米，他吃惊得眼睛都圆了，说这样的卫生间，他只能是倒着进了。

中国的胖子比加拿大少，这会不会是一个原因呢？